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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他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广东巡抚叶名琛为男爵，赏给荷包、扳指、烟壶等物品，并在谕旨中大大称赞粤东百姓“深明大义，有勇知方”，[24]他以为找到了制“夷”的新方法，即联络民众，利用民气，驱血肉以抗枪炮的力量。
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广州反入城斗争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我以为，它确实不代表中国前进的真方向。尽管今天许多人对民众斗争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我以为，它难阻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政治的攻势。中国欲抵御西方，须自身强大，其必由之途在于学习西方，如同日本一样。那种强烈的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情绪，自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充分理由，但由此产生的对抗，至多也只是低级形式的斗争，且易使当时的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由于道光帝的巨奖，朝野上下一派对外强硬的姿态。这并非来自对世界态势的真实判断，而是与战前的盲目性相联。他们只想报前次战争之仇，却忘了前次战争之教训。几年后，恶果毕现。
可是，充满喜悦的道光帝已看不到这一后果了。反入城胜利后仅半年，1850年2月，他去世了，将这一切痛苦留给他的儿子咸丰帝奕詝，而他平生最喜爱且驾崩于此的当时世界上最华观秀美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也在10年后由英军点燃的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
伊里布于1843年3月在广州病故，未留下对国是的遗言。
杨芳于1841年7月即广州战败后，获准回湖南提督本任养病，道光帝下旨曰：“务当仰体朕心，加意调摄，报国宣猷，日正长也。”[25]可他后来未能“报国宣猷”，而是1843年以老病获准开缺，回贵州家乡度晚年。1846年病故，享年76岁。史籍称其“著有《平平录》等书凡十余种”。[26]但没有听说他对战后中国有何建策。
奕山于1842年11月旨命交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43年初锁拿至京，圈禁于宗人府。是年9月释放。未久，以二等侍卫充和阗办事大臣。以后，他在新疆迁转多职，1850年授伊犁将军，曾多次平定当地的反叛。
与他人相比，奕山应有较多的机会表现，因为他的职守恰在大力扩张的俄国的正面。可是，他给清朝带来了一次次灾难。
俄国自19世纪30年代吞并哈萨克之后，开始入侵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多次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通商。道光帝恐拒之而引起事端，命伊犁官员妥议具奏。奕山等人经研究后，同意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奏上，道光帝去世，咸丰帝交理藩院再议。理藩院同意奕山的意见，通知俄方派员前往伊犁订立条约。[27]
1851年7月，伊犁将军奕山与俄国代表科瓦列夫斯基（E. П. Koвaлeвcкий）在伊犁谈判。俄方提出伊、塔两城通商办法按1792年“恰克图市约”办理。不知“市约”为何物的奕山，见俄方递出条约“官衔人名均无错误，谅非该夷捏造”，便同意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了字。
按照平等的“恰克图市约”订立的新条约，对中国却极为不利，危害最大者有三：一、条约规定“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这在恰克图是对等的，因为地处边界；可在中国内地的伊、塔两城就不对等了，中方并不拥有对俄国城市内中国商人的司法权力。结合条约其他规定，实际给予了俄方领事裁判权。二、条约规定，两国贸易“彼此两不抽税”，[28]这也是仿效恰克图的做法。可免税在中国境内城市实行，俄国并不开放相应城市，实际成为单方面免税。三、条约规定设立“贸易亭”，又称“买卖圈子”，由俄国治理，与租界类似。当然，签约的奕山并不知这些利害，反在奏折中称：“可以行之久远。”[29]诸如此类的腔调，我们已从前一章耆英处领教过。而咸丰帝也同其老子一样，顺利批准条约。
1856年1月，奕山授黑龙江将军。此时正值俄国武装航行黑龙江，奕山不敢阻止，只是侦察、上报而已。[30]1858年春，咸丰帝因俄方多次要求“分界”，命奕山与穆拉维约夫（Н. Н. Mypaвьeв）“会同查勘”，并指示“务当恪守旧约（指尼布楚条约），勿使该夷肆意侵占”。[31]奕山接旨后，由齐齐哈尔赴往瑷珲。
此时的瑷珲，军事上已不再是中国的内地。自俄国多次武装航行黑龙江，特别是在海兰泡（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擅设军事基地后，瑷珲已成为俄国炮口下的一座危城。1858年5月23日开始的中俄谈判，弥漫着城下之盟的气氛。在俄方“鸣炮放枪，势在有意寻衅”的压力下，奕山如同17年前在广州，一下子屈服了。5月28日他签订的“瑷珲条约”，出让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又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改为“两国共管”。[32]
1859年中俄北京会谈中，清政府否决了“瑷珲条约”，奕山因此被革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他又于次年复出，任署镶白旗满洲都统。此后一直在京官上迁转。1871年授内大臣，并开复其在鸦片战争前的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的官职。1874年，以病开缺。
奕山活得很长，宦历道、咸、同三朝，本可有所作为。可他从鸦片战争中引出什么教训？我们只能从1858年瑷珲条约看到点影子，即所谓避免衅端。他是鸦片战争中主要官员中最长命的，但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鸦片战争前。1878年，他以88岁高龄病故，而清廷给他的谥号为“庄简”，大约固守旧义可谓之“庄”，久官无功可谓之“简”吧。
颜伯焘于1842年1月被革职，返乡途中，路过漳州，曾下轿在下属耳边密语：“如有佳音（指复出事），幸即专人送粤”[33]，可见这位官迷之无耻。相比牛鉴、奕山等人，他是幸运的，毕竟未被定谳斩监候；可道光帝因其“虚词搪塞、全无实际”而恨之[34]，始终未让其复出。他在家乡默默过了10余年。1853年，太平军兴，他在籍奉召，可只走到赣州，因道梗折回。次年，他还不死心，改道苏州，因病流寓就医。1855年底死于他乡。遍查史籍，找不到他在鸦片战争后有何表现。
奕经1842年11月旨命交部治罪，定为斩监候。至京后，监于宗人府。1843年4月，与琦善同时起复，也因御史陈庆镛直谏，同时改为“闭门思过”。可闭门仅半年，思过尚无心得，便于10月以二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后调伊犁领队大臣。1846年因刑讯逼供革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道光帝死后被释回，任职新疆。1852年调京，任工部侍郎等职。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偏师北上，他率密云旗兵赴山东防堵，是年11月，卒于军。鸦片战争给他的教训是差点丢掉性命，此外并无其他。
刘韵珂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自然与其为人乖巧有关。
自1842年5月18日英军陷乍浦、扬言攻杭州起，刘韵珂便魂腑不归，旧病发作。6月1日，他见耆英由嘉兴返回，准备遵旨就任广州将军，觉得前景无望，即刻卧床不起。6月15日的奏折自称“病势日增”，可道光帝谕以“总当以国事为重”。6月26日的奏折干脆讲明：当日已将巡抚印信交布政使“暂行护理”。道光帝只得给假一月。7月29日再奏要求续假20天，道光帝8月5日朱批再给假1个月。可到了11日，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接见下属，部署机宜。16日，尚未等到8月5日的朱批，便主动上奏，宣布已接印视事，正常上班了。[35]很可能此时的南京谈判创造了有益健康的气候，奕经欲保奏伊里布署理浙抚的流言，更是一剂特效药。
战后，刘韵珂奉旨重建海防，来到宁波、镇海等处，亲眼目睹当年修筑工事全被击毁，可他不知近代战术和筑城技术，看不出问题，反觉得“前建各处工程处处为当冲要，无隙可乘”，下令恢复原样。[36]1843年8月，他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浙海善后事宜折，共计24条措施，以今日知识判断，全为不得要领，却也在军机大臣和户、兵、工部堂官中进行一番“认真”的讨论，9月得旨下发。[37]可是，这时的刘韵珂已用不着落实这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善后事宜了，他已荣迁闽浙总督。
既然在军事上不足以对敌，聪明的刘韵珂另辟蹊径抗“夷”。1844年6月，英国领事李太廓（George Tradescant Lay）抵任，福州正式开放。可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刘韵珂暗中已作部署：一、英商看中武夷山茶叶，他便派兵役在行道上处处设卡刁难，使茶商感到不便而改道广东；二、英商欲到福州销货，他便劝谕城内商贾不要与之做买卖。最先到达福州的是一艘美国商船，停泊一月无交易，减价抛售亦无效。刘为了早日送客，又让商人购买少许，使之有离港的盘费。第二年，184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37万元，恶名远扬，致使1846、184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福州。刘氏的诡计成功了。在他主持下的福州，名为开放，实与闭关无异。不明真相的英、美等国打算以福州调换温州为通商口岸。
对待英人入城，更显刘韵珂足智多谋。李太廓初至，他明知条约（中文本）规定英官可以入城，却以领事管理商务为由，拒之入城，引往城南港区南台居住。英国公使德庇时见房屋简陋，再提入城。刘密谕绅士许有年上书反对，以示民情不协。当德庇时要挟撤回福州领事时，他见条约有5口之数，恐英人藉此另换口岸，便同意领事入城，但让他们居住于城西南紧贴城墙人迹罕至的乌石山（今乌山）积翠寺，并商定，英国民人若入城居住，契约须由地方官加印，权柄仍操之清方。
刘韵珂对上述手法绝对保密，上奏时分正折、密片。正折上一派官话，而密片让道光帝留中不发。据其称，知情者仅为布政使徐继畬一人。英国领事始终没有发现这位大度的能礼尚往来的一品大员，暗地里居然行此阻挠钳制之术。刘韵珂在密片中表白其目的：“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38]他想回到战前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他那别树一帜的“制夷”方法，与中国的振兴之途，背道而驰，尽管道光帝十分欣赏。
1849年广州反入城胜利后，刘韵珂的这一套不吃香了。人们希望看到直接的对抗，对他表面上“媚夷”姿态极为反感，对他背地里“制夷”手法又不知情。1850年神光寺事件发生时，他在外阅伍，回到省城后，不同意林则徐的激越的方式，仍想采用其惯行的阴招（不让工匠整修房屋，不让房主收租，又因入城英人一为教士、一为医生，不让民人前往听教就医）以迫英人退出。可是登基未久的咸丰帝要的是堂皇的胜利，对他多加申斥。刘韵珂坐不住了，是年12月前往浙江阅伍，行至严州（今建德境内）又生病了，要求给假。咸丰帝看穿了他的把戏，将计就计，将其开缺，“回籍调理”。而刘韵珂去职不久，福州口岸贸易巨增。
整整咸丰一朝，刘韵珂默默无闻。至咸丰帝死后，他于1862年应召赴京，次年以三品京堂候补，未久因病回籍，1864年卒。
牛鉴于1842年9月被革职逮问，后定为斩监候。1844年释放，交河南巡抚差委。因治黄办捐有功，1845年授主事（正六品），他却要求回籍。1853年应召参与镇压捻军，加按察使衔。1855年因病乞归。1858年死于家乡。没有听说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何设计。
耆英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持清朝对外事务。在第七章 中，我们已经看到，他所抱定的宗旨是：避免衅端，尽力维护“天朝”体制，保持民“夷”相安。
耆英一点也不喜欢“夷”人，可为其宗旨，不惜低三下四与“夷”人打得火热，毫无“天朝”大吏的威严。他去过香港，去过澳门，多次去虎门等地与西方使者直接面谈，即对他们的照会也十分重视，几乎是有照必复，毫不拖延。除了公务交往之外，他还特别注重私谊，互相宴请，互赠礼品，企图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把两国公事当作家事那样有商有量地私下解决。他的主要对手，自然是驻在香港的英国公使，而他写给英国公使的私信，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言，有如情书。[39]
从某种意义上讲，耆英成功了。在他主持对外事务的时期，确实中外关系比较和缓。这一切都是牺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得来的，只是他对这些利益尚无认识。道光帝也很满意这种安静的局面，1845年3月授其协办大学士。
然而，耆英的做法必不能行久。广州士绅民众不满意，怎能如此不辨“夷”夏？英国官员亦不满足，他们手中有各种各样的新要求。民“夷”相安的局面仍被打破，爆发点是广州入城问题。
1843年，璞鼎查提出入城要求，而战后广州民众对英“夷”的敌忾，使耆英不敢答应。1845年，新任英国公使德庇时再提这一要求，耆英仍以“民情未协”相推诿。是年底，清方支付最后一笔赔款，按南京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