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销，请发回税款；四、请清朝官设栈房，代为贮货；五、清朝的敌国、与国，均准美船往来；六、美船在中国港口请归中国统辖护理，倘遇别国凌害，请中国代为报复；七、美船若被敌兵追袭，请中国护助攻击；八、美船入港，应与清朝炮台互鸣礼炮；九、美方要求北京的内阁或某部院衙门，接受其国中文书；十、若中、美交战，允许撤退其商人，免遭殃害（《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68页）。
[10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69页。
[10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4页。
[10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89—492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850页。
[104] 本节的撰写，我多处参考了〔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黄庆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这对于不懂法文的我，受益极大，在此表示感谢。
[105] 1830年至1844年，英国每年来华商船自70艘至100余艘，美国来华商船每年自18艘至43艘不等，法国每年仅为1至7艘（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 ，中华书局，1962年，第288、303页）。至1840年，法国对华商品输出尚未超出60万法郎，而美国高达6000至7000万法郎（〔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37、239页）。耆英亦称：“佛兰西每年来船数目虽属无多。”（《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271页）
[106] 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430页。
[107] 士思利于1844年晋海军准将，1849年出任驻英大使，1853年任上院议员；真盛意于1846年回国后，仅做到驻巴格达副领事。
[10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19—120页；〔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165—172页。又据黄恩彤记载，当时中法会谈没有成功，是因为法方“所索兵费颇多，而师期甚缓，奕公察其不诚，厚赠遣之去”（《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430页）。
[10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86—89、128、159页；〔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02—205页。
[11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179、214、253页；〔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05—208页。
[111]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07页。
[11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71页。
[113]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31—236页。
[11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24页。
[115] 黄恩彤：《知止堂外集》卷6，光绪六年（1880）刻本第1—2页。
[116]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38页。
[11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71页。
[11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01页。卫青心的说法不同，称法国军舰仅有6艘（〔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305页）。
[119]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46页。
[12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0页。
[12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0—471页。
[12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01页。
[123]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52页。
[1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08—512页；〔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62—269页；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430—431页。
[125]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69—271页。
[12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18—524页。
[12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15页。
[128] 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433页。
[129] 就中法黄埔条约的具体内容来看，有些地方还超过了中英虎门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如第35款，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至别国定章程，不在佛兰西此次所定条款内，佛兰西领事等官与民人不能限以遵守；惟中国将来如有特恩、旷典、优免、保佑，别国得之，法兰西亦与也。”也就是说，法国有权对其他条约进行“甄别”，对其有利便援引，对其不利便拒绝。又如第30款称：“倘佛兰西船遇有破烂及别缘故，急需进口躲避者，无论何口均当以友谊接待。”也就是说，法国舰船只要找一个借口，即可进入中国任何一个口岸。又如第11款，关于引水权的规定：“凡人欲当佛兰西船引水者，若有三张船主执照，领事官便可着伊为引水，与别国一律办事。所给引水工银，领事等官在五口地方，秉公酌量远近、险易情形，定其工价。”由于此项规定，中国各口岸的引水权，后来全部丧失。
[13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27—528页。
[13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12—515页。又，一些论者据中法黄埔条约第22款：“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认为法国由此获得了传教的权利。这是一种误解。黄埔条约的这一条款，对中国人无效，诸如俄罗斯在北京设有教士团一样。即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开办的各种宗教场所，只能对外国人开放。实际上，中美望厦条约第17款规定，美人准“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相比之下，法国只比美国多了“周急院”（救济院）、“学房”（神学院）两项权利而已。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法国信奉的为“天主教”，也仅要求对天主教弛禁，后耆英扩大弛禁范围至基督教各教派。因此，我在此也不用“天主教”这一名词，而是统称为基督教。
[13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09页。
[133]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347页。后来耆英在奏折中更婉转地明确表示了这层意思：“现在所定条约既不能出乎二国（指英、美）之外，而伊（指拉萼尼）回国系属徒劳往返，难以上复君命，求奴才代为设想。”（《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09页）耆英在这里虚拟拉萼尼的话表露其判断。
[134]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353页。
[135] 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432页。
[136]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译本，上册，第375页。
[137]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译本，上册，第378—379页。
[13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13—515页。
[13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32页。
[14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631页。
[14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24页。
[14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59—560、575—576页；〔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册，第433—434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74—375页。当时，中英虎门条约之附件、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皆称“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耆英未指明是哪一个条约，或许将三个条约都颁给了。
[14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78、685—686、689、701页。
[14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785—786页。又据北京大学一先生函告，“啿啵”似为汉堡（Hambury），斯时德国尚未统一。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Ｃ o Ｍ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8 0 。Ｃ o Ｍ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第8章 历史的诉说
历史不能重演。历史学家并不因此而停止假设、推论等工作。历史学的许多意义就在其中。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便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相对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当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马上就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作为一中国人，我不能回避这些驳难。于是，我思考了很久……
由中国海东望，迎着太阳，是东亚的另一重要国家——日本。在这个中国人眼中位于日出之地的民族，对他们视为日落之地的文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千多年来，他们向中国学习了许多，以致被公认为属于汉文化圈之内的国家。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也遇上了与清朝同样的麻烦。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军舰4艘由上海驶入东京湾。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动，不亚于13年前英国军舰开抵大沽口。掌权的德川幕府面对着培里送来的国书，其神态犹如道光帝手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他们不知所策，采取了软弱的姿态，约定次年再给予答复。由于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美国战舰被油漆为黑色，时人称之为“黑船事件”。
第二年，培里又来了。这次带来了7艘军舰，装备更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条件，签订条约，被迫开国。
缺口由此被打开，西方的洪水汹涌直入。至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那4艘“黑船”。在此5年间，日本没有丝毫的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
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
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
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1]
日本成功了。今天的日本史学家几乎无人否认，“安政五国条约”的失败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
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失败并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败，虽给其带来种种灾难，但到秋后算总账，真正的失败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锁国”政策，而对今日日本民族说来，当时的痛苦并不比婴儿接种牛痘疫苗时的不适更为强猛。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给世界上任何民族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还少吗？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
我在第三章 中提到，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
日本的事例已经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再度辉煌，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
可是，清朝与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个自信的“天朝”，尽管事实上已百病缠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敌区区岛“夷”，因而在当时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许多材料证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对德川幕府的不抵抗决策大有关联。而清朝除了亲自尝受滋味外，并无前车可鉴。琦善也罢、伊里布也罢，其和平计划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战策略更不能为“天朝”容忍。战争不可避免。清军将士注定要在战场上流血。
由此而论，我的假设，即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只是“事后诸葛亮”的一种策略选择，在当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