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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这番论述说得很漂亮，然而也只是漂亮而已，因为里面是空洞无物的。“终非古人之诗”，这不是宋诗的弱点，而恰恰是其价值所在。“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说的不是事实，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苏轼的“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难道不够一唱三叹？王、苏、黄等人的传世诗篇很多，实在看不出哪里逊色于严羽所推举的盛唐诸公。
苏轼《徐州莲花漏铭并叙》说：“以无目而废天下之视。”严羽以及胡应麟都中了此病。
古人谈诗，往往比今人更能扑入深处，但古人有时也喜欢说一些空洞的漂亮话。赵翼《瓯北诗话》赞扬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在这番话里，一个不羁天才的形象高耸入云。然而李白真是这样的吗？且看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列缺霹雳，丘峦崩摧”前四个字全是入声，后四个字全是平声，音节由陡峭忽然变为平顺，抑扬有致，这显然是着意经营而后得的效果。可见天才并非不愿雕琢章句，而是更懂得如何雕琢章句。越翼这种漂亮话，没有多大价值可言，后人如果跟着他起哄，只会浪掷心力。
历来最懂诗人的，是自身就有文学创作才能之人，这一点是无分古今的。梁启超的《王安石评传》说：
昆体披靡一世，率天下之人盘旋于温、李肘下，而无以发其性灵，诗道之敝极是矣，其不得不破坏之而别有所建设，时势使然也。首破坏之者实惟欧、梅，荆公与欧、梅为友（梅有《送介甫知毗陵》诗，公有《哭梅圣俞》诗），然非闻欧、梅之风而始兴者也，自其少年而门户已立矣。欧、梅以冲夷淡远之致，一洗秾纤绮冶之旧，至荆公更加以一种瘦硬雄直之气，为欧梅所未有。故欧、梅仅能破坏，荆公则破坏而复能建设者也。
宋诗伟观，必推苏、黄。以荆公比东坡，则东坡之千门万户，天骨开张，诚非荆公所及。而荆公逋峭谨严，予学者以模范之迹，又似比东坡有一日长。山谷为西江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气远出，然此体实开自荆公，山谷则尽其所长而光大之耳。祖山谷者必当以荆公为祖之所自出。以此言之，则虽谓荆公开宋诗一代风气，亦不必过。
梁启超长于辞章，在思想上又没有严羽、胡应麟挟唐诗以号令天下之弊，他论王安石诗，可谓精到。
苏轼是绝世天才，从他评论时贤的语气可以感受到，他在文学方面一生视为劲敌的，不是欧阳修，也不是黄庭坚，而是王安石。
在读了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之后，苏轼说：“此老，野狐精也。”然后次韵唱和。黄庭坚佩服王安石的人格，赞其为“一世之伟人”，对王安石的诗也极其推崇。黄庭坚是苏门学士，然而他的诗风峭拔，迥异于苏诗的流动风格，反而与瘦劲的王安石诗更为接近。
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就在他的“创撰新奇”，这个新奇，是肆力以赋笔的方法写诗，直接挑战了中国诗歌从《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比兴传统下的诗，侧重于抒情。而赋笔为诗，则偏向于达意。这就意味着在宋诗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何，至为重要。
在具体的写法上，详细比对一下唐宋诗就可发现，唐诗更像是诗人想到了一两个得意的诗句，然后前后扩充成一首诗，这在律诗里更为常见，首联往往只起装饰、烘托的作用，所以多用景语起兴，如李商隐写《安定城楼》，首联“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就是如此。
宋人的诗，读起来气脉更连贯，更像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按顺序写出来的。例如苏轼的“如我自观犹可厌，非君谁复肯相寻”，这种起句的格局，已是唐调所不能笼罩的了。
《明妃曲》组诗是王安石的代表作，也可说是史上最好的咏昭君诗。这组诗有两首，这里所选的是第一首，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其时王安石尚未上台主政。
这是一首曲折幽微、令人百读不厌的诗。
在当时，辽、西夏环伺北宋，在宋仁宗一朝，发生了宋人张元投靠西夏等事，张元后来成为夏主李元昊的得力谋臣，对宋作战。张元之所以投靠西夏，最直接的因素之一是他在宋朝屡试不第，无法施展才干。
《明妃曲》的诞生，或与这个背景不无关系。此诗开头写王昭君将要离别中原时，汉元帝才认识到她的美，然而为时已晚，只能责怪画工毛延寿。此前的人写王昭君，大多是哀叹王昭君的身世，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毛延寿，因为王昭君没有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才将她画丑；汉室不想把美女给匈奴，就挑了“丑”的王昭君去和亲。然而王安石责备的却是汉元帝，“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思是说，人的意态美是画不出来的，即使王昭君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也无法把她真正的美画出来。这里隐隐指向的是：国家的主事者没有识人之明，导致能人外走。
接着写王昭君在胡地的境况，到了“家人万里传消息”，笔锋开始剧烈转动，“好在毡城莫相忆”，写王昭君向家人答复：我在匈奴这边很好，不要挂念。这个描写，纯系出自王安石自己的想象。“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你看陈阿娇虽然离汉皇这么近，却被深锁冷宫之内，失意的人生，并不因为她在汉地而改变啊。
最后两句度越夷夏藩篱，直探生命问题，发前人所未发，使得此诗可以抽离王昭君本事，直接指向普遍人生，真可谓神来之笔。
大凡思想深刻之人，往往冷峻；心性悲悯之人，容易浮浅。王安石却兼具深刻与悲悯，这极其难得。直至今日，王昭君之事距离人们更远了，但《明妃曲》仍然使人震撼。
此诗节奏极快，不事妆点，雄直而有深趣，是以问世之后就震动了整个北宋士林，像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当世名流巨公，纷纷作诗唱和。这个盛景，在宋代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两首《明妃曲》在获得极大声誉的同时，也为一些人诟病。例如第二首有“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样的句子，似乎在颂扬见利忘义的精神。由于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树敌众多，是以在宋朝时，就有不少人为此深责王安石。即使到了近世，高步瀛先生也在《唐宋诗举要》里说王安石“持论乖戾”。
其实，“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只是铺垫之笔，因为接下来的诗句是“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王安石是说，昭君即使在匈奴过得好，但思汉之情始终未变。在第一首里，他也说王昭君“着尽汉宫衣”，写昭君坚贞如此，非但不乖戾，反而更能映照出叛宋之人的卑琐。再者，如果这首诗真如那些人说得如此“反动”，为何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会争相唱和并且在和诗里都不指出来？甚矣读诗之难也。
黄庭坚十分喜爱《明妃曲》，曾经为此诗写了一个跋：
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往岁道出颍阴，得见王深父先生，最承教爱，因语及荆公此诗，庭坚以为辞意深尽，无遗恨矣。深父独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无南北’非是。”庭坚白：“先生发此德言，可谓极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为失也。’明日，深父见舅氏李公择曰：‘黄生宜择明师、畏友与居，年甚少，而持论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诗人看诗人，眼光确实不一样。“辞意深尽，无遗恨矣。”黄庭坚可谓王安石的知音。那时黄庭坚年纪尚轻，就能直探诗人深曲，可见才由天授。不过，黄庭坚在这里却是过于抬举李白等人了。且看李白的《王昭君二首》：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
李白这两首诗，主旨是“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只是哀怜昭君身世，完全不及“人生失意无南北”用意深邃。即便是杜甫的“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大名鼎鼎，然而其旨也只是哀怜而已，难如《明妃曲》那般激荡人心。
要而言之，论宋诗而侈言苏、黄，那还是在跟着俗调走而已。欲窥宋诗堂奥，不可不细味王安石诗。
宋格最高典范
吾宗端居丛百忧。长歌劝之肯出游。
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
初平群羊置莫问，叔度千顷醉即休。
谁倚柁楼吹玉笛，斗杓寒挂屋山头。
——黄庭坚《汴岸置酒赠黄十七》
这是黄庭坚的得意之作，也是最能展现黄庭坚峭拔诗风的作品之一。诗题的黄十七，指的是黄几复。这首诗和《寄黄几复》的水平都极高，足见黄庭坚对两人交谊的重视程度。
黄庭坚曾经问外甥洪朋：你喜欢舅父的哪些诗句？洪朋说“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以及“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认为这些诗句与杜诗非常相似。黄庭坚听了很高兴，说：“得之矣。”
此诗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大概这时黄几复遭遇了挫折，同样仕途并不平坦的黄庭坚，于是写下此诗来劝慰老友。
首联说黄几复整天在家里忧心忡忡，不如出游以放松心情。起笔就直书其事，不假景语烘托，节奏很快。“长歌劝之肯出游”是散文句式，多见于古体诗里，黄庭坚将这种句式用在律诗里，平添一股奇气。
第二联是说，浑浊的流水污染不了明月，碧树遮挡太阳，为我送来惬意的秋凉。两句的意思似断实连。综观黄庭坚与黄几复的坎坷身世，可看出黄庭坚是说：糟糕的处境污染不了我的志怀，在不顺利的时候更要自得其乐。“碧树为我生凉秋”带出清劲之风，广人胸怀。从平仄看，此句的最后五字本应为“平平仄仄平”，但黄庭坚却用了“仄仄平平平”，既失对，又用了古体诗常见而近体中不该采用的“三平尾”句式，可见黄庭坚是以写古体诗的方法来写这首律诗的。
在第三联里，黄庭坚用了两个典故。初平即皇初平，又称黄初平，晋朝人。相传黄初平年少的时候去放羊，跟人去了学道，最终修炼成仙。四十多年后，他哥哥找到了他，问：当年你看的那群羊呢？黄初平指着石头喝了一声，石头顿时化成了一群羊。黄庭坚借这个故事，勉励黄几复进学修德，这才是人的大事，至于那些身外的“羊”——比如一身的穷达，则是小处，不必对此过多用心。叔度是汉代高士黄宪的字。黄叔度人品高洁，名士陈蕃这样形容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黄叔度，自己的贪鄙之念就萌生了。黄叔度的气度，被人誉为“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这句诗是提醒黄几复要像黄叔度一样，葆有高洁心性。值得一说的是，第三联使用的典故，事主都姓黄，切黄几复之姓。这是宋人惯用的手法。比如张先八十五岁了还纳妾，苏轼写诗戏之，诗中典故全是张姓古人的风流韵事。
末联的柁楼即舵楼，指汴河中的船尾放舵处的小楼。斗杓是北斗的第五至第七星。这两句是说，这时候是谁倚着舵楼吹笛呢，寒夜里，斗杓已经挂在屋脊上了，夜已经深了。“时不我待，及时进学”的意味隐现其中，既勉人又自勉，没有迂腐气息。
在前面三联里，作者要么述事，要么说理，都很质实。末联以虚笔收结，意在言外。这种结构出人意表，可谓匠心独运。全诗陈义正大然而亲切有味，毫无艰难劳苦之态。愈是细究，愈知作者用意之深。宋诗高处，在这首诗里可窥一斑。
这是一首拗律，乃诗家故意为之的艺术尝试。按照常规，律诗中间两联需要对仗，但黄庭坚此诗的第二联不对仗，在平仄上，前三联都不合律，只有最后一联完全合律。如果根据“平声长、仄声短”的方法去吟诵这首诗，更能感受到此诗的奇崛，这也是作者不为时势所屈的心情。如此奇特之作，堪为宋格最高典范。
那些“无表现”之人
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
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
——黄庭坚《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
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东汉隐士，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称帝之后，严光立即变更姓名，不让世人知道。当然，刘秀最终还是找到了他，并且将他请到自己身边。两人共寝时，严光把脚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不以为意。然而严光坚决拒绝了刘秀提供给自己的官职，选择回到富春山隐居，不时垂钓于桐江边，年八十岁而卒。
黄庭坚这首七绝写的就是严光。诗题里的“伯时”，是黄庭坚的好友李公麟。李公麟擅长丹青，画了一幅严子陵钓滩图，请黄庭坚题诗于其上，遂有斯作。“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开头直书严光拒绝做官之事。“久要”是旧约、旧交的意思，此处“要”字读yāo，这个词出自《论语》：“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叔是刘秀的字。这两句是说，严光与刘秀交情很好，但不肯为刘秀出任三公之职。在东汉，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是当时的最高官衔。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刘秀授给严光的官职是谏议大夫，并非三公。“不肯为渠作三公”里的“三公”并非确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