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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伊交待清楚即可。从谕旨的文字来看，他也不太清楚这次谈判的意义，仅称“办理饷税（即关税）及一切通商事宜”。[34]这与耆英奏折中的措辞完全一致，也与璞鼎查的心愿暗合。
道光帝已为耆英所左右，而耆英又被璞鼎查牵着鼻子走。
伊里布此时由四品卿乍浦副都统一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10月21日奉旨后，由浙、赣南下，于1843年1月19日到达广州。他是鸦片战争中获罪官员开复重用的第一人。
可是，在此期间，接连发生了三件事：
一是璞鼎查得知耆英改放两江，恐广东谈判不能如其心愿，便提出异议，经一番解释后，方认可了伊里布的谈判资格。
二是台湾奉旨杀英俘事件，[35]闹得几至决裂，结果清方派大员调查，将台湾军政官员逮问解京，才算平息。[36]
三是1842年12月7日广州民“夷”纠纷，民众火烧英国商馆，最后以赔银子了事。[37]
在这些交涉中，璞鼎查步步紧逼，言辞激烈，为了安抚这些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致再启衅端，沿海各省疆吏乃至道光帝左遮右挡，防不胜防。在这些事件的阴影下，清朝上下似乎已经忘记了广东谈判本是为了挽回某些“权益”（尽管尚不知真正的权益之所在），而是不明不白地转向追求民“夷”相安的局面。[38]
民“夷”相安，即中外在各通商口岸相安共处，这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如何让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截然不同的人们相安共处，又是清朝官员难以琢磨之事。由于不懂国际惯例，在许多事务上他们似乎听任英方的摆布。尽管谈判涉及的范围极其宽泛，但从清方主要谈判代表黄恩彤的回忆录来看，只有两件事引起其重视而留下记载：一是废除行商，这在南京条约中已有规定，然行商的取消，意味着作为广东官员大宗收入陋规的顿减，由此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今日机关发不出工资。二是关税税率，清方自以为计的对策是大宗货物加增，冷僻货物议减，以保证国家充裕。[39]看不出他们对英方暗中拟定的“值百抽五”原则（已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税率）有何感受。至于英方提出的花样百出的条文，病入膏肓心力憔悴的首席代表伊里布既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曾向黄恩彤密授机宜：
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40]
至1843年3月5日，伊里布终于在广州病故。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不愿眼看煮熟的鸭子再飞走，扬言驾舰北上，与两江总督耆英继续谈判。英方这种指定谈判对手的做法，也是他们对清朝官僚集团的一种分析。道光帝闻此，于4月6日授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办理通商饷税章程”；并对伊里布赐恤，“追赠太子太保衔”，“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为这位老臣作彻底平反。[41]
耆英于4月17日由南京起程，但到达广州尚需时日，为了稳住璞鼎查不致北上，黄恩彤向英方提议，可就当时最棘手的关税税率重开谈判。[42]璞鼎查闻此不免喜出望外。于是，谈判地点由广州转至香港，而站在黄氏对面的是曾在大鸦片商查顿手下做事，深悉中英贸易环节，时任璞鼎查中文秘书的罗伯聃。
黄恩彤，山东宁阳人，1826年进士，在刑部做过主事等官。1839年授江苏盐道。1842年7月，即江苏战场最危急时，迁江苏按察使，未久署江宁布政使。他的出场，非常偶然。先是耆英、牛鉴嫌张喜等微末员弁，拟派大吏出面，而本应充任的江宁知府犯有口吃，便让黄出为谈判代表。这位年轻官员的表现，也引起了英方的注意：
黄恩彤年约三十七八（实际为41岁），是中国最重要的将要起来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举动言谈是一个十足的绅士。即在英国，我还不记得曾经遇到这样举止优雅，恭而有礼，文质彬彬的君子。他同外人接触，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国人，颇不相同。[43]
这里讲的是他的风度，非为评价其智慧，况且英方对谈判对手的欣赏，亦有其利益角度，有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
南京谈判结束后，由耆英提议，黄恩彤奉旨前往广东，作为伊里布对外交涉的助手，后来又成为耆英的助手和谋士。可以说，中英虎门条约及以后的中美、中法条约的具体谈判工作，主要是由他负责的。
黄恩彤是个聪明人，悟性很强，但他的个人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其对国际法则的无知，因而不可能是罗伯聃、马儒翰的对手。怎能指望他保住中国的权益？
耆英于6月4日赶至广州，6月23日，他由黄恩彤等人陪同，前往香港。次日起，与璞鼎查会谈。6月26日，中英南京条约批准文本在香港互换。6月28日，耆英一行由香港回到广州。至此，中英有关事宜已经基本谈妥。
此后的事情发展，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就不免有些怪诞。
7月12日，耆英上了一折两片，向道光帝报告香港谈判的大体情况，声称已与英方达成海关税则，并据伊里布先前作出的承诺，同意英方于7月27日（夏历七月初一日）按新定章程“贸易输税”。可是，耆英并没有随奏附呈新达成的海关税则，反而称：
若必待会奏条例，奉部议复后，再准开市，总在七月之后，倘此一月内货船驶集日多……恐夷情或有变更，所关匪细。查现定税则……将来部议似亦不致驳诘。与其迟行一月虑生反侧，何如早行一月俾知感戴。
曾为户部堂官深知其中吏员刁难利害的耆英，为使海关则例能在部议中顺利通过，不惜先造成事实再送条约文本，这在实际上剥夺了部议驳诘之权。道光帝朱批：“所办可嘉”，“深得大臣之体。”[44]
7月22日，璞鼎查在香港率先公布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则例”。[45]两天后，24日，耆英上了四折一片，附以条约全文。[46]道光帝8月11日收到后，下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核议。8月16日，据穆彰阿等人的核议予以批准。9月7日，耆英收到批件。[47]可该章程已实行了42天！
耆英7月24白奏折中，附有一片，谓：
伏查条约为信守之凭，诚如训谕，所关匪细。前此伊里布到粤后，将最紧要之该夷船只止准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他处，及此后商欠不求代为官还二事，与该酋璞鼎查再三要约明白。迨奴才来粤，连同黄恩彤、咸龄亲赴香港，面与璞鼎查重申前约。因上年在江南所定议约十三条（南京条约），业已盖用钦差大臣关防暨该酋戳记，装订成册，已无余页可以添注。且尚有未尽事宜，必须一并要约明白，立定条约，以免将来借口。现与该酋议明，汇齐将应行添注各条，另列一册，仍照前盖用关防戳记，与前议条约一并存贮，以昭信守。（重点为引者所标）
由此可见，耆英完全同意了璞鼎查另订新约的要求，并以“无余页可添注”为由，否定了道光帝“添注”的指示，也放弃其先前的“贴说”设想。在此片中，耆英还称：
现在所议条约一册，统俟璞鼎查将戳记钤用前来，再行缮录清单，恭呈御览。[48]
这就是说，耆英准备先签订条约，再进呈条约文本，而且是仅供“御览”。
从伊里布离开南京，至耆英签订新约，共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我在档案中找不到伊、耆就新约的具体内容向道光帝请旨的奏折。我不知伊、耆为何如此独行专断，也不知他们如此行事是否合乎清朝的规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伊、耆此时不再享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虎门条约。先前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也作为该约的附件正式成立。[49]12天后，10月20日，耆英才将条约文本附奏进呈。11月7日，道光帝收到条约令军机大臣议复。11月15日，道光帝据穆彰阿等人的核议，同意“照所议办理”，但又指出香港通市一节“不免有逾越之弊”，责令耆英“再行悉心妥议具奏”。[50]此时，耆英已完成广东谈判，正返回其南京两江总督任所，行至广东曲江，收到该谕旨，急忙上奏辩解。道光帝只能不了了之。[51]
“天朝”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一项新的条约，自己在脖子上套上一道绳索。
中英虎门条约，即“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共有16款，另附“小船定例”3款；其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共有15款，另对26类货物税率作出规定。[52]从条款数目和文字篇幅来看，已是南京条约的数倍，其内容主要针对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诸事务。其中很多条款确也符合当时西方和今日世界通行的惯例。就此意义上讲，璞鼎查、马儒翰、罗伯聃作了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的老师。但这些老师同时也是骗子，他们在传授国际知识的同时，夹杂着一整套的诈骗术。这里，举一个例子，最能反映该条约特点的是第六款，载明：
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准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凡系水手及船上人等，俟管事官与地方官先行立定禁约之后，方准上岸。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53]（重点为引者所标）
这是根据清方的要求而写入条约的。按照国际惯例，清朝不开放的五口以外地区本属内政，可以国内法自行定之。深悉此理的英方，因此同意将此项载入条约，却又作了手脚：一是五口的开放范围要由双方“议定”，清朝无权作主；二是违禁英人的处治由英方决定。特别是“不得擅自殴打伤害”一段文字，使得这项原本由英方画押的不准英人至内地游历的禁令，一下子成了清方出具的保证违禁英人不受伤害的承诺。清方的要求经谈判后，性质发生逆转。
综合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我们可以认定，清朝至少丧失了四项重大权益：
一、关税自主权 南京条约中文本第十款规定：
（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
这段话的意思不太清楚，主要是“秉公议定”一语，后人亦有将此误解为协定关税的依据。其实不然。查该约英文本，此款文句为：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 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ly notic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54]
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
中国皇帝陛下同意在所有通商口岸制定一部公平的、正式的进出口关税和其它费用的则例，该则例将公开颁布。
由此可见，“秉公议定”一语是指清政府在制定新的关税则例时应秉以“公平”的原则。南京条约的这一条款完全符合巴麦尊的训令。[55]据此，清政府只需制定一部“公平”的关税则例即可。其制定权和公布权完全属于清政府。
前引耆英十二项交涉的照会指出，新开各通商口岸的税率，“照粤海关输税章程，由户部核议遵行”。“由户部核议”，并不违反南京条约，因为户部本是清朝主管经济的职能部门，更何况条约中文本还规定，新定关税则例应由户部“颁发晓示”；但“照粤海关输税章程”则违反了条约，因为该约中、英文本都明确规定须制定新例。这反映出，耆英在与英方交涉时，竟连刚刚签订的南京条约都没有认真进行研究，或者干脆看不懂。
璞鼎查对耆英的提议不是依据条约加以拒绝，或说明条约让清政府照办，而是诱之谈判。不消说，谈判关税的做法，本身就违反了南京条约。耆英等人由此步入陷阱。在广东谈判中，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认为耗时最多、最费心思的关税交涉，若比起今日之乌拉圭回合又可谓无比神速和顺利。结果，谈来谈去，谈出个棉花进口每担征银4钱，茶叶出口每担征银2.5两（均比以前增加），便自以为得计，连忙向道光帝报功。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与英方议定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26类160余种货物税率用两国协定的方式规定下来，清政府也就从此承担了相应的条约义务，从而在实际上丧失了单独改变税率的权力。
亲手拟就南京条约完全明悉条约内容的英方，为其利益，在践踏条约时也毫无顾忌。这不仅表现在制定权上，而且表现在公布权上，尽管他们又用南京条约处处卡钳清方。
二、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 早在鸦片战争前，对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即以中英法理不同为由，拒绝将被控杀人罪的英人，交予中国司法当局审判。巴麦尊训令提出，条约内应有英国自行设立法庭独立审判英人的规定，但又指示，若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