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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家，聚钦贡城阙”四句，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压榨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之上。“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2〕。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等句，又以外戚贵族极度奢靡的生活与贫民的生活形成苦乐悬殊的鲜明对照，因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联千古名句，便更触目惊心地概括了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当他回家以后遭到幼子饿死的惨重打击时，又从自己的境遇联想到更加困苦的广大人民：“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3〕”不仅表现了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从贫困失业之徒和远征边戍之卒的骚动不安中看到了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这首诗标志着杜甫在安史之乱前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的全面总结。
在安史之乱中，许多诗人的慷慨高唱沉寂下去，杜甫却卷入了祸乱的中心。他热切地关注着国事的变化，与人民一起经受战争的磨难。并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身陷叛军占领的长安，写下了许多反映战乱现实，抒发忧时浩叹和爱国热忱的篇章。《悲青坂》、《塞芦子》、《悲陈陶》表达了人民渴望官军收复长安的心声，对官军的惨败、牺牲的将士致以沉痛的悼念，为不能向朝廷献筹边策而无限焦急。《悲陈陶》〔4〕: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
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这首诗不仅以血淋淋的实录反映出唐军惨败、叛军气焰正盛的形势，两京百姓在血泊中哀吟的惨象，而且以典型的画面凸显出人类战争的残酷。表现的不仅仅是对时势的密切关注，更重要的是无数生命的轻易毁灭在诗人内心造成的强烈震撼。《悲青坂》希望连续惨败的官军得到暂时休整：“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塞芦子》建议官军派兵扼守陕北的芦子关，以防叛军从太原长驱西进；《哀江头》在荒凉的曲江边抒写了在动乱中对太平盛世的追念；《哀王孙》反映了唐王朝在大乱之初几近崩溃到开始整顿的历史过程。《春望》将怀念家人与忧虑国运的深情融为一体：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诗人强烈的忧国之情使无情的草木花鸟都为感时恨别而溅泪惊心，这首诗也成为高度概括家国之恨的传世名作。
在投奔行在到贬官华州这段时期，杜甫写下了可与《五百字》媲美的名篇《北征》，抒写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看法，希望朝廷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及时纠正错误，不要过于倚重助唐平叛的回纥，以免造成更大的后患。在对现实的清醒批判中，又表达了对国家中兴的展望和信心。“三吏三别”写下了他在兵荒马乱之际亲眼所见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既揭露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不顾人民死活，又忍痛鼓励人民走上前线支持平叛战争。《彭衙行》、《羌村》三首由诗人家庭在丧乱中的艰难处境反映了广大人民共同遭受的苦难。由于命运的机缘巧合，使杜甫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底层，他所描写的一切都是亲身体验，并与他经历的兵灾祸乱、政治风波以及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这些诗篇才具有极其强烈真切的感人力量。
杜甫漂泊西南时期，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他将自己饥寒交迫、艰苦备尝的生活与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难紧紧联系起来，写下了大量怀念盛唐的诗篇，抒发了中兴无望的悲慨。他把儒家奉为国家祥瑞的凤凰当作自己的图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凤凰台》）为了重现太平之治，他不惜生命，甘愿剖心沥血，作为供养凤雏的醴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由个人的不幸遭际想到天下穷苦人水深火热的生活，为了他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承担起所有的苦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体现了历代中国人所理想的古圣人之心。
两京收复以后，各地军阀纷起作乱，吐蕃回纥侵扰不绝，宦官把持朝政，战火此起彼伏。杜甫在经历了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短暂喜悦之后，又陷入了对时势更深的失望：“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随着他对社会弊端的认识愈益深化，他的抨击也越来越有力。《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说：
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尚嗷嗷，十岁供军食。
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
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
诗中无情地揭露了人民受“豪夺吏”巧立名目的“诛求”的事实，并义正辞严地将那班贪官污吏斥为“蝥贼”，指出欲救穷民必先除去这些“务割剥”的“庶官”。《枯棕》诗用被“割剥”至死的枯棕比喻被官府榨干最后一滴血的“江汉人”：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
徒布如云叶，青黄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
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啾啾黄雀啅，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
“割剥”是“剥削”的同义词，杜甫是第一个用“割剥”来比喻官府征敛的诗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杜甫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剥削制度，可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苛政和诛求的根本性质。《客从》诗说：
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5〕。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
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以珠化为血的虚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朝廷征敛的珠玉均为人民的血泪所凝的真理。《岁晏行》描写潇湘一带的人民在官府诛求和奸商欺蒙之下无以为生的痛苦处境：“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无衣无食的农民被迫卖儿卖女以交租税，然而他们割舍骨肉换来的是“私铸”的恶钱，与之形成对照的却是达官贵人奢侈无度的生活，这就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民不聊生的原因和后果。他在出蜀后所作的《三绝句》中痛骂那些专横残暴的地方军阀是狠毒甚于虎狼的群盗，大胆地揭露皇帝殿前的禁军杀戮百姓、奸淫妇女的罪恶：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6〕。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他还指出天下动乱、盗贼丛生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认为盗贼本是好百姓，文贪武暴才逼得他们铤而走险。
尤其可贵的是，杜甫在后期还突破了他早年以君为中心、臣为附庸的传统观念的局限，对肃宗、代宗的昏庸无能进行了大胆的讥刺：“邺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虑补四方”（《忆昔》其一）。指出官军邺城之败，原因在宠任宦官，听信张皇后；他指责皇帝不肯起用贤者，又不能惩罚奸佞：“贤者隐屠钓，王肯载同归？”“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甚至尖锐地提出：“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把苍生的灾难归因于天子的“恩泽”。当然，面对藩镇割据已初步形成的复杂形势，杜甫的思想也是极为复杂的。他更多的诗是要求武臣忠于朝廷、报效天子，因为忠于天子已与忠于国家的观念混为一体。出于对昏君庸主的失望和对明君贤主的向往，他特别怀念开元全盛时期的政治。而这种对开元盛世的追怀又往往与他晚年贫病衰朽的身世飘零之感，以及对世乱不息的忧虑交织在一起：“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忆昔》、《秋兴》、《丹青引》等诗都倾注着追忆开元往事的沉痛心情。他在夔州所写下的几百首诗大多以回顾自己的生平和总结盛唐的兴衰为主题，抒写了自己无力重正乾坤的悲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所念念不忘的还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的现实。
由杜甫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由于他处于唐王朝极盛而衰的突变时期，因而对国家命运的兴衰对比具有特别强烈痛切的感受，这是任何时代的诗人都难以相比的。又由于他个人特殊的遭际，才能使盛世所赋予他的远大理想和时代责任感在乱世中得到深化，使他对现实的批判产生震撼人心的激情和力量。这一点是杜甫高出于中国文学史上所有诗人的主要原因。
二 包罗万汇的艺术成就
杜甫被尊为“诗圣”，除了他的忧世悯人之心与“古昔命世圣贤”（方孝孺《成都杜先生草堂碑》）相同以外，还因为他在诗歌艺术上的集大成。他将《诗经》、汉乐府、魏晋齐梁诗、初盛唐诗的各种表现艺术熔于一炉，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风格变化多端。元稹称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唐检校工部员外郎墓系铭》）。秦观说：“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迈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子美其集诗之大成者欤？”（《韩愈论》）刘熙载说：“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艺概》），并指出杜诗的表达能力、概括包容能力和曲折深刻的构思能力都为他人所不可企及。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评价了杜诗地负海涵、包罗万汇的艺术成就。
杜诗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他那些被称为“诗史”的重大作品中。“诗史”之说，早见于中晚唐，孟棨《本事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其实以诗记史的做法，并不始于杜甫：《诗经》中的部分雅诗，建安时代曹操的《蒿里》、《薤露》，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一直到北朝庾信的《拟咏怀》和《哀江南赋》都具有诗史的性质。杜甫不但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创造性地采用多种诗歌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杜诗也是他自己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等地的史传，只是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国事天下事相关，命运的机缘巧合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处身于战乱的漩涡之中，他所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思考结合在一起，这才使他的个人经历都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
杜甫虽然以各种诗体“寓记载之实”（文天祥《集杜诗序》），但集中体现诗史特色的诗体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五古、五排等以咏怀为主的长篇诗歌，它们善于把直抒胸臆、慷慨述怀、长篇议论和具体的叙事、细节的描绘、用典的技巧，以及对巨大社会内容的高度概括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艺术结构中，开合排荡、穷极笔力、深厚雄浑、体大思精。最有代表性的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这两首诗。它们都以杜甫还家探亲的过程作为全篇主线，通过真切描写沿途见闻和到家后的心情，集中表现了他“致君尧舜上”的抱负、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在艺术上借鉴建安女诗人蔡琰《悲愤诗》以个人亲身经历为线索，凭借真气贯穿全篇的写法，按照还家的时间顺序，用叙事联结议论和抒情，开合变化，顿挫起伏，无不直接发自胸臆。或忧愤迸露，或慷慨陈词，或发为委婉深曲的倾诉，或发为乐观豪迈的高唱，有鞭辟入里的名句，有真切细致的铺叙，使苍莽古直的气格与琐细生动的情节融为一体。当然两首诗因内容的不同，表现又各有特色。
《五百字》作于安禄山已经反叛而长安尚未证实反讯的时候，这时唐玄宗和杨贵妃还在骊山华清宫避寒享乐，杜甫回家探亲，正好经过骊山。与皇帝咫尺天涯的特定环境，使诗人成为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见证；而他在华清宫墙外的所闻所感，也因为概括了天宝政治腐败的主要症结，而使这首诗为安史之乱爆发的社会政治原因提供了最切实生动的解释；因此诗里的叙事细节处处扣住行旅风霜之苦，以及自己回到家里后得知幼子饿死的悲哀，便使宫内宫外的苦乐之别和贫富对立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形成巨大的反差，展现了大乱即将来临的历史氛围。《北征》作于杜甫在任左拾遗时为疏救房琯得罪肃宗之后，诗人卷入了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虽然被朝廷疏远，但忧念时事的心情更加沉重；诗里描写一路所见好恶不齐的景色，处处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