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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英方应归还舟山。德庇时却提出，若不让入城，便不归还舟山。耆英吓得连忙在私信中告饶，称此事“若有游移，我即无以自安其位”。[40]1846年4月，耆英与德庇时在虎门签订“归还舟山条约”，明确承认英人有入城权利，并称“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入城”。[41]英方当时未发现，因条约内无具体时间规定，清方可以“时形”为由，无限期拖延！
战后的广州常有民“夷”冲突发生，耆英为避免衅端，对策不无抑民护“夷”之嫌。1847年3月，英人6名在佛山遭石块袭击，德庇时以此为由派军舰内犯。4月2日，英军攻占虎门，钉塞827门大炮的炮眼，4月6日，占领商馆，作出进攻广州城的姿态。最怕动兵的耆英，立即照会德庇时，同意英方的一切条件，其中包括两年后即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42]
此后，当年12月又爆发黄竹歧事件，6名英人被杀。耆英立即派兵包围村庄，斩首4人，15人送交审讯。这种处理结果使英方感到满意，却使道光帝产生怀疑，这些“夷”人跑到黄竹歧干什么去了？[43]
一系列的事件使耆英对自己的驭“夷”能力发生怀疑，南国名城广州在他心中已成险境。想到1849年英人就要入城，头皮就一阵阵发麻。1848年2月道光帝命其春暖时分进京，其职务交徐广缙护理。对此，一些人认为是道光帝对他不满，另一些人称是耆英委人在京活动所致。
是年6月，耆英回到北京。7月，道光帝免其在广东的职位，以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等事务。11月，迁文渊阁大学士。他在京的日子看来过得悠闲潇洒，因为他还得到一个肥缺——崇文门监督。
道光帝死后，耆英倒霉了。咸丰帝召见时，他历言英国可畏，应事周旋。新皇帝闻此不悦。耆英轧出苗头不对，连连以病乞假。而咸丰帝于1850年12月对其动大手术，降为五品员外郎候补。其后，又因坐子罪，革职圈禁。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咸丰帝想起这位主张和“夷”的耆英，授其侍郎衔，参与天津谈判，临行前亲授机宜：以钦差大臣桂良等人为第一线，若不能成交，再由耆英出面稍加让步，即可成功。咸丰帝对其这一幼稚园水准的外交手法十分欣赏，耆英亦因复出而感恩涕零。他自以为凭其多年在广东与“夷”人的老关系，英、法多少会买他一点面子。谁知一到谈判桌上，英、法因其无钦差大臣头衔仅派几名翻译应付，而这些年轻的“夷”人，手持攻陷广州时搜获的档案，当面念起耆英当年奏折中咒骂“夷”人的文句。年近七旬的老人受不了这般羞辱，面红耳赤地离开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帝正一肚子火气，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耆英在鸦片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军事上无法对敌，应竭力避免战争，这无疑是正确的。可他的这种苟安政策，又何以救大清，救中国？
黄恩彤到广东后，官运亨通。因中英虎门条约订立，迁广东布政使，因中美望厦条约订立，赏戴花翎，加二级纪录，因中法黄埔条约订立，于1845年2月升广东巡抚。他聪明干练，耆英倚为臂膀。法使拉萼尼也颇欣赏其风度，认为他是首任驻巴黎公使的最佳人选。[44]
我们不知道黄恩彤若真至法，能否产生后来郭嵩焘使英那样思想巨变，但从他留下的《抚远纪略》、《知止堂集》中，找不到任何有益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资料。他最根本的观点是，英国人是绝对打不过的，只能“抚”，“无事则抚以恩，有事则折以信”。[45]他对广州民众抗英活动极反感，力主镇压，民众的揭贴也对他毫不客气：
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
治鬼无方法，剥民有才情。[46]
“黄烟筒”是粤语黄恩彤的谐音，“治鬼无方法”一句也颇中击要害。他和耆英的那种“柔夷”手段焉能“治鬼”？
1847年1月，黄恩彤因违例奏请年老武生职衔而下部议处。吏部议降三级调任，按道光朝的一般做法，黄应获降三级留任，以后很快开复。道光帝却将其革职，调徐广缙为广东巡抚。[47]《清史稿》称道光帝不满黄对外软弱，借细故发作，并隐喻给耆英一个警告，但没有更多的证据。
黄恩彤被革后仍留在耆英身边，获六品顶戴。耆英召京后，旨命交徐广缙差遣，一年后去职。他在山东家乡办过团练，抵御过捻军。1858年曾奉召伴随耆英参加天津谈判，但他赶到天津时，条约已签订，耆英已拿问。他活得很长，据说于1882年死去，但没有资料证明他的“抚夷”思想有何变化。
除了自杀的裕谦，以上12人均是鸦片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他们对战败体会最深，理应有猛烈的反省，有复仇的欲望。可从这12人战后的经历来看，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颜伯焘、牛鉴几乎是没有反应，剩下的5人又可分3类：一是耆英、黄恩彤的“柔夷”；二是刘韵珂的阴制；三是林则徐的对抗（假定福州反入城事件能代表其全部思想），道光帝则在三者间游移。作出反应的人，大多在通商口岸。我不知道耆、黄、刘等人若放缺云贵川或陕甘新，会否像琦善等人一样麻木？
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而林则徐呢？这个问题可分开谈。我以为，作为一名士绅、一位民众，战后无论以何种形式抗英（包括反入城）都不应受到指摘，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程的表现。他们的思想落后、手段陈旧、目标错误，应当由当时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来负责。但是，林则徐作为一名赋有思想的政治家，应当有更高的眼光，应当有负责任的态度，善于将自发的斗争纳入正确的轨道。我这里不是对林格外苛求，而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尽管他那对抗的姿态是可以表扬的。
“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今天的人们对两国的差异已作了种种叙述和分析。而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没有革新，使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也因为如此，我在上面对负有责任的12名政治家一一进行清算。
日本的维新力量并非来自幕府，而是来自社会，倒幕又成为改革的前提。由于清王朝此时尚不会即刻垮台，我们不妨也看看最为敏锐的中国知识界的反应。
作出反应的精英并不多，其中最杰出的是魏源。他本是一个学者，战前著有《默觚》、《老子本义》、《书古微》等学识深厚的著作。战争的炮声打破了他书斋问学的平静。1841年8月与林则徐的相会，收到林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开始了研究新课题的转移。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
《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在人们普遍不知“英吉利”为何的“天朝”，其功能和意义非今日同类著作能比拟。而该书“叙”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在已知历史结论的人们眼中格外触目惊心，许多人以为他已经找到了钥匙。
魏源心目中“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前两项直接对应“船坚炮利”，后一项又与清军在战时的懦怯有关。这是曾参与江浙防“夷”事务的魏源，最为直观的反应。他的“师夷”方法主要是聘请“夷匠”，并翻译外部世界的书籍。以今日知识来判断，似可认定，仅“师”这些“长技”还是“制”不了“夷”的。“夷”不是那么好“制”的。
魏源的思想虽不够充分，但却十分可贵，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轨道。可是，魏源的这一思想是不确定的。在《海国图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师夷”“制夷”的言论，也可以看到无须“师夷”即可“制夷”的言论，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都是他用来说明土法“制夷”的生动事例。就是大讲“师夷”功夫的《筹海篇》中，也有黄天荡的故事。如果我们再看看他同时期的名著《圣武记》，便知其思想之游移，似乎先帝们的方略武功亦可“制夷”。至于在此之后的力作《元史新编》，讲的似乎是“殷鉴”之类的道理。
《海国图志》就是这么一部庞杂的著作，有新思想的闪耀，也有旧观念的罗列。不同的人读之，可以得到不同的体会。无怪乎“师夷”思想在当时不能行远，而到了后来，决定“师夷”的左宗棠等人读之，立即就有心灵的沟通。
与《海国图志》齐名的是《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是一名学厚识精的官员，鸦片战争中任汀漳龙道，在漳州组织防御。后历广东盐运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福建巡抚。他是总督刘韵珂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帮手，有如黄恩彤与耆英的关系。
1844年，徐继畬办理厦门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知识的无知，恰遇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得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搜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1848年完成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瀛环志略》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更详尽准确，也没有当时人惯常的附会臆测；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但是，对战后中国应走何种道路这一最最紧要的问题，这部书没有作出回答。而从前面介绍的他弼助的上司刘韵珂战后表现中，我们又似乎可看到徐氏的答复。
还有一部必须提到的著作是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梁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广东名儒，曾入祁、徐广缙幕。这部于1846年杀青的著作，对美国和英国介绍尤详，对基督教的议论也可见其功力，而对蒸汽机的描写在当时人眼中有如天书，其缺点与《瀛环志略》相同。
如此评价《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可能过于苛求，但战后中国所处的险恶局势又不能不对之严格要求。平心而论，魏、徐、梁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们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徐继畬最为突出）已是石破天惊之举。由此为基点，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然而，我们今天认为尚不够完美的著作，当时被许多人视之为“夷”张目而鄙视。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是时代与社会间的落差。后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浮海东瀛，识货的日本人为之翻刻，对日本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多有帮助，这又是魏、徐两氏始料未及的。
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的思想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思想资料。“天朝”中有着难以计数的书籍，独缺“夷”人“夷”事之作。美国的赠书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被黄恩彤婉拒。魏源等人苦无材料，到处托人求人。他们并不知道，就在北京，有着他们急需的大批图书。
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这些图书可分成21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了。13年后，1858年，郭嵩焘至北京，闻之大为感慨：“倘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员还向郭透露，当年他曾向军机大臣祁寯藻提议译书，祁表示反对，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48]由于清朝的灭亡，这批图书大多佚失，今存北京图书馆有20余册，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地图7幅、地图册10余种。设或这批图书被译为中文刊行，设或魏源、徐继畬、梁廷枏能读到这批图书，其思想是否会有质的嬗变？
相比起魏、徐、梁，洪仁玕的机会要优越得多。他在香港多年，曾充布道师。1859年，他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作《资政新篇》呈天王洪秀全，建策达28条之多，实为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政经改革方案。读之令人鼓舞。可他做个军师、干王，总理朝纲后又怎么样呢？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洪仁玕。在这一变化中，难道完全是洪仁玕的个人选择？其中又有多少历史背景的限定？
历史的诉说夹杂着悲痛。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4年，1856年，战火又起。英法联军次第攻占广州、大沽，进入天津、北京。清朝又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11个不平等条约。与前次战争相比，清朝没有丝毫的进步，完全是重复错误。战后，新兴起的地方军政集团——湘、淮系首领做了一些“师夷”的工夫，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可是，一查来历，其原动力不是来自战败的刺激，其最初目标也非为“制夷”，而是为了对付那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