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者想要述说的是严光面对高官厚禄时不为所动的心志。
“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鼎是国家大器。这两句是说，能够使东汉政权稳固的，是桐江边上严光的一把钓鱼竿。这两句在字面上不是很好理解：区区一个隐士，如何能够延长汉祚？
这一耐人寻味的节点，就是黄庭坚深具特识之处。
钱穆先生论史，推重那些“无表现”的人物。这是一种高卓的眼光，与黄庭坚这首诗的用意相通。历史人物有很多种，有的是有表现的，比如刘邦、项羽、诸葛亮，无论他们的事业是失败还是成功，他们终归有过耀眼的表现，被史家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人深刻影响历史进程，自不必多说。与此同时，历史上还有一些“无表现”的人，他们没有事功，地位也不显赫，甚至没有著述留下，但这些人也一样在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今人看历史，往往对那些无表现的人不甚关心。古代史家则不同。在孔门弟子中，颜回没有事功，也没有著述，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孔门弟子之首。太史公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一个讲的就是颜回。这是因为，颜回深刻影响了后世人心。
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居于陋巷，处境很差，然而始终保持求道之乐。可见身外的情况如何，丝毫摇动不了颜回的向道之心。这是一种强劲无俦的人格力量，润养着历代的仁人志士。
不过，那些以恶衣恶食为耻的人，是无缘得到颜回之风熏陶的。当然，这一类人，入不了孔子的眼，因为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东汉末期的隐士管宁，也可谓是无表现之人。他和华歆是好友，两人早年一起读书。有一次，二人同在园中锄菜，看见地上有一片金，管宁依旧挥动着锄头，和看到瓦片石头一样没有区别，华歆高兴地拾起金片，犹豫一会儿才扔了它。又有一次，某达官贵人的马车从他们的读书处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完全不为所动，华歆则放下书出门去观看。回来之后，管宁对华歆说：“子非吾友也。”马上与华歆割席绝交。
后来，华歆做了大官。管宁则讲学教化一方，对于官府的屡次征召，他都拒绝了。历史褒奖了管宁，割席故事流传后世，滋育国人重道不重势的精神。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人物》（收录于《国史新论》）一文里谈到管宁与华歆，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现。有表现的，或许还不如无表现的。”
严光也好，管宁也罢，都是看重名节之人。在东汉，这一类人可谓不胜枚举，梁鸿就是其中之一。少年时期的梁鸿，到太学去学习，不肯与人同食，坚持自己做饭，同学先做好了自己的饭菜，然后通知他可以做饭了。梁鸿说：“童子不因人热者也。”于是灭掉炉灶的余热，重新燃火做饭。后来，“不因人热”成了一个典故，意谓不仰仗别人。
与颜回一样，东汉这些重名节的人，身上都有巨大的人格力量，他们对后世的贡献，亦不可限量。有这些人的遗风在，东汉可谓不亡。宋人任渊注释黄庭坚这首诗时说：“东汉多名节之士，赖以久存，迹其本原，政在子陵钓竿上来耳。”这个解读，探得作者深意。
这些无表现之人，胜某些有表现者多矣。
言与人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宋之问《渡汉江》
这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代表作。关于此诗的作者，还有另一个说法是李频，不过李频没有被贬到岭外的经历，故学者多认为是宋之问所作。在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里，此诗就被安放在宋之问的名下。
众所周知，宋之问曾经依附过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后来被贬为泷州参军。泷州在今日的广东省罗定市，在唐朝时是很僻远的地方。在岭南没待多久，宋之问就逃走了，偷偷潜到了洛阳，《渡汉江》就是在这条逃回中原的路上作的。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宋之问不仅依附权贵，更做出过卖友求荣的事来，“深为义士所讥”。关于宋之问做过的坏事，史家说法很多，但基本都认为这是人品卑污的人。《唐诗别裁集》在收录宋之问的作品时，还因此做了一个特别说明：“不以人废言，故薄其行而仍录其诗。”
宋之问其人无行，其诗却能传世，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事例。这个关于“言与人”的问题，值得一说。
1948年，钱穆先生在无锡的江南大学教书，应友人之邀，写一些随笔发在报刊上，当年就结集成《湖上闲思录》一书。
第二年，他离开大陆，仓促之间，没有带上这本书的稿子。
1958年，即在写下《湖上闲思录》十年之后，钱先生在香港重新看到了这本书，当时他的心情是这样的：“再自披览，即篇题亦都忘却，更不论内容所涉。循诵而下，恍如读他人书。乃深幸此人谈吐，与其平日素所蓄藏，无大悬别，此亦大可欣喜之一境也。”
这段文字，见于钱先生为此书写的跋文里，可谓儒者本色。“乃深幸此人谈吐，与其平日素所蓄藏，无大悬别”，看到这句话，我想起了《明史》里的一个故事。
1402年，朱棣的军队围攻南京，所谓的“靖难之役”至此到了尾声，建文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后来成为一代名儒的吴与弼，当时就在南京城中。他的父亲吴溥是建文帝的大臣，城陷前一晚，吴溥约上同僚也是邻居的王艮、解缙、胡广等人，一起在自己家中商讨何去何从。
解缙先是陈说大义，誓死效忠于建文帝。胡广是建文帝钦点的科考状元，也接过解缙的话，表示绝对不能变节。
两人都说得慷慨激昂。众人之中，唯独王艮流泪不语。
谈完之后，胡广、解缙、王艮各自散去。吴与弼年纪尚幼，他对父亲说：“胡叔能死，是大佳事。”
吴溥说：“不然，独王叔死耳。”
话音刚落，他们就隔墙听到胡广对家人说：“外喧甚，谨视豚。”意思是说：外面喧闹杂乱，去看好家里的猪。
吴溥闻言，对吴与弼说：“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意思是说，都已经是这种时候了，胡广连一头猪都舍不得，怎么可能会舍生就义呢？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解缙主动出城投降了朱棣，第二日就向朱棣推荐了胡广。朱棣召胡广，胡广到来，向朱棣叩头谢恩。当然，与解缙、胡广一样选择了迎降朱棣的，还有吴溥。
只有在胡广家里流泪不已的王艮，当晚回家后立即饮药自尽，以此报答建文帝的知遇之恩。
后来，吴与弼终生不仕，躬耕自足。他在坚苦治学之余，热诚接引后进，名儒陈献章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在大变动来临之际，诚然不能对每个人都责之以死。然而每当遇到这种关键时刻，人们总会发现，要做到“言行一致”却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话音铿锵、言之凿凿的人，其行为往往与言谈匹配不上。解缙和胡广就是很好的例子。
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有善言的人，未必有美德，所以“不以言举人”。另外，没有美德之人，可能有善言，所以“不以人废言”。
这句话只是在强调一种理性看待言与人的态度，不能因此推断孔子认可言行不一致之事。否则，就是厚诬孔子了。
孔子是非常注重言行一致的。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番感叹，是因弟子宰予而发的。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宰予是“言语”科的代表人物之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宰予“利口辩辞”，说明宰予是一个非常能说会道的人。
《史记》记载了孔子对宰予的评价：“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大概是因为宰予言语精妙，以致孔子一度对他评价很好，然而宰予的言与行并不相符。孔子知道了之后，承认这是自己的一个过失，主张不能以言取人。
在孔门弟子中，子贡和宰予一样，也是“言语”这一科的代表人物。孔子对子贡说：“予欲无言。”然而孔子又说：“吾与回言终日。”一方面，孔子向子贡表示自己不想说话，另一方面，孔子却能与弟子颜回“言终日”。
这不矛盾。颜回在视听言动之间都躬行自己知道的义理，与这样的人谈话，不会嫌多。子贡则是“不受命，而货殖焉”，又喜欢从孔子的言语中求义理，所以孔子对他说“予欲无言”。
远至宋之问，近到汪精卫，这些人的品格不堪问，他们的作品若是文辞好，也能够存留下来，这是后人躬行孔子“不以人废言”这一义理的体现。再进一步说，这些人的作品也仅仅是得以存留而已，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不可能再高，因为其人无行，对作品缺乏足够的支撑力量。一部唐代文学史，即使把宋之问的诗删去，于唐代文学而言并不会有什么损伤。
风气转换，今日所见，年老的习惯于诈唬年轻的，年轻的汲汲于依傍年老的。大家都忙得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反躬自问言行是否一致，或许是很多余的一件事了吧。
匹夫有责的责
山雨初开一望之。似无筋力可登危。
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
今岁江南犹有酒，吾曹天下谓能诗。
肯来吊古酣歌否，恰放黄花一两枝。
——方回《九日约冯伯田、王俊甫、刘元辉》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宋末元初人，曾经迎降元人，并接受了元朝政府授予的官职，可谓大节有亏。不过，从“不因人废言”的态度看，他的诗是可代表宋元之交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这首七律是方回的代表作之一。当代著名诗人、学者陈沚斋先生评价此诗说：“老健则似后山，然比其《九日寄秦觏》诗更为朴拙，真如百炼精钢，外表浑如黑铁，掷地则铿然而鸣。”（《江西派诗选注》）诗人看诗人的眼光，总是独到而深邃。
我们且来看看下面这首诗：
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
九日清樽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
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
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无地落乌纱。
——陈师道《九日寄秦觏》
仔细比对一下上面两首与重阳节有关的诗，不难发现，确实如陈沚斋先生所说，《九日寄秦觏》不如《九日约冯伯田、王俊甫、刘元辉》朴拙。前者的格调虽然老健，但还是有风华的，里面涌动着登山临水不可无诗的雅兴。至于方回之作，则全然不见风华，而只有深心的悲怆了。
从内容可以看出，方回约朋友一起相聚喝酒，借此发出这么一番感慨。关于“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一联，陈沚斋先生认为：“方回生于乱世，平生事多乖违，言行亦每不相符，人格自卑卑不足论了，但本诗两句的感受还是真实的、深刻的。”
值得一说的是，第三联“今岁江南犹有酒，吾曹天下谓能诗”，语虽慷慨，骨子里亦是悲切之音。
方回是一个令后人喟叹的人物，他的诗写得比宋之问好，如果他立身严正的话，或将成为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宋朝遗民。可惜的是，降元一事的发生，注定了他的生命不可能有感召后人的力量。人格有亏，固然不能废其作品之美，但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一类人终究不被后人珍视，则是显然可见的。在这一点上，宋之问与方回的命运相同。
士大夫在夷风猾夏的时势里，更应着力于著述或讲学，以延续文化命脉。这种人多了起来，文化重光的一天是可待的。清朝的灭亡，就与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影响密不可分。可惜的是，方回并没有承担起这一使命。
在人生表现上，顾炎武可谓是方回的反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这八个字近百年来可谓尽人皆知。值得一说的是，尽管这句话符合顾炎武的思想主张，但顾炎武并未直接说过这句话。他在《日知录》里谈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全一姓之国，是国君、大臣这些在位者的责任；而保全天下，即保全礼义廉耻，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顾氏的这一论述被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简约的八个字很快播传天下，弦诵至今。
魏晋时期，名士嵇康被当权者司马氏杀害，老友山涛后来却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出仕司马氏朝廷。嵇绍考虑到司马氏于自己有杀父之仇，一时犹豫不决。山涛这样劝他：“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我为你想了很久了，但这个世界一直在变，人也应该懂得变通。嵇绍被他这么一说，就接受了举荐。
顾炎武认为，山涛和嵇绍的行径败义伤教，这种言行全无可取，只能破坏风气、堕落人心。
在山涛和嵇绍的反面，是王裒（音póu）遥王裒的父亲王仪是司马昭的手下，三国时期，司马昭率军征讨东吴，在东关之役中吃了败仗。事后，司马昭问手下：“东关之败，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王仪断然说：“这当然是元帅的责任！”司马昭大怒，马上下令处死王仪。王仪死后，其子王裒哀痛愤怒，自此一生绝不向西而坐，对于朝廷三番五次的征召，更是坚决拒绝，以示不臣司马氏之心。
顾炎武激赏王裒的这种气节。他本人也与王裒有着共同的品格。清兵席卷江南时，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绝食殉国，留下遗言告诫他勿事二姓。终顾炎武一生，虽然屡受清廷诱惑，始终未尝出仕。王裒与嵇绍的分别，在于前者知耻，后者不知耻。“博学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