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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廊庙忧虞里，风尘惨淡边。
早知烦汗马，悔不是留田。
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
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
七绝是“最诗人”的体裁，假借学问不得。朱子七绝，亦自有风神高远处，如《寄诸同寮》：
把酒江头烟雨时。遥知江树已芳菲。
应怜倦客荒茅里，落尽梅花未得归。
其他佳制，难以缕列。今人熟知的朱子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本质上还是押韵的语录。至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也只是口水话而已，说明不了朱子的水平。总体来说，朱子的诗虽然未足与屈、陶、杜等大家同列，但已足为名家。胡应麟认为，朱子的古体诗为南宋第一。南宋诗运转衰，只是相比极盛的北宋而言，自身仍是作手泉涌的朝代，胡应麟这个评价不谓不高。朱子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深具诗性，可见其气象之大。
剧谈篇
至情至性孟浩然
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洲复何在。
——孟浩然《岁暮海上作》
孟浩然是一个在古代读书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心希望仕进，然而始终难偿所愿，最终以布衣终老。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会发现许多有所表现的人物都有过一官半职，或是曾经在科场上获得过功名。然而从情理上看，这些人都只能是少数，历史上更多的人，其命运与孟浩然相同。
从孟浩然的诗作看，他毫无疑问是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在唐代，尽管中了进士并不意味着马上可以做官，但进士这个荣誉，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白居易二十七岁时中了进士，在同一批中举的人里年纪最小。当时流行的做法是，新科进士要到大慈恩寺里的大雁塔题名，白居易这样记录此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骄傲之意，溢于言外。
白居易可以说得上是幸运儿了，孟浩然显然缺了这些运气。他有志用世，却一直得不到命运的垂青。在他的诗集里，像“黄金然桂尽，壮志逐年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这些句子，就是失意生涯里低落心情之表现。
这首《岁暮海上作》，可能写于孟浩然前往东海边拜访朋友张子容的时候。“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取用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句话，说自己的“道”无法施展，也像孔子一样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斗柄即北斗的第五至第七星，观其方向变更，可以推测节候的变化。作者浮海看斗柄，惊知一年又过去了。
“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此处“虚舟”是指轻捷之舟，这两句说自己驾舟随心前行，有时停下来垂钓，垂钓只为自己惬意，并非像姜太公那般是为了等待周文王。此处写的是委心任运的态度。“为问乘槎人，沧洲复何在”，乘槎即登天，末句沧洲是泛指隐者居住的水边之地。最后两句是说：我随心行走世上，若是遇到那些准备进用的人，就问他们沧洲这个地方还存在吗？
这首诗处处透出归隐的态度，略显刻意，当然不一定是作者的真实心情。《新唐书》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孟浩然来京城之后，与张九龄、王维等人交好，王维私底下邀请孟浩然到宫禁内的翰林院做客，不料唐玄宗突然来访，孟浩然惊慌之下，匿藏到床下。王维不敢隐瞒，如实告诉玄宗。玄宗说：“我一早就听过他的名字了，何须藏起来？”于是孟浩然出来拜见玄宗。玄宗请他读自己的诗，当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时，玄宗不高兴了：“你并没有求仕，我也没有弃你，你为何污蔑我？”于是将孟浩然“放还”，不予取用。
此故事流播甚广，但应该是小说家言，真实程度不高。因为对于王维来说，私下带平民进入宫禁重地是违法的事，他要与孟浩然相聚，有很多合适的地方可以去，没有必要干犯法律。另外，王维当时的官职是拾遗，级别不高，却能让玄宗到访，理有不通。
不过，在这个可疑的故事里，却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孟浩然性情率真，不会谄媚他人。当他面对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唐玄宗时，还会念出“不才明主弃”这种不讨人喜欢的诗句，如此举动，与他平时那些至情至性的表现是一致的：晚年时，孟浩然背部生疮，在即将痊愈的时候，恰逢老友王昌龄来访，他不顾有病在身，纵情与友宴饮，导致毒疮复发而去世。
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里感慨地说：“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的确，在仕宦这条路上，有太多的人斫丧了自己的天性。像孟浩然这般至情至性之人，没能进入仕途，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王维气格柔弱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王维《凝碧诗》
这首诗的原题目很长：“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由于此诗的内容与凝碧池有关，所以后人也简称它为《凝碧诗》。
此诗的背景是这样的：安史之乱中，叛军攻陷长安、洛阳两京，唐玄宗出逃，王维扈从不及，被叛军俘获，他服药取痢，伪装得了哑病，试图避免与叛军合作。但这并没有起作用。安禄山素闻王维大名，派人把他送到洛阳，拘禁在菩提寺中，强迫他出任给事中一职。这成了王维一生的污点。
诗题里的“供奉人”，是指那些侍奉天子的词客艺人，譬如文士、乐工等。在安史之乱中，不少供奉人的命运与王维相同，也被叛军俘获。当时王维在拘禁中，好友裴迪来访，说起叛军在凝碧池上设宴，强迫李唐的乐工奏乐。有一位名叫雷海青的乐工，将乐器投掷在地上，西向痛哭。叛军见状，马上将他肢解，以此威慑那些心向李唐之人。王维知道此事后，心中悲愤，向裴迪口占了这首诗。
安史之乱平息之后，唐朝对那些曾经出任伪职的人逐一论罪。王维也在待罪之列，因为写了这首诗，打动了唐肃宗，同时弟弟王缙也请求削去刑部侍郎一职为兄长赎罪。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王维得到了唐肃宗的赦免。
王维信佛，世所周知。章太炎的《国学概论》有这么一个说法，“直接研究佛法，容易流入猖狂。古来专讲佛而不讲儒学的，多不足取，如王维降安禄山，张商英和蔡京辈往来，都是可耻的”。这里所说的“猖狂”，不是今日通行意义里“狂妄”的意思，而是取《庄子》“猖狂，不知所往”之意，即“不知道往哪里去”。章太炎这是在批评王维在重大人生节点上不知何去何从，以致失身事贼。
章太炎这番话是符合身份之语，因为章氏本人精研佛理，品格也非常峻洁，经得起这句话的反诘。对于王维来说，这也不算是苛刻之论。唐代宗时，王缙成了宰相，代宗喜爱文学，常向王缙索取王维的诗：“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王维当时的诗名有多高。
一个深受一国文化礼敬的人，也意味着承担了一国文化对他的责望。中国文化素重气节，然而王维却在大变来临之时，气节有亏，虽然自己事后也引以为耻，但终不能逃过后人的批评。后人若是赞赏他的这一选择，则只能意味着王维一人成功了，中国文化失败了。
不过，对于作为具体生命的王维来说，他的这一表现又不宜被深责。毕竟人生之难，最在一死。当白刃加于眼前的时候，要求人就死殉节，是不近人情的。从古至今，不知多少虚伪与惨剧，就在这些严苛的要求中发生。
从人生痕迹看来，王维绝非无行之人，他受过贤相张九龄的提拔，当张九龄因李林甫的谗害而被贬到荆州之后，他写下了《寄荆州张丞相》一诗：
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
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
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
目尽南飞鸟，何由寄一言。
这首诗情致深长，暖人心脾，可见王维心性之淳良。他投降安禄山，也并非心甘情愿，而是生死所迫，为人生最不得已之举。
中国文化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既重气节，也行恕道。重气节是立下做人的大本，行恕道则避免了咄咄逼人。后人评价王维，很少以死相责，也并没有因为他投降安禄山一事而抹杀了他的诗歌成就，这是对他行恕道的表现。
关于王维的诗作，胡应麟的评价最为得当：“众体皆工，而不免为名家。”不予王维大家之目。清人张谦宜点评《凝碧诗》说：“此谓怨而不怒。”这看上去是赞美，实际上恰恰是王维的弱点：能怨而不能怒。古来衡定文学成就，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就文字功夫而论的，还要看人的力量。王维的生命气格偏柔弱，这能助他免去祸灾，却不能振动人心，宜乎他的作品在当世享有盛誉，在历史上却只能退居二流，不能与屈原、陶渊明、杜甫这些大家争长。
乱世人物的英伟气象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王维《夷门歌》
常见的文学史谈起王维，一般将之与孟浩然并举，贴上“山水田园诗人”标签。其实，王维诗集里有相当数量的豪健之作。当代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在《中国诗歌史论》一书中说：“王维作品里，山水田园诗仅占四分之一，其述豪侠、咏边塞、陈闺怨者，无论质与量，均不逊于山水田园。比诸岑参、高适，亦无愧色。豪健佚荡，岂旷淡清逸云云所能局限？”
这首《夷门歌》，就是王维的豪健之作，所咏的是侯嬴与信陵君一事。战国时期，秦兵攻赵，赵公子平原君向魏国求救。魏王发兵救赵，受到秦国威胁，于是命令军队止步，持两端而观望，这实际上是坐视赵国灭亡。在这个危急关头，魏公子信陵君采纳门客侯嬴的计谋，奔赴魏兵大营，杀死不同意救赵的将军晋鄙，夺取兵权，继而退却秦兵。
侯嬴是魏国都城大梁夷门（东门）的看门者，信陵君早前听闻他的名声，就去结识他，并赠送了厚重的财物。侯嬴不接受，理由是：“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其后，侯嬴带信陵君去认识自己的朋友朱亥，其间故意与朱亥长时间立谈，偷看在一旁执辔等待的信陵君，只见他气色温和，态度恭谨，没有半点不耐烦的意态。侯嬴向信陵君介绍，朱亥虽然是一个屠夫，但“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信陵君于是数次拜访朱亥，而朱亥并不回访致谢，信陵君颇以为怪。
当其时，信陵君名重天下，是各国权贵与游士争相结交的对象。侯嬴与朱亥却在与信陵君的交往中独标一格，看似很无礼，但其实他们看重的是大礼相报，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侯嬴为信陵君献出救赵奇计后，估计信陵君已经到达军营，北向自杀；而朱亥则与信陵君一起出发，为他夺取兵权立下大功。
侯嬴与朱亥的行迹，与春秋战国之交的豫让相近。豫让是晋国人，曾经在晋国六卿之中的范氏、中行氏门下做过事，不受重用，于是改而投奔智伯，颇受赏识。不久后，智伯被赵、魏、韩三家合力灭掉，其中赵襄子最恨智伯，便将智伯的头拿来盛酒。豫让于是发愿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
第一次刺杀，豫让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赵襄子擒获。赵襄子认为，这是一个义士，不能杀，将他放了。其后，豫让吞炭漆身以改变容貌与声音，再度行刺赵襄子，又被赵襄子擒获。赵襄子责备豫让：你不是曾经为范氏和中行氏做过事吗，他们被智伯灭了，你不替他们报仇，为何反而替智伯报仇？
豫让告诉赵襄子：“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赵襄子闻言，流泪叹息，但明确表示这次不会再放过他了。豫让请求赵襄子脱下衣服让他击刺几下，以图有面目到地下见智伯。赵襄子同意了。豫让拔剑刺了几下赵衣，然后伏剑自杀。赵国志士听闻此事，无不为之流涕。
和豫让一样，侯嬴、朱亥亦以国士之礼回报信陵君，这种风气盛行于战国。《礼记》说：“礼也者，报也。”受人礼遇，当思回报，这就是所谓的礼尚往来。关于侯嬴自杀的原因，后世论说纷纷，其实《史记》已经点出。信陵君出发救赵的时候，侯嬴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以送公子。”信陵君此行可谓吉凶难料，作为深受公子礼遇的人，侯嬴认为自己应该与公子共赴艰危，然而自己老了，做不了事情，于是自杀以为报。“臣宜从，老不能”，这个“宜”字很重要。《中庸》：“义者，宜也。”一个人临事每自问“应该做什么”，这是尚义；如果总是问“做什么最有好处”，那是趋利。对于侯嬴来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求的不过是“礼义”二字而已。
朱子评价战国文章说，乱世之文有英伟气。这“英伟”二字，也可用来形容战国人物。侯嬴、朱亥、豫让等人的行为，后人不必尽然效仿，但在他们身上，无疑具有一种迥异于流俗的英伟气象，而支撑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