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十五讲_第1节

唐诗宋词十五讲

内容简介

唐诗和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样式。作者以深湛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化精神中最绮眩精微的部分。

序

葛晓音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不但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而且每一种体裁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有过辉煌的全盛时期，产生过许多不朽的名作。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着诗和词这两种诗歌样式达到的全盛时期，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中最值得自豪的瑰宝。

一个热爱诗歌的民族应该是富有理想的民族，诗让人感悟人生、体味人生；诗能净化精神，使人升华到高尚的境界。一个善于写诗的民族应该是最有修养的民族，诗启发人理解自然、思考哲理；诗能展示人性的真实，促进人对于人类共同感受的认同。唐诗宋词的永恒魅力就在于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性格。

真正的好诗是不受时代和地域局限的。它虽然产生于千年以前，却像才脱笔砚一样新鲜，无论何时吟诵，都有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能够深深沁入心灵的不仅是优美的语言和节奏，更有那种源自生活的诗意，可以融入小说、戏剧、散文、音乐、舞蹈、美术，滋养一切的文艺形式，唐诗宋词的永恒魅力就在于涵养了我们民族的情趣。

中国诗歌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似乎与工业化社会无缘。然而在现代物质享受几近饱和之后，人们终于发现自己将要失去的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真正的好诗能引导人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使人在浮华喧嚣中返归宁静和淳朴。回到人的本真，重新认识生活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唐诗宋词的理由。

第一讲 走向高潮的初唐诗

初唐的诗歌革新

初唐诗歌形式的发展

从王绩到“初唐四杰”

从“文章四友”到“吴中四士”

从陈子昂到张说

从先秦到隋末，中国古典诗歌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语言的发展，诗歌题材不断扩大，各种诗体相继出现，表现艺术愈益成熟，在内容、形式、风格等各方面为唐诗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犹如蕴蓄丰富的江河上游，预示了唐诗波澜壮阔的前景。

当中国历史进入最开明繁荣的盛唐之际，诗歌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可以说唐代诗歌走向高潮的过程几乎是与时代同步而行的。古人把唐诗分成初、盛、中、晚四期，这种区分虽然不十分合理，特别是各期之间的年份界限难以截然划断，但大体上可以说明唐诗发展的阶段性及其与时代的关系，因此一直被沿用下来。

初盛唐诗歌的分界一般定在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1），以此上推到唐高祖武德时期近一百年，是为初唐，而玄宗开元天宝四十多年间则为盛唐。在诗歌高潮到来之前，人们还需要一个认识和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过程，齐梁时代已经萌芽的格律诗也还需要一个完善和规范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所经历的时段，就是在百年之内似乎徘徊不前的初唐。因此虽然从诗歌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初唐都处于低谷，然而又是一个缓慢地酝酿着诗歌高潮的时期。以下就从几方面来谈一谈诗歌是怎样逐步从初唐走向盛唐的。

一 初唐的诗歌革新

诗歌从初唐走向盛唐，经历了一个自觉革新的过程。人们通过对前代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在各种不同认识的争论和评价的反复之中，逐渐确立了学习建安诗歌、批判齐梁文风的主导思想，最后在盛唐形成了将建安风骨和齐梁词采相结合的共识。盛唐诗歌形成文质兼备的理想风貌，是与这一革新过程密切相关的。

初唐诗歌革新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南朝齐梁时代的绮靡文风的。自从东晋偏安江南以后，中国南北分裂，北朝长期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战争不断，文化停滞，能够写诗的文人很少。而南朝则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诗歌创作也很兴盛。不但诗人众多，名家辈出，而且出现了不少新的题材，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咏物诗都在这一时期蔚为大宗。南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新体诗，开始自觉地运用四声，讲究对偶，避免声病，已成为后代格律诗的雏形。到了梁陈时期，在以宫廷为核心的文人创作中，应诏诗、咏物诗、艳情诗迅速发展，歌咏身边琐事、描写月露风云成为诗歌的主流。汉魏以来在诗歌中思考人生意义、追求远大理想的传统便逐渐衰退了。所谓齐梁绮靡文风指的就是这种“嘲风月、弄花草”、缺乏言志述怀的深刻内容和刚健骨力的创作风尚。

对于绮靡文风的批评，早在西魏北周时期就开始出现了。魏相宇文泰为改革政治，反对浮薄的风气，命苏绰仿照《尚书》作《大诰》，又令“自今文章皆依此体”（《资治通鉴》卷159）。首先自觉地将文风的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并用行政手段付诸实施。隋代统一中国后，隋文帝又一次下诏排斥轻浮华伪文风。李谔也上疏批评“江左齐梁”的弊病在于内容上“不出月露之形”、“唯是风云之状”，形式上“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隋书·李谔传》）。但是他们把朴素和绮靡两种文风看成是儒学和文学的对立，彻底否定了诗歌自身的价值，这种复古倒退的理论并不能有效地扭转不良文风。

大唐帝国建立以后，从贞观年到开元初，经过宫廷和民间几代文人的努力，才完成了诗风的革新。这一革新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国之初，唐王朝既要吸取六朝和隋代亡国的教训，改革政治和文风；又面临着收拾战乱之后文化残破局面的迫切需要。因而继承周隋复古主张的虽然不乏其人，但是从唐太宗到贞观重臣们对于文风的改革大都采取了宽容而辩证的态度。一方面，唐太宗提出“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执契静三边》）、“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帝京篇》），认为要使风俗返归淳真，必须使文风变为质朴，要求诗歌成为歌颂太平之治的雅音正声。一方面，出自对南朝文化的倾慕，他又写作了许多齐梁体诗。魏徵则主张把江左的清绮文采与河朔的贞刚气质结合起来，“使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隋书·文苑传序》），最早指出了唐诗发展的正确方向，描绘了唐诗未来的理想风貌。这一时期的宫廷诗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以歌功颂德、箴规时政等政教思想代替月露风云、艳情闲愁的描写，在艺术上则用典正工丽的风格代替轻艳浮靡的情调。但政治说教和歌颂太平同样会因内容的空洞而导致追求形式的雕琢，加上唐初诗人大都是陈隋遗留下来的旧臣和功成名就的元勋，高贵的社会地位限制了他们诗歌中真情实感的流露，因此其诗歌创作虽然洗去了梁陈及隋代后期遗留下来的脂粉气和富贵气，但传统的文学积习没有改变，自然就返回到比较清绮的齐梁。到贞观末年，宫廷诗风朝典雅富丽和轻艳绮媚两种趋向发展，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仪。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得势，这种诗风曾在唐高宗龙朔年间流行一时，被称为“上官体”。

二、唐高宗时期：上官仪被武则天处死以后，“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针对“龙朔初载，文场变体”的状况，批评“气骨都尽、刚健不闻”的“上官体”，担当起使“积年绮碎，一朝清廓”（杨炯《王勃集序》）的历史使命，鲜明地指出了诗歌振作在于“气骨”这一核心问题。不过他们标举儒家以六经为本的原则，将绮丽文风的历史根源归于屈宋和建安文人，没有把“气骨”和建安诗联系起来，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局限，与周隋的复古主张和偏见有相承之处。“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积极支持王勃的革新主张和实践，但对于屈原的精神和骚体诗则给以充分的肯定。四杰深受贞观重臣的影响，王勃的革新在创作上主要表现为歌颂廊庙的大赋大颂，发扬的是宫廷中的雅音。但他们的诗歌则以“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王勃《春思赋》）为主题，视野从台阁移到江山、塞漠和市井（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实际上已经以新鲜的生活内容和远大的人生理想体现了“气骨”的实质内涵，不自觉地继承了他们在理论上所轻视的建安文学传统，这是初盛唐诗歌革新的良好开端。

三、武则天到中宗时期：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了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抒写人生理想的慷慨意气：“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修竹篇序》）。他明确地批评了齐梁诗只追求词采华丽、缺乏兴寄的弊病，指出汉魏风骨和建安作者是上承风雅传统的〔1〕，这就把建安气骨和风雅兴寄统一起来，纠正了王勃等人在理论上的偏见。他的《感遇》三十八首仿照阮籍《咏怀》，从宇宙变化、历史发展中探索人生的真谛和时代的使命，把初唐四杰对功业的渴望、现实生活中的不平以及宇宙无限、人生有尽的朦胧觉醒和淡淡惆怅升华到更自觉、更富有理性的高度。一方面，以拯世济时为己任，激发起个人对时代和国家的责任感，使盛唐诗人把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具体化为乘时立功，争取理想政治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保持穷达进退的节操，这就是他所提倡的风雅兴寄的主要内容，盛唐诗歌的基本精神正是由此确立的。

陈子昂以“风骨”和“兴寄”为标准，区分了建安和齐梁文风。但他对于齐梁词采淘汰过分，又不免偏颇。在初盛唐之交对于诗歌革新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是两位先后在开元年间任宰相的政治家兼诗人张说和张九龄。张九龄留到讲盛唐诗时再谈，这里先说张说：他与陈子昂是同时代人，主要活跃在武则天后期到唐玄宗前期的政坛和文坛，是盛唐文人所钦佩的文宗和时哲。张说对于屈原宋玉以来的历代文学一概持肯定态度，是对王勃、杨炯、陈子昂矫枉过正的反拨。他主张作诗要文采和风骨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了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他还以一生为功业所充实的创作实践发扬建安精神，为盛唐诗人做出了表率。“重义轻生知许国”的精神是张说诗歌的风骨所在，对于盛唐诗人的精神风貌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革新，到初盛唐之交，一般文人已经普遍形成了兼取建安风骨和齐梁清词的自觉意识，这是盛唐诗歌形成刚健清新的普遍风尚的关键。

二 初唐诗歌形式的发展

唐代以前，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诗体都已经出现。四言体经历了先秦汉魏的发展，到晋末趋于衰落。汉代兴起的五言诗成为汉魏六朝诗歌的主流，七言诗在南朝也开始发展起来。不过唐以前的五七言诗主要是可以配乐歌唱的乐府诗、文人拟乐府和古体诗。格律诗在齐梁已经萌芽，但还没有形成。律诗的规范及其与古体的区分主要是在初唐完成的。初唐诗歌形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长篇歌行的扩展：歌行这种诗体出自汉乐府中以“行”为题的诗。汉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艳歌行》等题目，但还不是后来“歌行”的意思，而是“某歌之行”。那么“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与音乐的节奏有关。公元5世纪前我国就有“歌钟”和“行钟”，行钟的乐曲是简单的三音阶的跳跃节奏。〔2〕汉代的“行”也是指乐曲。《汉书·司马相如传》说：“为鼓一再行。”颜师古注：“行，谓曲引也。古乐府之长歌行，短歌行，此其义也。”“再”是重复一遍，即第二遍的意思。“为鼓一再行”就是说司马相如为听众鼓琴，奏了行曲的一两遍。〔3〕《宋书·乐志》在“清商三调”下列了十六种大曲，除两曲以外，其余全部是乐府的“行”。可见“行”是一种可以多遍歌唱或演奏的乐曲，这就决定了在这种乐曲基础上形成的“行”诗体语意复叠、节奏分明的基本特征。

成熟后的歌行主要是七言体，也有少量五言。建安时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和长篇杂言《大墙上篙行》可以看做早期歌行的雏形。此后由于七言、杂言一直被视为俗体，歌行发展很慢。齐梁时七言诗逐渐增多，连某些乐府也从五言短篇演变为七言歌行体，内容多是闺怨艳情，到陈隋进一步与边塞题材结合起来，全篇排偶，铺陈华丽，词意繁复，是这一期歌行的主要特点。初唐时，歌行篇幅加大，内容也从传统的边塞闺怨扩展到描写帝京的繁华，抒发怀古的浩叹，探索人生的哲理，初唐四杰的歌行较陈隋歌行更善于铺排发挥，词藻极艳而气象恢弘、境界壮阔，又非六朝可比。四杰以后稍汰浮华，渐趋流畅宛转，歌行之体遂臻于成熟。

二、律诗和绝句的规范化：律诗启自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新体诗。齐梁诗人沈约根据汉字平上去入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歌中音律的配合，提出四声八病说，当时一些作家王融、范云、谢朓等将这种规则和晋宋以来诗歌中排偶、对仗的形式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就形成了新体诗（又叫永明体）。这种诗体只讲“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即五言诗在两句十个字里求声律调协，不限句数；同时取韵不论单双，平仄亦不相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