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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56]由此，南京条约对此并无任何规定。
前引耆英照会第8项，白白将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拱手相送。究其原因，自然是中英司法纠纷一直是双方长期争执的难点，是可能引起衅端的祸患。耆英打算让英官管束英民来避免纠纷，殊不知后来事与愿违，领事裁判权恰是19世纪西方列强制造衅端的主要借口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耆英的提议也并非全是独创。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第2条，满文本第4条，俄文本第6条）、1727年恰克图界约（第10条）、1768年修改恰克图界约第10条、1792年恰克图市约（第5条）都有两国民人由其本国官员定罪惩处的规定。但中俄之间的情况与中英大不相同，当时中俄间司法实践主要针对两国的逃人、逃犯和越境作案的罪犯，从某些方面来看，有些类似今日世界通行的罪犯引渡条约。[57]而耆英的做法完全破坏了中俄条约中的合理因素。他没有要求对在英及其殖民地（如香港）被控华人的司法审判权，仅要求将逃往香港及英船的中国罪犯，交还清方审理，这就完全不对等了。
璞鼎查对耆英的提议不免喜出望外，复照中大为赞扬，“足表贵大臣求免争端之实心矣”。并具体提议：
嗣后应如所议。除两国商民相讼小衅，即由地方官与管事官（英国领事）会同查办外，所有犯法讨罪重端者，英人交本国总管审判，华民交内地大官究惩。[58]
由此，中英虎门条约的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13款规定：
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请华官会同查明其事……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这就将在华英人完全置于中国法律体系之外，置于中国司法审判权之外了。
三、片面最惠国待遇 巴麦尊训令中曾提到片面最惠国待遇，但又指示，若清朝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59]1840年义律与琦善谈判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60]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国获得了远胜于他国的权益，因而该约对此并无规定。
前引耆英交涉照会第10项，表示只准英国在福州等新辟4口通商贸易，而对他国前往4口的要求，由英方出面“讲解”以劝阻。璞鼎查拒绝了这一提议，复照中称：
大皇帝恩准他国，均赴粤东外之四港口一例贸易，系英国所愿，毫无靳惜。[61]
璞鼎查如此作复，是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62]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与法国的活动，使耆英看出无法阻止美、法前往福州等4口贸易，准备予以美、法同等权利。此时他的心情，与当初恰好相反，惟恐英方会阻止4口向他国开放，便要求将璞鼎查复照中“毫无靳惜”一语明载条约。由此，中英虎门条约第8款称：
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
这实际上是通过条约形式宣布，英国将不反对他国前往新辟通商口岸贸易。这么做虽不合国际惯例，尚与中国无害。
可是，就在中英条约签字前，英方送来的条约文本中，在此条款后加了段“但书”：
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这实际上提出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为使这一要求能从清方顺利通过，英方不惜在条约中文本措辞上表示卑顺，装扮成一副领受“圣恩”的模样。
耆英自然看不透英方的诡计。他从“天朝”大皇帝的视角出发，“怀柔远人”当应“一视同仁”，“用示平允”；他又从“天朝”臣子的视角观察，设或英“夷”或他“夷”频频向大皇帝请求“恩施”，又成何体统。于是，在英方的“但书”之后，他又加了一段“但书”：
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借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以昭信守。
由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此条款的3项内容，可以认定：第一项毫无必要，清朝与他国打交道，可以也不应与英国商量；其第三项无约束力，“任意妄有”这类情绪性的语词没有准确统一的解释；只有第二项才是真实的。英国的计谋成功了。耆英又上了一当。[63]
四、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 前引耆英交涉照会第三项，要求英舰不得进入各通商口岸，这是完全正当的。但从国际惯例来看，此事不必进行交涉，完全可用国内法决定之。
狡诘异常的璞鼎查，却从交涉本身看出此中的机会，复照中称：
君主水师之船，以为管束本民，必常有小等数只，随时来往各口管押。[64]
用本国军舰来“管束”在他国的侨民，理由实属荒谬，但一心希望英官“管束”英民的耆英看来，这一说法又成为合情合理的方法。于是，中英虎门条约第10款规定：
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即藉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
由此，在“约束”侨民的幌子下，各通商口岸成为英舰自由往来的码头。后来的事实说明，英舰并未被其外交官用以“约束”本国侨民和水手，反成为手中随时向清朝施加压力的工具。又由于这一规定，在此后的中外战争中，各通商口岸成为清朝无法设防的城市。[65]
以上四项，乃是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损害中国权益荦荦大端者，此外还有细碎多项，如引水权的丧失、海关验货权的分割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详论了。
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它给中国带来的损害，不亚于南京条约，从长久来看，还甚于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五口开放，既有损害，又是机会，但在关税不自主、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自由出入诸规定下，开放必伴生太多的灾难。可此项不平等条约却是在战后两国“平等”相商缔结的。
依据古今中外的法学原理，诈骗的定义应是，利用对方对某些知识或己方权益的无知而侵占其利益，英方的行径与诈骗无异。道光帝“添注”旨令，耆英交涉照会，展现了他们的无知，成为璞鼎查施展骗术的大好时机。
然而，我们今天所作的批判与检讨，已经离开了“天朝”氛围，与当时人、当事人有历史的隔膜。谈判、签订条约的耆英、伊里布、黄恩彤，审核、复议条约的军机大臣、户部等部堂官们，及最后批准条约的道光帝，对亲手出让的权益都没有丝毫的觉察。传统的“天朝”观念，遮挡了他们的视野，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又使之看不见认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就在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不久，耆英、黄恩彤召见美国领事福士（Paul S. Forbes）、法国领事拉地蒙冬（Beno??it Ulysse Ratti-Menton），“宣布皇恩”，准许美、法商人前往新辟口岸贸易，“一切章程悉照英吉利办理”！[66]
可是，事情并未到此而终止。
三 “等价交换”？中美望厦条约[67]
作为大洋彼岸新兴的工商国，美国对世界市场变化的敏锐可谓异乎寻常。当大英帝国的战舰出现在中国海时，合众国的商人和政治家立即意识到，东方出现了不应放弃的赢利机会。
即使在战争期间，美国便派加尼（Lawrence Kearny）司令率东印度舰队来华，其任务有二：一是战时护侨，二是制止美船走私鸦片。1842年4月加尼到达广州后，对此两项任务均未执行，[68]反得知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便展期回国，径自致函两广总督祁，要求最惠国待遇。祁一面上奏，一面答复加尼，待钦差大臣伊里布到粤后“再行办理”。[69]
道光帝得知此讯后，对美方的要求全然拒绝，12月12日谕令伊里布：
总当循照旧章，不可有所增改。
倘敢觊觎设立马头等事，务即剀切谕止，断不准稍为迁就。总期于怀柔远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俾无滋生事端为要。[70]
很显然，尽管英国已扯破“天朝”的帷幕，道光帝仍欲对其他国家坚持“天朝定制”，但又提出了不准“滋生事端”的先决条件。
就在此时，一些性急的美商等不及新口岸开放，驾船北上宁波等处（比英商还早）新辟生财途径。此一突然行为，在新败未久惊魂未定的地方官及朝廷，引起一阵紧张情绪。[71]
针对这一新情况，正在途中的伊里布在广东南雄出奏，对道光帝的旨令表示异议。他声称，美英早有勾通，且服饰船型不辨，若美商打着英国旗号前往新辟口岸，岂不“德在英国，怨在中国”？这位油滑的老臣没有提出对策，仅称待其到粤后与广东督抚商议，然后“会奏请旨遵办”。[72]实际上，伊里布已有腹案。
两江总督耆英因美船北上事，收到了道光帝内容相同的谕旨。[73]他也上奏反对，理由与伊里布完全相同。所不同者，他没有吞吞吐吐，而是明确表态：
法穷则变。与其谨守旧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
这篇1843年1月3日付驿的奏折，透露出耆英与伊里布在南京时就讨论过对策。[74]他们已经感到，南京条约后清朝已守不住“天朝”旧制，“一视同仁”是他们处理战后中外关系的原则。
道光帝收到耆英、伊里布奏折后，态度180度转弯，称伊里布所言“不为无见”，命耆、伊函商对策，即授权耆、伊处置。[75]而耆、伊的担心又转化为英国允不允他国沾利，璞鼎查的“毫无靳惜”之承诺会否变卦。此又演化为中英虎门条约最惠国条款之由来。
伊里布亡故。耆英继任。中英虎门条约签订。而加尼早在1843年4月回国。耆英召见新任美国领事福士，庄严宣布“皇恩”。但这位与旗昌洋行、鸦片走私颇有瓜葛的外交官，反宣布了一项让耆英震惊的消息：美国全权委员顾盛（Caleb Cushing）携带国书已在来华途中，准备进京觐见皇帝并谈判签订条约。[76]
无论今天的人们对福士的信息持何种看法，但对于“天朝”无疑扔下了一枚炸弹。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京觐见。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在乾隆、嘉庆两朝引起的震荡，至道光朝仍余波未消。南京条约谈判中，英方曾就进京一事试探，清方断然拒绝。[77]耆英一下子联想到新订立的虎门条约给予英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怀疑英美勾结，让美方“巧为尝试”。[78]由此角度发现片面最惠国条款的危害，又是“天朝”观念的特殊表现。
就国际惯例而言，一国元首派代表觐见他国元首，自是一件不能再平常的事情。但在“天朝”则不然。大皇帝本是“君临万国”的天下共主，不应当去接待一个非为朝贡的使臣。耆英在内心中认定，若让道光帝面对一个不跪不拜的“夷”人，那四裔群“夷”自然不免滋生轻慢之心，就是内地熟读经史、详知礼仪的士子们，也会对清朝的合法性发生怀疑。跪拜是一种礼仪，今天的人们往往忽视此类形式而注重实际，但在以“礼”治天下的儒教国家中，其中的意义之重大又是耆英所深知，绝不敢掉以轻心的。由此，耆英告诉福士：
（美国）素来恭顺，久邀大皇帝圣鉴，必蒙曲加体恤。该国到粤已历重洋七万里，再由粤赴京，往返路程又在一万里以外，必不忍令该国使臣纡道进京，彼滋劳费。即使为贸易之事进京，亦必奉大皇帝谕令，发回复议，徒劳跋涉。
耆英告诉福士，进京势必徒劳无益，让他去函阻止美使来华。由于中英谈判已经结束，耆英即将离粤，临行前交待因参与中英谈判有“功”而迁广东布政使的黄恩彤，若美使到粤，“婉为开导”，“饬令回国”。[79]
据耆英的奏折，福士表示同意去函劝阻顾盛去华，但实际上福士并没有这么做，反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清朝为消除外国使节进京的理由，会在广州给予更好的条件。[80]
看来，福士倒是窥破底蕴，找到了最易击打的柔软的腹部。
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总统泰勒（John Tyler）立即于1842年12月30日咨会国会，要求派遣委员（Commissioner）前往中国，与清朝交涉。1843年3月，国会批准拨款4万美元作为此项使命的费用。此后，44岁的众议员顾盛被任命为使华委员。为了提高他的身价，还特准其穿着少将礼服。
1843年5月8日，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颁给顾盛详细的训令，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两点：一、在通商事务上，要求与英国同等的权利，即最惠国待遇；二、如有可能，应进京觐见清朝皇帝，面递国书。[81]不难看出，前者是硬任务，后者是软指标。
7月31日，顾盛搭舰离美，携带了两份国书：一是授权缔约的证书，一是进京觐见皇帝时面递的国书。而其他物品中，最费心思的当数送给清朝皇帝的礼品。为了不致于被误作贡品，泰勒总统亲自审定了礼单：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蒸汽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的书籍以及《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