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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时，新体诗大量产生，八句五言和四句五言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南北朝隋诗特别是庾信诗中已经有一些诗暗合五律规格。到四杰手中，已产生一些合格的五律。初唐上官仪把诗歌的对偶归纳为“六对”、“八对”，后来又有元兢创六种对偶，还发现了律诗中相粘的规则（即二三句、四五句、六七句开头的两个字平仄必须相同），这是律诗从消极避免声病走向积极建设规则的关键〔4〕。后来崔融又创三种新对，李峤用五言律诗的形式写下120首咏物诗，在用典、对偶、声律方面为五律的写作示范，这些都促进了律诗的定型。沈佺期、宋之问从前人和当代人应用格律的各种实践经验中，把已经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等方面形成了明确的规则。随着律诗形式的规范，近体诗和古体诗之间的界限更加明确，“实词章改变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胡应麟《诗薮》）。
初唐五律已相当成熟，而七言律则因与歌行都由齐梁七言古诗发展而来，音节流畅、对偶散漫之处尚与歌行相似。从武周后期到中宗时，才成为应制常用的体裁。一些大臣如李乂、岑羲等已开始显示出摆脱歌行式的句法追求沉稳工丽的努力。沈佺期在应制七律句法的变化上更多创意。但总的说来，七律的成熟尚有待于盛唐。
“绝句”之称出现于宋梁之时。但五言古绝起源于汉代民谣和乐府，到齐梁时出现了少量合律的五绝以及介于古绝和律绝之间的齐梁调。初唐时写作绝句的不多，五绝一直包含这三种体调，律化的进展很慢。七绝起源于西晋的谣谚，数量远远少于五绝。但形成不久就赶上了诗歌走向律化的齐梁时代，所以迅速律化。梁陈时庾信、萧纲的一些诗已初具七言律绝的形制，到隋代已有标准的七言律绝出现。而这时七律还没有形成，所以绝句的律化与律诗并不同步。初唐时一般文人几乎不写七绝，到中宗时期，七绝才突然增多，成为宫廷应制诗的重要体裁，而且律化程度很高。当时凡是能写应制诗的几乎都能写七绝，在格调上也与五绝有明显的古、近之别。
三、古体诗歌的渐变：古诗之称原来相对乐府而言，汉魏六朝以四言和五言古诗为诗体正格。汉魏古诗不假雕琢，浑厚自然，西晋后渐开排偶琢句之风。至新体诗出，古体诗亦渐受影响。陈隋时，新体、古体均已骈俪化。唐初古诗承袭陈隋，五言都像未完成的律诗，七言像未完成的歌行。陈子昂在革新诗歌内容的同时，在艺术上恢复汉魏古诗的比兴之体和古朴之风，尽削浮靡，独开古雅之源。宋之问也在区分五律和五古的句法方面做出不小的贡献。但中宗到玄宗前期，人们热衷于学习愈趋成熟的五律和五排，五古较少有人问津，而且多杂律句，尚未完全摆脱律化的影响。
三 从王绩到“初唐四杰”
从现存的唐初诗歌来看，作者多为朝廷大臣。虽然魏徵、虞世南、李百药等少数人写过几篇感怀人生意气的作品，但宫廷诗歌相当一部分是为阐释唐太宗的统治思想而作，政治说教的色彩很浓厚。另一部分是歌颂太平气象的诗歌，或写帝居王城的宏丽繁盛，或写万国来朝的壮丽气象。此外就是台阁官员宴集山池的唱和诗，充斥着宫廷、台省、池苑景物的描写。隋唐之交，能够独立于宫廷诗坛之外的诗人主要是王绩。
王绩（584—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在隋唐两朝都曾出仕，但因不得志而终归于隐逸。其兄王通是隋代的大儒，记载其言论的《中说》力主推行礼乐之道，但不合于时，不能为隋唐两代统治者所用。恪守其兄之道的王绩也因此心灰意懒，退守田园，借老庄之说发泄愤世嫉俗之意，以阮籍、陶潜自比，醉酒混世，表现出放达简傲的名士风度。虽然其诗歌缺乏阮籍、陶渊明批判现实的思想深度，但他毕竟是被排除在宫廷文人集团之外的一个隐士，一部分诗歌描写田园生活的闲逸情趣，平淡自然，在典雅富丽的唐初诗坛上掠过了第一阵田野的清风。他的诗除了描写别业中的田园生活以外，更多的还是抒写隐者的林泉高致，他把田园诗开拓到山水景物的描写中去，成为唐代别业山水诗的先导。代表作《野望》已是一首大体合格的五言律诗：
东皋薄暮望〔5〕，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6〕
这首诗抒写面对山野晚秋而产生的恬淡茫然的心情，在树树秋色、满山夕晖的背景上缀以牧人与猎马归来的特写，闲逸的情调中流露出人生无所倚著的苦闷和惘然。能在一首观赏山乡景物的诗里，将他生活的典型环境和日常的精神状态概括出来，达到为诗人传神写照的程度。像这样的成功之作，在王绩诗里也不多见，但为初盛唐山水田园诗指出了提炼典型意境的发展方向。《秋夜喜遇王处士》写他秋夜农作归来，偶遇友人的喜悦：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诗中没有正面描写遇见处士的情景，却以满月的清辉和飞舞的萤火构成田园静谧的夜景，则两位隐者对山村良夜的心领神会自然达到了默契，躬耕归来与同道之友相逢的欣悦也就在不言之中了。他还有一首名作《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
旅泊多年岁，忘去不知回。忽逢门外客，道发故乡来。
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
衰宗多弟侄，若箇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
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
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
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田莱。
这首诗顺着感情和思绪的发展逻辑，一气滚下，将他对乡园的思念变成一连串的问话，从亲朋弟侄的近况问到池台茅斋的修葺，细致到柳梅竹木如何移栽，渠水石苔是否照旧，院果林花孰先孰后，在急切的问讯中展现出疏朗清雅的田园景色，构思新奇，活泼有味。总之，王绩继承了陶渊明写乡居闲适之趣的传统，侧重表现田园生活环境和日常生活细事，特别是庄园中的林泉之美，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上使南北朝分道而行的山水诗和田园诗在别业中初步合流，在唐代的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中起了先导的作用。
王绩之后，初唐四杰进一步把诗歌从窄小的宫廷里解放出来。“四杰”之称，见于《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他们的文学活动主要在高宗至武后初年。其中卢照邻、骆宾王年辈较长，杨炯时代较晚。四人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闻一多《四杰》），因而其诗歌在思想艺术方面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看到贞观以后大唐帝国日益繁荣的气象，由此产生了但愿繁荣久长的希望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看到了贞观重臣大都起自布衣，以文章、才术进为卿相，又大大激发了“取公卿于朝夕”（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的幻想和不甘心憔悴于圣明之代的志气；同时，六朝频繁的兴衰更替也使他们怀有盈虚有数、好景不常的隐忧。因此，他们的长篇歌行极力铺陈帝京的壮丽气象，其力量和气势，远远超过了刻板工丽的宫廷文学，而在歌颂太平时所流露的人事沧桑的感慨，又使这些铺陈富丽的诗歌微笼着一层轻烟淡雾般的感伤情调。
其次，他们使诗歌“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四杰》），在强烈的爱国热忱中贯注了人生的远大理想，抒发抑郁不平的苦闷，以及对边塞形势的密切关注和重义轻生的豪侠意气，表现了社会上一般人的生活思想和正常健康的感情。
四杰中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擅长五律。由于各人遭际、性格的差异，他们的诗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卢照邻（637？—689？），字升之，号幽忧子。他一生只作过邓王府的书记、九品的新都县尉这类小官，后来久困长安市井，晚年又身患残疾，却心比天高，渴望做一番“名与日月悬”（《咏史》）的大事业，这就使他的诗歌产生了“有时无命”的悲激不平之气。因此屈原的骚体最适合抒写他的痛苦和不平。病重时所写的《释疾文》和《五悲》两篇骚体文叙述了他一生的遭遇和遗恨，是他呕心沥血的力作，十分沉痛感人。他的诗歌多为行旅、游览、应酬之作，特点是长于铺叙发挥。最著名的作品是《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斜〔7〕，青牛白马七香车〔8〕。玉辇纵横过主第〔9〕，
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10〕，凤吐流苏带晚霞。
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游蜂戏蝶千门侧，
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11〕。
梁家画阁中天起〔12〕，汉帝金茎云外直〔13〕。楼前相望不相知，
陌上相逢谁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14〕，曾经学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
双去双来君不见？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帖双燕。
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片片行云着蝉鬓〔15〕，
纤纤初月上鸦黄〔16〕。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
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17〕。御史府中乌夜啼，
廷尉门前雀欲栖。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
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18〕。俱邀侠客芙蓉剑，
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19〕，
五剧三条控三市〔20〕。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
汉代金吾千骑来〔21〕，翡翠屠苏鹦鹉杯。罗襦宝带为君解，
燕歌赵舞为君开。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
意气由来排灌夫〔22〕，专权判不容萧相〔23〕。专权意气本豪雄，
青虬紫燕坐春风〔24〕。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25〕。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
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26〕，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篇歌行通过对汉代长安的描写，反映了唐代长安的盛况：大道小巷纵横交错，宫禁侯府比宅相接，玉辇宝盖川流不息，帝室王公竞争豪奢。诗人没有用全面罗列的结构铺叙这幅上层社会热闹烜赫的场面，而是选取宫室、车马的富丽装饰和豪门中歌儿舞女的妖娆情态着意刻画，在细节的描绘中展现出壮观的气象。如果说上层社会的图画是在白日丽景下展开，那么市井的生活则是通过娼家的夜生活表现出来的。诗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挟弹飞鹰的荡子，暗算公吏的少年，仗剑行游的侠客，宫中禁卫的执金吾，纷纷聚集在北里娼家，狂歌滥饮，极尽声色之娱。而在宫廷与市井之间，更有势倾天子的将相豪贵，争权夺利，各不相让。诗人把长安的盛况渲染到极致，最后却归出繁华须臾、好景不常的主旨，这种人事沧桑之感，反映了在历时尚短的繁荣形势下，初唐文人对兴亡盛衰的思索和警觉。结尾以扬雄穷愁著书的生涯与长安豪华骄奢的生活作对照，寄托了作者的寂寥愤慨以及追求不朽声名的人生观。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很成功：它以白昼到黑夜为时间顺序，以宫廷到市井为空间次序，通过各种细节的描绘，生动具体地展现出长安生活的各个侧面，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总汇成一幅壮观的长安社会风情长卷，以繁华和寂寞造成篇幅悬殊的对比，把梁陈以抒写艳情为长的宫体诗和阮籍左思善用对比的咏怀咏史诗相结合，使宫体诗具有寄托讽喻的意义，是作者在继承汉魏六朝诗歌传统上的创变。全诗辞藻艳丽而能厕以清词，并采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如叠字、顶针格、复沓层递句式等，加强了音韵铿锵的节奏感。读来声调圆转流畅，“抑扬起伏，悉谐宫商”，气势充沛，力量雄厚，可称七言长篇之极致。
骆宾王（640？—684），曾在道王府供职，做过县主簿，升为侍御史后不久得罪入狱。贬为临海丞，弃官而去。后来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任府属，兵败后不知所终。他才气纵横，一身傲骨，却长久不得升迁，又遭幽絷，内心的激愤不平可以想见。从他的部分诗作看，他曾有过担任宿卫以及从军戍边的经历。足迹所至，从天山到海曲乃至蜀中，因此在行役途中写下的作品很多，这些诗兼有边塞的内容和山水的描写，生活阅历丰富，视野开阔。与卢照邻一样，他善写铺陈的长篇歌行，只是比卢照邻更加繁富。他的《帝京篇》、《畴昔篇》都是挥洒淋漓、极见才力的长诗。《帝京篇》是贞观年间唐太宗和大臣们写过的题目。骆宾王写此诗是为了向吏部长官干谒。全诗以七言为主，间有五言，以慷慨流动的笔调铺写京都文物的繁华、皇亲国戚住宅的富丽和娼家狎邪宴饮的淫乐生活，抒发自己的牢骚感慨，指出荣华富贵的不能久长，内容与《长安古意》相近，“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王世贞《艺苑卮言》），在当时被称为“绝唱”。只是过于缜密铺陈，不如《长安古意》疏拔流丽。他也写过少量五言律诗，其中《在狱咏蝉》最为工致：
西陆蝉声唱〔27〕，南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