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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作者怀念的那人曾经打过的秋千了。秋千虽然空着，但“送过”二字赋予它一种动感，自然令人想到当初打秋千时“隔墙送过”的种种光景，作后一种理解，似乎更加传神且含蓄。《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
龙头舴艋吴儿竞，筍柱秋千游女竝。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
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这首词把寒食节白天的热闹和晚间的清静分置在上下片里。上片集中了赛龙船、打秋千、采百草、郊游踏青的各种风俗，通过人们的活动把气氛渲染得十分活跃，而后半片由动转静，末二句写月照中庭的清明之景，飞絮虽然无数，但因为轻薄，月光下自然不会有投影，“无影”二字似乎无理，但只有在极静之中人们才会注意到杨花无影飘过的动态，这就自然烘托出中庭的空静，写出了无声之境。
另外，张先的《一丛花令》写女子独处深闺的愁恨，末句“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也极著名。《皱波轩词筌》指出这句词以“无理而妙”，即通过这个新奇的拟人化的比喻，道出违反一般生活逻辑的无理怨语，反而更深刻地表现了女主人公自怜自惜、自怨自艾的深情。为此作者又被称作“桃杏嫁东风郎中”。这首词铺写细腻，介乎“含蓄”和“发越”之间。前人指出张先之后宋词声色大开，说明其词在讲究声色方面确有比时人器局一新之处。
与张先同时的词人还有宋祁（998—1061）。他也是北宋著名的文人，曾和欧阳修一起修《新唐书》。《玉楼春》一词使他得名一时：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闹”字形容杏花开得极其繁盛的景象，传神地烘托出春意的热闹，点染春天丽景极为生动，宋祁因此也得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雅号，可见时人对这一佳句的激赏。
由此可见，宋初词风虽基本上承袭花间南唐余绪，但更趋于文人化，同时在风格上已显示出由婉约向豪放发展的端倪，体制上也出现了由小令到长调的苗头，这些都展示出宋词将突破晚唐五代的传统题材和表现手法的新趋势。而柳永便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
北宋前期词风至柳永而为之一变。柳永（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出生于儒学仕宦之家。创作活动主要在真宗至仁宗的三十多年间，正是北宋文化经济达到繁荣兴盛的时期。他的生平大抵可分两个阶段：早年对前程充满自信，入京后却屡试不中。后来又在放榜时被深斥浮艳虚美之文的宋仁宗黜落。从此鄙弃功名利禄，自称“奉旨填词”，流连于汴京的秦楼楚馆，为教坊乐工和民间歌妓填写新词，用流行的新声写下了大量俚俗的作品。内容大抵是描绘都市的繁华，备述行役羁旅之苦，诉说男欢女爱，抒写离情别绪，反映下层市民尤其是妓女的不幸生活。柳永四十余岁时释褐入仕，生活和创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虽不免有怀旧之词，但早年的风情显然减退，放浪的生活和俗词的写作也从此结束。后期创作有不少歌颂皇恩和粉饰升平之作，宦游途中也写下了许多羁旅行役之词，洗尽翦红刻翠之语，词风由俗变雅。有《乐章集》，计二百多首词。
柳词代表着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大量创制长调：敦煌曲子词里原有一些长调，如《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柳青娘》、《凤归云》等，但一直没有得到发展。花间、南唐、宋初词所用体调均以小令为主。柳永精通音律，一方面借鉴和发展了敦煌曲子词的长调，一方面以当时的新声代替唐五代的旧曲小令，创制了许多篇幅较长、句子错综不齐的长调，并将原来的许多小令也衍为较长的词调。他的《乐章集》所收二百多首词中，长调有一百多首，绝大部分是前所未见或借用旧曲制成的新体。柳永以后，长调兴起，并在此后的发展中掩过了小令。
其次，与长调的体制相应，他创造了以白描见长、铺叙层次分明、细致而又直露的艺术表现手法。长调本来宜于铺叙，柳词往往曲尽形容、淋漓尽致，不求含蓄，但讲究结构严谨、层次清楚、首尾完整、工于点染，把抒情诗中融情于景的传统与赋体叙事铺写的特点结合起来，又时有一二优美警句在篇中生色。例如他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1〕，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2〕。
描绘杭州的繁华和西湖的佳丽，便充分发挥了他用赋体手法写词的长处。这首词上片先总述杭州的地势形胜及自古繁荣的悠久历史，又从湖上的烟柳画桥写到城中的风帘翠幕，概括出这个大都会人口密集的繁盛景象，继之补足钱塘江的雄伟和险要，最后拈出市集上珠宝罗绮充盈之状，进一步夸赞这里的物阜民康。下片前半段专咏西湖，从湖山全景、四时风光、昼夜笙歌、湖中人物四方面分写，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尤为著名，传说竟使金主完颜亮闻之而起投鞭渡江之志。最后以颂美郡守作结。全词“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如他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是离开汴京时与情人话别之作。上片从日暮雨歇、送别城外、设帐饯行到兰舟催发，泪眼相对，执手告别，半句一转，层层叙述离别场面，以清秋暮景渲染别离的苦味和留恋的深情，写出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下片想象别后情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今宵酒醒时恰是明早舟行已远之处，愁中所见惟有杨柳岸边的晓风残月，而伊人早已远隔烟波千里，其时心头的冷落凄清也就自可体味。以下意犹未足，放笔直写经年远别的孤独寂寞，写得缠绵悱恻，尽情透彻，而又极富回味和感染力。这类好词，往往能使雅俗共赏。又如《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来年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
写深秋薄暮时分江天萧瑟的景象和游子久滞异地的情怀，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尤其上片中“渐霜风凄紧”几句，境界宏阔苍凉，苏东坡曾赞“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此外如《倾杯》“骛落霜洲”中“暮雨乍歇，小楫夜泊，宿苇村山驿。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羌笛？”意境的清疏优美也为前人词中少见。柳永慢词将抒情叙事写景打成一片的铺叙方法和巧妙谨严的结构，对宋代文人词具有深远的影响。
再次，他将词的内容由上层社会转向都会下层生活，采用市井通俗浅显的口语俚词入词，开启了写通俗白话词的风气。柳词用俚语多见于那些描写下层妇女闺中独怨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信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3〕，只与蛮笺象管〔4〕，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写女子终日思念薄情郎、无心梳妆的情景，上片和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的内容和表现角度完全相同，但毫无温词的含蓄，而是以浅俗的口语直抒女主人公的怨恨；下片更是具体描写把情郎留在家里后卿卿我我的细节，虽然构思很新，但不免失于鄙俗。其余如“对好景良辰，皱着眉儿，成甚滋味”、“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轴》）等，也都是善于体会市井妇女心理的例子。尽管遭到后来不少词评家的批评，如讥其“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李清照《词论》）、“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徐度《却扫编》）等，但柳永用俚词口语更适合词的表现特点，因而得以广泛流传，据说当时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用土语方言入词的写法，在柳永后也为词人普遍使用。可见他在宋词发展史上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知识点
《珠玉集》 《小山词》 《六一词》 《安陆词》
《乐章集》
思考题
1．宋初词的主导倾向是什么？
2．为什么说柳永词代表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注 释
〔1〕高牙：军前大旗。
〔2〕凤池：凤凰池，中书省所在地，借指朝廷。
〔3〕鸡窗：书窗，书房。
〔4〕蛮笺象管：纸和笔。
第十一讲 苏轼和词的诗化
苏轼对宋词的革新
秦观
贺铸和黄庭坚
宋词到苏轼手里又是一大变，从内容、题材到境界都出现了全新的面貌。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他在诗文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对词的革新更有特殊意义，表现了卓绝的独创性，奠定了豪放词派在宋词中的重要地位。
一 苏轼对宋词的革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有名的散文家。他生长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自从24岁步入仕途以后，他就被卷入了上层士大夫激烈的党争之中，历经宦海浮沉。早年他曾针对当时财乏、兵弱、官冗等问题，大声呼吁改革。但是王安石变法时，他连续上书反对新法，意见未被采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他一直在地方官任上，曾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等职。44岁在湖州任上，被新党中某些官僚从他的诗文中摘出讽刺新法的诗句，罗织罪名将他下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司马光等人执政，苏轼调回京城任翰林学士，因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尤其反对废除免役法，遭到旧党疑忌，又请放外任，历任杭、颖、扬、定州的知州。哲宗绍圣元年以后，新党再度得势，打击元祜旧臣，苏轼被贬到英州、惠州、儋州。直到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第二年就死于常州。
苏轼具有早期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朝廷萎靡的积习和弊政。他反对因循守旧，但又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再加上他性格耿介，讲究风节操守，不愿看风使舵，随时上下，因而既不见容于变法派，又不得志于保守派，一生遭受了许多政治磨难。但他无论是在地方官任上还是被贬到岭南甚至海南，始终热切地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和当地的生产，惩办悍吏、减赋救灾、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处身于政治逆境之中，他善于以庄子和佛家思想自我排遣，能够以顺处逆，以理化情，胸怀开阔，气量恢弘，因而形成了豪爽开朗的性格、达观积极的人生观和超脱旷达的处世哲学。这是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苏轼作词较晚，据朱孝臧《东坡乐府编年》，大约始于37岁任杭州通判时，所作大多是游宴酬赠的小令，词名未著。38岁赴密州，从此词多长调，开始陆续显现出豪放的特色。44岁后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五年，是苏词创作的高峰时期，黄州词计有五十首之多，占他词作总数（二百首）的四分之一，许多名作都产生在这时。之后佳作减少，晚年词作就更少见了。
苏轼对宋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音律，都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他对词的革新主要体现为将诗的境界引入了词里，大大提高了词的品格：从花间南唐到柳永词，不论雅词俗词，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词作为一种从民间新起的文学样式，尚不能与言志载道的诗文同登大雅之堂，而只是专门用来抒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小道”、“小技”，因而缘情而绮靡的侧艳之曲充塞了整个词坛。苏轼以诗入词，把词家缘情和诗人言志这二者结合起来，使词和诗同样具有言志述怀的作用，并吸取诗的表现手法作词，这就解放了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使它具有了更加多样的社会功能；同时，他还从力辟柳永的侧艳词风入手，提高了词的格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皁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苏轼以诗入词的主要表现是：把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羁旅行役扩大到怀古咏史、悼亡送别、说理谈玄、感时伤事、山水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