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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隐夷情两无窒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317、331页；第7册，第48、103、191页）这一方面是因为英方已经同意了清方最为关切的五口以外不得游历、今后商欠不由官还等条件，更重要的是，清方为了长久的和平，已经考虑英方未来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挽回”之事自然无从谈起。
[39] 这一对策最初产生于伊里布、耆英在南京时的商议。后御史雷以诚也上奏此策，道光帝旨命耆英参考。广东谈判正是按照这一对策行事（《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335、354-355、523页；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419页）。
[40] 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419页。
[4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78页。
[42] 尽管黄恩彤自称完全是自己的提议，但从档案资料来看，祁、耆英、道光帝均有此意图（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78、81页）。
[43] 利洛：《缔约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507页。
[4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192—197页。
[4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391-400.
[4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09—213页。
[4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46—251页。
[4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18页。
[49] 中英虎门条约第一款规定：“所有钦差大臣、公使大臣画押钤印进出口货物税则例附粘之册，嗣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均奉以为式”；第二款规定：“所有钦差大臣、公使大臣画押钤印新定贸易章程附粘之件，嗣后五港口均奉以为式”，这就确定了“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作为中英虎门条约的附件地位和法律效用。
[5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45—346页。
[5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50-353页。
[52] 以下引用条约原文，均据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第34—50页。
[53] 条约英文本无“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一句。
[54]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p. 163.
[55] 巴麦尊提出，若清方同意割让海岛，可不提这一条件。巴麦尊策划这一条款的用意是，用一部明确的关税则例来改变以往行商吏员百般盘剥英商的状况。按照巴麦尊的训令，新定关税则例的制订权和公布权仍属于清政府，英方仅要求若关税有所变更应于12个月之前通知英方（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5页）。
[56] 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6页。
[57] 由于当时的俄国还属于农奴制时期，而清朝在北方的旗地中，尚有不少束缚于土地的农民，因而双方都有逃民问题。其次，条约规定，本国境内犯罪的他国人，或他国指控在他国境内犯罪逃回的本国人，都由本国官员逮捕（逮捕权属本国政府），会同他国官员一同审理（审理权共享），审明案情后，案犯由所属国官员依照本国法令量刑惩处（判决权分离）。再次，为了防止量刑的不公，两国就当时大量发生的越境抢劫等罪，在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双方的量刑标准，俾能有所依照。而中俄条约中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权力是双向的、对等的，因而也可以认为是平等的。
[5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21页。
[59] 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6页。
[60] 义律在照会中提出：“惟从此以后，倘有再允外国之人，在此外别港开市贸易，亦当准英民商船同然赴往。”（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33页）
[6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22页。
[62] 巴麦尊训令，1840年2月20日，阿伯丁训令，1841年11月4日，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13页，第757页。
[63] 耆英在奏折中称：“前此会议善后条约，本系臣耆英主稿，会衔照发该酋，令其复核。该酋于各国一体准赴五口贸易条内，添出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准英人一体均沾等句。臣等疑其于现定税则马头内别有要挟，饬令黄恩彤、咸龄向在省夷目屡加诘询。据称税则马头业已议定，断不敢另有要求……”（《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25—326页）。由此可见，英方是在最后关头提出片面最惠国待遇要求的，而耆英根本没有识破英方的计谋。至于“主稿”云云，只是在草约交换中的一个稿本，并非为耆英自行撰就之意。耆英在道光帝面前夸大了自己的作用。
[6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21页。
[65] 在此后的广州入城危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广州、福州、上海、大沽（天津）等口岸都成为外国军舰炮口下的危城，在军事上根本无法组织防御。
[6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24—325页。
[67] 本节的撰写，我参考了熊志勇：《从“望厦条约”的签订看中美外交史上的一次交锋》（《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和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在此表示感谢。
[68] 由于当时的美国商船都有优于清朝师船的武器装备，护侨根本没有必要；美国在鸦片战争期间大肆贩卖鸦片，颇有取代英国之势，加尼对此仅发布告示，宣称鸦片船若被清政府缉拿，他将“不加援手”。加尼在广州做成的唯一的事是，1841年5月广州之战时，英商奉义律命令于21日撤退，部分美商未走，5月22日美商一侍童胥利（Sherry）被杀；加尼要求赔偿7800美元。祁勒行商出钱，并加价2200美元，共赔偿1万美元。
[6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483页。
[7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568页。
[71] 此事宁绍台道鹿泽长立即禀告刘韵珂、耆英。刘、耆对此均有奏折，道光帝亦有谕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539—540、577页；《筹夷办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第2497—2499页）。从后来伊里布奏折来看，他也同时得到了消息。
[7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40页。
[7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577页。道光帝此次谕旨措辞更严厉，亦无不准“滋生事端”的条件。
[7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684—686页。
[7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35、747页。
[7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35页。
[7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16页。
[7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26页。
[7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770页。
[80] 熊志勇：《从“望厦条约”的签订看中美外交上的一次交锋》，《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4页。
[81] 熊志勇：《从“望厦条约”的签订看中美外交上的一次交锋》，《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2页。
[82]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1—126页。又，李定一称，美国政府的两份国书为，一是准备觐见时面递中国皇帝的，一是由地方官转呈皇帝的，似为有误。
[8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00—404页。
[84] 先是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澳门葡萄牙当局要求照此例进行五口通商，耆英召澳门葡萄牙官员至广州，准许照例办理。道光帝接到耆英奏折后，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复。1844年1月22日，穆彰阿等人上奏，对“赴澳货物不必限定担数”表示异议，要求“令该大臣等详细分晰查明声复”。耆英遂于2月25日复奏，说明“不必限以担数”之原委，道光帝再次命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再行酌核。然穆彰阿等人此次提出了更多的疑问。3月14日，道光帝谕令耆英，要其“深虑远谋”，与广东督抚函商后，“会同妥议具奏”。5天后，道光帝即调耆英为两广总督（《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72、335—338、380—381、390—391、396—399页）。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原因，两广总督祁此时患重病，前已给假调理，但病况仍无好转。道光帝遂将其免职。不久后，祁病故。
[8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25页。
[86]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7—22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p. 354-377.
[87]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3页。
[88]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17页。
[89] 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428—429页。
[90]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26页。
[91]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27页。
[92]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30页。
[93]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31页。
[94] 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428—429页。
[95] 1844年6月28日，顾盛致函耆英提出，美使应当驻京，或另辟管道与中枢建立联系，被耆英拒绝。7月2日，耆英致函顾盛：“查现在所议各条（指条约）……已定十分之九；所未能定者，则在贵国大臣与中国京中大臣文书往来一款，又师船进口到第一炮台彼此放炮贺喜一款。”此两款对耆英或对清王朝说来都是大事，但对美国或按国际惯例说来却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故谓之为“细故”（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33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62—463页）。
[9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67页。
[9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67—469页。
[98]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第51—57页。以下援引望厦条约条款，皆据该书，不再注明。
[99] 顾盛提出的16项优点为：一、新定税则对美有利，如人参等进口税降低，且变更关税须两国同意；二、中英条约规定了英国领事应当对英商纳税负责，而美国领事无此责任；三、进口货可另转通商口岸而不必再纳税；四、领事遇有不平，可直接向督抚大员申诉，足以提高其地位；五、货物未卸时，商船可在两日内转换港口而不必交税；六、美人可在通商口岸租房、建楼，并可设立医院、教堂及坟地（后三项为伯驾要求添入者）；七、美人可以延聘中国人教授语言、购买书籍。八、美人享有治外法权的详密规定；九、中国承认美国商船在中国与他国战争期间的中立地位；十、中国政府有保护在华美侨生命、财产的责任；十一、中国得救助在华沿海遭难美船之责任；十二、中美官员及民人在平等相交的规定，较中英条约为佳；十三、不送中国官吏礼物；十四、军舰可入通商口岸；十五、美使可以向中国东南督抚呈递致清廷文书；十六、美国政府不保护美商走私鸦片及违禁品（〔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34—136页）。
[100] 此十款为：一、美方有权向都察院申诉；二、洋楼被烧，欲援引1842年12月火烧商馆事件，由清方赔修；三、货物三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