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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前，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盖诺韦法漫不经心地听着，女儿讲的那些事令她感到腻烦。她对谁活着，谁死了这类事情越来越不关心，弥撒、米霞在耶什科特莱的同学、豌豆保鲜防腐的方法、米霞边听边作笔记的收音机广播节目、米霞荒谬的疑虑和问题，也全都引不起她的兴趣。盖诺韦法宁愿集中精力关注米霞在做什么，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她看到女儿的腹部第三次隆了起来，看到米霞揉面做面条的时候，面粉像雪花似的从面板上飘落到地板，看到淹死在牛奶里的苍蝇，看到留在炉灶铁盖板上烧得通红的火钩子，看到母鸡在过道里啄皮鞋带。这是具体的、可触摸到的现实生活，这是日复一日从她身边流逝的生活。盖诺韦法看到，米霞无法打理双亲作为礼品送给她的这座大房子。于是她费劲地从嘴里挤出了几句话，劝女儿找个姑娘到家里来帮忙。于是，米霞领来了鲁塔。
鲁塔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盖诺韦法望着她，顿感心脏一阵紧缩。她一直在守候她们俩，米霞和鲁塔并排站在一起的时刻，那时她便反复将她们俩作比较，“难道谁也看不出这一点？”她思忖道。她俩彼此是如此相像。简直就是同一样东西的两个变种。一个略为娇小，肤色也稍微黑点，另一个高一点，也更丰满点儿。一个的眼睛和头发是栗色的，另一个是蜜色的。除此之外，一切都一模一样。至少盖诺韦法觉得是如此。
她望着鲁塔擦地板，把白菜菜头切成丝，用擦钵研磨干酪。她望着她的时间越长，对自己的看法越是肯定。有时家里洗衣服或者是做大扫除，而米哈乌又没空，米霞就吩咐孩子们把外婆推到森林里散步。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把轮椅搬出屋子，然后推到丁香丛外边，从屋子里已经看不见他们，于是他们便推着轮椅在官道上飞奔，轮椅上坐着躯体僵硬、神态庄严的盖诺韦法。他们常常把外婆扔在一边。外婆的头发散开了，一只手无力地垂落在轮椅扶手的外边，而他们自己却跑进幼树林采蘑菇或是摘草莓。
在这种日子里的某一天，盖诺韦法用眼角的余光看到麦穗儿走出森林，朝官道这边来了。盖诺韦法的头动不了，因此只好等待。麦穗儿走到她跟前，好奇地围着轮椅转了一圈。她蹲在盖诺韦法面前，望着她的脸。她俩彼此打量了片刻。麦穗儿再也不是当年赤脚在雪地里奔走的姑娘。她壮实了，也更高大了。她的两条粗发辫如今已变成白色。
“你换走了我的孩子。”盖诺韦法说。
麦穗儿粲然一笑。将她那只瘫痪了的手放在自己温暖的手掌中。
“你抱走了一个小姑娘，给我留下了一个小男孩。鲁塔是我的女儿。”
“所有年轻妇女都是老年妇女的女儿。再说，你已经既不需要女儿，也不需要儿子了。”
“我已经全身瘫痪不能动。”
麦穗儿捧着盖诺韦法瘫痪的手，在它上面亲了亲。
“你起来，走！”她说。
“不！”盖诺韦法小声说，并且以无意识的动作摇了摇头。
麦穗儿大笑起来，朝太古的方向走了。
在这次邂逅之后，盖诺韦法再也不想开口。她回答别人的问话仅仅是“是”或“不”。她偶尔听见帕韦乌跟米霞窃窃私议，说中风也会侵袭人的头脑。“让他们说去。”她心想，“中风会侵袭我的头脑，可我，依旧是我。”
吃过早餐后，米哈乌把盖诺韦法推到屋子前边。他把轮椅放在靠近栅栏的青草地上，而后自己就在长凳上坐了下来。他掏出卷烟纸，花了很长时间用手指将烟叶揉碎。盖诺韦法望着自己前方的官道，她打量着光趟平整的铺路石头，觉得这些铺路石头仿佛都是埋在地里的、成千上万的人的头颅。
“你不冷吗？”米哈乌问。
她摇摇头。
后来米哈乌抽完了烟，走开了。盖诺韦法待在轮椅上，她望着帕普加娃的花园，望着在绿色和黄色的斑点之间，弯弯曲曲地延伸的田间砂石路。然后她又望着自己的脚、膝盖、大腿，它们同样是那么遥远，同样不属于她，就像那些砂石、田野和花园。她的躯体是用脆性的、人的物质捣碎后捏成的泥人儿。
令她感到奇怪的是，她的手指还能动，苍白的手上手指尖还有感觉，她这一双手已有好几个月不曾领略过劳动的疲累了。她把这样的两只手放在失去知觉的膝盖上，她用手指翻弄着裙子的皱褶。“我是一具活尸。”她自言自语说。而在盖诺韦法的躯体内，像癌，像霉菌那样杀人的景象已在不断地扩大。屠杀的要害在于剥夺运动的权利，须知生命就是运动。被杀的躯体不能动，人就成了一具活尸。人所体验到的一切，在躯体内都有个开头和结尾。
有一天，盖诺韦法对米哈乌说：
“我觉得冷。”
米哈乌给她拿来毛绒头巾和手套。她动了动手指，但已感觉不到它们。因此她不知道手指在动，还是没有动。她将目光投向官道，她看到许多死去的人回来了。他们沿着官道从切尔尼察向耶什科特莱走去，宛如大规模的圣像巡行，宛如去琴斯托霍瓦的朝圣队伍。但朝圣总是伴有喧哗、单调的歌曲、如泣如诉的连祷、鞋底磨擦石头的沙沙声。而这里却笼罩着一派寂静。
他们有成千上万之数。排着不整齐的、零零落落的队列行进。他们在冰封的寂静中快步走着。他们都是灰色的，仿佛都给抽干了血。
盖诺韦法在他们中间寻找埃利和申贝尔特那个手上抱着吃奶婴儿的女儿，但是那些死难的人移动得太快，使她无法看清他们。直到后来，她看到塞拉芬夫妇的儿子，这只是由于他走得离她最近。他额头上有个褐色的大窟窿。
“弗兰内克。”她低声叫道。
他扭过头来，没有放慢脚步地瞥了她一眼。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他的嘴巴动了动，但盖诺韦法连一个字也没听见。
她看了他们一整天。直到傍晚，行进的队伍依然没有缩小。她闭上了眼睛，他们仍在继续向前移动。她知道，上帝也在瞧着他们。她看到了他的面孔——一张黝黑、可怕、伤痕累累的脸。
[35]琴斯托霍瓦是一波兰城市，在今西里西亚省，滨瓦塔河，那里的光明山为天主教圣地。光明山上的大教堂和修道院历来是朝圣的地方。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时间
一九四六年，地主波皮耶尔斯基一直住在府邸，虽说众所周知，他在那里住不长久。他的妻子把孩子们送到了克拉科夫，现在她是往返于克拉科夫和太古之间作搬家的准备。
看起来，地主似乎觉得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横竖是一码事。他继续做他的游戏。他日日夜夜待在书房里。他在双人沙发上睡觉。他不换衣服，不刮胡子。他妻子去看望孩子们的时候，他索性不吃饭，一连三四天饿肚子。他不打开窗户，不跟任何人说话，不出门散步，甚至不下楼。有一两回，县里有人就国有化问题来找他。他们夹着装满法令和图章的皮包。他们使劲擂门，拉扯门铃。那时他便走到窗口，居高临下地朝他们瞥了一眼，搓着手。
“一切都正确无误！”他用已经不习惯于说话的嘶哑嗓音说，“我就要走到下一层了。”
有时，地主波皮耶尔斯基需要自己的书籍帮忙。
游戏要求他掌握各种各样的信息，不过他在这方面并没有麻烦，一切他都能在自己的藏书中找到。由于做梦在游戏中起了根本的作用，地主学会了按自己的意旨做梦。更有甚者，他逐渐赢得了对梦的控制，在梦中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与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同。他能有意识地根据意旨做梦，另一方面，他也能同样有意识地立刻从梦中醒来，如同从栅栏上的窟窿里钻出来一样。他只需要片刻时间，就能完全清醒过来，然后便开始新的行动。
他所需要的一切，游戏都能给予他，甚至比他需要的更多。他又何必走出书房？
这时，县里来的官员夺走了他的森林、整整一季采伐的木材、耕地、池塘和牧场。他们送来了文件，文件上通知他，说他作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矿厂、锯木厂、酿酒厂和磨坊已不属于他。最后，府邸也不属于他。他们客客气气，甚至给他规定了移交财产的期限。他的妻子先是哭哭啼啼，后来只是祈祷，最后动手收拾东西、装箱、打包。她是那么削瘦、蜡黄，看上去就像弥留的病人床前点的蜡烛。她那突然变白的头发，在半明半暗的寒冷府邸里，同样闪烁着苍白的光。
地主太太波皮耶尔斯卡没有抱怨丈夫发了疯。让她心烦的是，她不得不自己作决定：什么东西能带走，什么东西得留下。然而当第一辆汽车开来的时候，面色惨白、胡子拉碴的地主波皮耶尔斯基走下楼来，手里拎着两只皮箱。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他不肯给人看。
地主太太奔到楼上，聚精会神地把书房凝视了片刻。她的印象是，书房里什么也没少，书架上没有任何一点空出的地方，没有搬动任何一幅画、任何一件小摆设，什么也没动。她唤来搬运工人，而他们信手把书籍胡乱塞进硬纸箱里。后来，为了干得更快，他们从书架上把书籍成排地往下扒拉。书籍张开自己不会飞的翅膀，无力地散落成一堆。后来纸箱不够用，工人们也不去管它们，搬起装满的纸箱就下楼去了。直到事后才发现，他们搬走了从字母A到L的所有书籍。
在这段时间内，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站立在汽车旁边，满意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封闭的环境里待了几个月之后，突然接触到新鲜的空气，这使他头晕目眩，像喝醉了酒似的。他想放声大笑，想玩乐，想跳舞。氧气在他稠浓的、缓慢流动的血液里燃烧，使干得粘结在一起的动脉膨胀开来。
“一切都像应有的那样准确无误，”他在汽车里对妻子说，他们的车子沿着官道，驶在通往凯尔采的公路上，“凡是正在进行的一切，都进行得很好。”
后来他又补充了这么一句，使得司机、工人和地主太太彼此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
“梅花八给枪毙了。”
游戏的时间
在作为游戏使用说明的《Ignis fatuus，即给一个玩家玩的有教益的游戏》的小书中，在对“第四世界”的描述里，出现了下列故事。
上帝在狂热中创造了“第四世界”，这种狂热为承受着身为上帝所必需承受的痛苦的他带来了轻松。
当他创造了人，他立刻就领悟到自己创造了奇迹——人给了他这样一种印象。于是，他便放弃了进一步创造世界。因为他想：“还能创造出什么更完美的东西？”现在，他在自己的上帝时间里，赞赏自己的作品。上帝的目光越是深入到人的内里，上帝心中便越是燃烧起对人的炽烈的爱。
然而人却表现出忘恩负义，他们忙于耕种田地、生孩子，全然不把上帝放在眼里。那时，上帝的脑海中便出现了忧伤，从忧伤里发送出黑暗。
上帝对人产生了单相思。
上帝的爱，如同其它每一种爱一样，有时是赘人的，使人难以承受的。人成熟了，就决心从纠缠不放的情人怀抱里解脱出来。“请允许我离开！”人说，“让我以自己的方式去认识世界，请给我准备好上路的用品。”
“没有我，你毫无办法。”上帝对人说，“你不要离开。”
“你别烦我啦！”人说，而上帝则伤心地向他垂下了苹果树枝。
上帝独自留下，思念着人。上帝梦见是他自己将人逐出天堂的。被人抛弃的想法常使上帝痛苦万分。
“你回到我身边来。世界是可怕的，它会杀死你。你瞧瞧地震、火山爆发、火灾和洪水！”上帝从云层中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声，威胁说。
“你别烦我，我自有办法！”人回答上帝，他迈开大步走了。
帕韦乌的时间
“人总得活着，”帕韦乌说，“得养育子女，得挣钱，得受教育，得往高处走，得向上爬啊！”
他也真的是这么做的。
他跟蹲过集中营的阿巴·科杰尼茨基一道回到做木材的生意上。他们购买森林，进行采伐，组织加工和运送木材。帕韦乌买了一辆摩托车，跑遍周围所有的地方寻找订货。他给自己买了一只猪皮的皮包，里面放有订货单据和几支复写笔。
因为生意做得不错，现金像小河淌水般不断流进他的腰包。帕韦乌决定继续自己的教育。把自己培养成医生的计划已不太现实，可他作为一个卫生员和医士，总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现在帕韦乌·博斯基每天晚上都深入学习苍蝇繁殖的奥秘，钻研绦虫复杂的生活链，研究营养品的维生素含量和肺结核、伤寒这样一些疾病的传染途径。上过几年短训班和培训班之后，他建立了一种信念，认为医学和卫生一旦从黑暗、蒙昧和迷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就能改造人的生活，而波兰农村也将会成为文明的绿洲，拥有许多消过毒的锅子，还有很多用来苏水灭过菌的农场院子。所以帕韦乌作为周围一带的头一个人，率先将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屋改造成盥洗室兼卫生间。那里干净得一尘不染：搪瓷浴盆，擦洗干净的水龙头，装垃圾的带盖的金属篓子，装药棉和木质素棉的玻璃器皿，还有带锁的玻璃柜，柜子里装有各种药品和医疗器械。他上完了一系列的培训班，取得了护理执照，现在他就在这间屋子里给人打针，同时也不忘以日常卫生为题给人们开些小讲座。
后来他跟阿巴一起做的生意垮了，因为所有的森林都已收归国有。阿巴也要走了。临行前他来告别，两人像兄弟般拥抱在一起。帕韦乌·博斯基意识到，在自己的生活中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今以后，他必须自己想办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再者，他们还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靠打针无法养活一家人。
于是，他把各种培训班所有的毕业证书装进自己的皮包里，开着摩托车到塔舒夫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