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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是什么？”
“我之后向你解释，你继续说。”
“这个世界上有胆小的、好斗的、满肚子坏水的人。但是，那些真的坏到骨子里、无可救药的人还是少之又少的。剩下的人心存恐惧，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时时刻刻都想咬别人一口，打别人一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暂时忘记其实自己怕得要死，忘记自己并没有那么强大。”
接下来的谈话也是围绕着类似的话题进行。我们聊到了他的工作，扎克从中得到了希望和启发。我对他说我对这种事情不怎么感兴趣，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之前的生命中居然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感觉这么棒。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间囚室里，一位牧师蹲在我身边，周围充斥着各种喊叫声——有一帮人，在无聊地玩“谁尿得比较远”的游戏。这是一帮无聊的人，明天一大早，他们就得把自己弄的这一摊残局打扫干净。
第二天晚上我重获自由。就在我临走之前，扎克开口了：
“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孩子，我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别忘了，一切全在于你自己。你只要遵从自己的心就好了。”
“孩子”，这个词从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狱友嘴里说出来，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和扎克那场很长很长，同时也很奇怪的谈话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三天。这期间，我回到了巴黎，重新和布莱特还有其他几个投资人取得了联系。
人们学着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一步一个脚印。要是摔倒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摔倒。我们站起来，然后重新出发，再也不能像胆小鬼那样爬着走了。
半个月之后，扎克也被放了出来。毕竟，他还有点儿名声，而且也没犯什么大事儿，就是把一个毒贩给打了，因为后者想把毒品卖给他帮助的那些孩子。好吧，是的，打得不轻。扎克尽力把这些孩子从那种不堪的生活中解救出来，不让他们再重复自己父母的老路。他已经打了那些肮脏的毒贩好几次了，被打的毒贩都快被人嘲笑死了，竟然被一位牧师给打了。扎克保护弱者、穷人，保护那些被遗弃的人，所以，他必须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
事后我也不想再追究些什么了。即使……这一切发生的概率太低了。一个不算精明也不那么笨的法国人在旧金山喝醉了，在鹦鹉视觉餐厅的地下停车场歇歇脚，刚要跟一个漂亮的姑娘有点儿亲密的举动，警察巡逻队就来了。然后就被警察同志扔进监狱和一个牧师做了狱友，一个特别的牧师。好了，我就不浪费时间算概率了，嗯，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是六十亿分之一，比中彩票的概率还低，再说，我已经不去想这些了。
我给扎克写了两三次信，邮件和手机在他的世界里是多余的，我从来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对此我有些失望，但还好，也不是特别失望。之后，我不再为扎克操心了，但是这位牧师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留在我的心中，之后很久，我才发现了这一点。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明白扎克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是多么相似。至少生命的初期是相似的，因为现在他学会了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
(1) Bisounours，比喻善良有爱心的形象。
不经意间成了尤达大师的田中先生
我回到了法国。一下飞机，本努瓦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怒气冲冲的，似乎从天而降。他本来想去美国与我会合的。无限的怒火开始朝我喷射，什么我就是个疯子、冒失鬼，为了这事儿，他都急疯了，等等。
可爱的本努瓦，他看着有点儿发福了，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开始谢顶了。听我讲在监狱这段的时候，他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对于被捕的原因，我原原本本地给本努瓦讲了一遍，比如因为庆祝而醉酒啊，玛丽萨啊，被捕啊之类的。我点了支烟慢慢地回忆着，本努瓦拍着我的后背狂笑。我想他是把我想成了一个冒险家，因为在里沃利街，他自己的生活平静而无聊。
奇怪的是，直到我们去停车场取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起来扎克牧师。那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用“谦逊”来解释这种情况有点儿不准确，或者更应该说是“迷信”。我相信，那是一种迷信。不不，我从来不信一只黑猫会带来厄运。莱昂诺尔的宝宝贝拉，有一身黑色的如同安卡拉羊毛般的皮毛。我写东西的时候，它就睡在我的膝盖上，发出直升机般嗡嗡的呼噜声。相反，高大的混血罗威纳犬对莱昂诺尔一直寸步不离，简直能称得上是过度保护了，搞得莱昂诺尔有时候受不了了就把自己关厕所里，偷得一会儿清静。“迷信”从秘密吉祥物这个角度看，就是我们藏起来的护身符，但当时我还没明白这一点。当然，我可以根据自己现在的所知重写这个故事。但是，我相信这一定是一种个人的迷信，我们都有的迷信。当有些事情太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太美好，太幸福，太有希望，出于自己的恐惧，我们会说没有这样的好事儿。这还是恐惧，但是，这是一种美好的恐惧，一种幸福的恐惧。这是我们需要保护的东西，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归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有点儿像一位女士因为月经推迟了，她觉得自己怀孕了，但是她不想把这件事说出去，甚至不想去药房买一个验孕棒。因为她害怕，她如此害怕万一有点儿什么影响，说好的宝宝就会不见了。就是这种心情。
一天晚上，莱昂诺尔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出来，边走边向后甩了甩自己金栗色的鬈发，她的忠实护卫——楚伊紧紧地跟着她。她笑了，轻轻地推开我递过去的酒，对我说：
“保罗，我怀孕了。”
我愣愣地看着她，嗓子发干，心跳狂飙到了每分钟300次以上。
“什么？你去检查了吗？去妇产科看了吗？”
“没呢。我怀孕了，可能是个男孩儿，也可能是个女孩儿，他或她就在我的身体里，我能感觉得到。”
我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高兴得像个孩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那个时候我们的小玛雅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天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我确实在那儿，是的，我也在那儿，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某件至关重要的东西。
好了，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有点儿扯远了！对不起大家。继续说我回到法国之后的事儿。
当然，我有时候会想起扎克，想起黛丝夫人，想起斯格瑞芬法官，想起旧金山的监狱。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越来越像一场假期的回忆。这些回忆在当时并不可爱，但过后确实动人心弦。
心花怒放，至少我觉得自己是这个状态。电话响个不停，连通了美国和巴黎。帕克银行的合作计划，各种观点和想法，和巴黎卫生部的各色官员的接触（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很不错，热心肠，乐于助人。另外一些人呢，很讨厌，事情一到他们手里就卡住了，只要你没有上级盖章签字的公函，就别想让他们干一件事儿），和病人保护协会的会面，满世界地去寻找符合本努瓦认定标准的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药品和最好的医生，这一切的一切让我的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中。当然，其间也有不和谐的因素，有一个很差劲儿的协会，名字我就不说了，但是我想说那个长着一张田鼠脸的女会长真的很差劲儿，当时我真想扑上去掐她的脖子。从她走进我的旅行社那一刻，我就非常厌烦她。她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出言不逊，转了一圈，一边转，一边叹气，好像全世界的悲苦都压在她那瘦弱的肩膀上。长了一张田鼠脸，看起来也很憔悴，但是，她应该不到四十岁。我会把这个称号留给我们的男性朋友们。凯斯女士（我们先这么叫她吧）在我面前站定，表情严肃而痛苦。她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还夸张地做各种颤抖状，演说的中心内容就是我这间小旅行社犯错误了，区别对待，不公平。事实上，有些人，尤其是他们这个协会中的一些人，承担不起去国外就医的费用。我竭力使自己保持心态平和，跟她解释：“非常幸运的是，鉴于我们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在法国，那些比较严重的和存在潜在致命威胁的疾病都被医保覆盖了，而在美国，情况则不一样。”
“但是即使在美国，这也是一种不公，可耻、卑劣。”她的声音尖锐刺耳，“有些人有能力去国外就医，但是有些人则没有这个能力。”
凯斯女士持续、无限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声音也不自觉地高了几分：
“请等一下！照您的意思，一个无法在本国就医，但是可以去别的地方就医的病人，就该去死，因为在萨赫勒(1)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穷小子得不到医疗保障？一个必须要接受心脏手术的孩子，就因为自己的国家没有条件进行这种手术，他的母亲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因为她能筹到钱去曼谷给孩子治病是所谓‘不公平’的？您从哪儿来的？哪边儿的？您中午吃饭了吗？”
她看着我，神色有些不安，放在腿上的双手握得紧紧的。
“嗯……吃了。”
“我真为您感到羞耻！丑闻啊！不公啊！世界上每四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饥饿，您还敢吃饭？为了公平和正义，您也该饿死才对，不是吗？好了，您别在这儿用您的双重道德标准来对我说教了，请吧您，门在那边，不送了。”
她被我的举动惊呆了，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我以为她会在我的办公室哭。但是我当时很生气，我不在乎，管她哭不哭。
我觉得自己没错，但是，我错了。凯斯女士被自己内心的恐惧吓坏了。她想让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也被同样的恐惧困扰，不敢去享受生活、不敢去爱人也不敢爱自己。为了对付自己心中的这种虚幻的恐惧，她组织了三十多个人，建立起了这个小协会，协会里的这些人可能比她本人更尖刻、更怯懦。但显然，这不是一个对抗恐惧的好办法。她一定会想“成为某个人”，忘记自己的恐惧，做点儿对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事儿。分享他人的恐惧，以便忘记自己的恐惧，或者对自己说，自己是正义的、合法的、神圣的。这是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滥的招数。
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我和本努瓦刚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两个人的恐惧凑在一起，好说服自己“不怕，不怕”。虽然每天要面对各种烦心事，各种阻碍，还有没完没了的废纸，但是在连续工作了十二天之后，我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因为经济前景不是一般地好，我们一定能大赚特赚，我该买辆什么车好呢？对了，我得表现得像一个成功人士，胜券在握，有气势又有气质。一辆路虎揽胜，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或者是一辆奥迪，高端点儿的系列。我还要换房子，这是肯定的。一所处在黄金地段的豪宅，这个至关重要，可以把重要的客户请到家里来喝一杯。十六区、八区，还是七区？或者是漂亮的十七区？要不就在讷伊(2)？
当我在办公室里和成堆的清单列表、市场预测、各种必要的投资和必买的保险战斗的时候，艾米丽从我办公室的门口探出头来。她是我的主将，现在已经全面接管了我在旅行社的工作。
“保罗，有两位日本先生，一个叫……嗯……由树……唉，我也搞不清楚，大概是由树冈田克也，另外一个没说名字。”
我第一时间想到了田中先生的搭档们，赶紧站起来，抓起扔在椅背上的外套穿上。
“请他们进来吧。可以为我们准备一点儿咖啡吗？如果那样做的话，你真是太贴心了。”
田中先生本人进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呆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位笑眯眯的先生，裕辅冈田克也，看起来应该和我差不多的年纪。我殷勤地起身和他们打招呼，并且给冈田克也递过去一把椅子，把他从“人形衣架”的窘境中解救出来，然后向田中先生表达了我的欢迎。他向我点了点头，眨了眨眼睛，表示回应。除非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否则这位同志一小时说的话不会超过三句。
根据我对日本礼仪的粗浅了解，我没有先开口，而是等着田中先生的问题。冈田克也的英语十分出色，他代表田中先生问了几个或者说一个问题：
“拉马尔什先生，田中先生希望了解你们目前的进展、预期前景以及可能遇到的麻烦。”
之前有一个稀里糊涂的朋友去日本待了几个月，虽然不能说他是日本通，但是对我来说也是重要的参考，于是我向他咨询了一下日本的礼仪。他告诉我绝对不能让一位有身份的日本先生陷入尴尬的境地，不能直接说“不”，也不能公开反驳他。开场白要充满敬意，但是那些毫无意义的客套话就免了，他们不喜欢听。所以我对“决策者”们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千万别提问题，除非你已经有了解决方法。
于是我做了一段尽可能简短的介绍。其间田中先生没有打断我，只是点了点头。介绍结束之后，我觉得他会说两句。我觉得自己表现得很机灵，如果得到他的夸奖，我会很高兴的。但是，我失望了，他什么也没有说。随后我明白了，自己并不应该得到夸奖，因为我只是做了自己当初承诺的事情而已。简单来说，我的行为就像一个怯懦的孩子，渴望得到大老板的赞赏。没有赞赏，田中先生就这么看着我，似乎是在审视我，脸上没有一点儿笑意。突然，田中先生开口了：
“保罗，你为什么想做这个项目呢？究竟是为什么？”
他这个问题问得我瞬间呆滞，比问我八个月大的时候受洗礼是什么感觉更让我吃惊。嗯……是为了不再默默无闻，为了成功，为了赚钱，好像在自己证明自己能行。我的脑子开始飞速运转，想努力找到一种合适的、文雅的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想法。好吧，不管怎么样，日本人非常清楚“不默默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