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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军机大臣等讯明结案，否认了余升、丰伸泰的控词，但仍以“拟斩监候，请旨即行正法”上闻。[141]道光帝此时又稍动恻隐之心，下令“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九卿科道再行详议具奏”。[142]1月24日，参加审议的大员们再次上奏，“请旨即行正法，以肃法纪而昭炯戒”。道光帝当日明发圣旨，宣谕中外，将余步云“即行处斩”！[143]
这是鸦片战争中唯一被执行死刑的高级官员。裕谦在战前率余步云大誓中的“明正典刑”一语，果然应验。
余步云与镇海之战，是鸦片战争中的一桩公案，历来为史家津津乐道。我在此处连篇累牍不胜烦扰读者，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以往的叙述多有偏误），另一方面是要继续回答我在绪论中提到的“奸臣”问题。
尽管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的最后判决，完全否定了最初的控词，尽管刘韵珂等人的调查，认定余步云逃离镇海的时间在裕谦之后，但是，150多年来的史学家们言及镇海之战时，仍大多归咎于余步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若今日可读到更多的资料（许多档案材料刚刚发表），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顽强抵抗就能获胜。
按照这一思路，杨芳、奕山未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个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死战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
于是，余步云如同琦善一样，成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来由个人意气、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谦、余步云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忠”“奸”矛盾。而且，若不是“奸臣”的破坏，“忠臣”的抵抗（镇海之战）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因此，余步云被时人及后人如此定性，并非出自于史料，而是出自于排列史料的思想。[144]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在虎门之战的“奸臣”琦善、镇海之战的“奸臣”余步云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吴淞之战的“奸臣”牛鉴。与之相对立的是，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的精忠报国。
余步云的真相由此而被遮盖了。
我在这里还须强调的是，余步云不属冤狱。按照清代的军律，守将失城寨者，处斩。这一条严格的军律，在当时的军事将领的心目中，如同“杀人抵命”一般详熟。陈连升、关天培、祥福、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谢朝恩，以及后一章将要出场的乍浦副都统长喜、江南提督陈化成、京口（镇江）副都统海龄，皆死于战位，并未因战败而逃生；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在厦门之战中驻守石壁，兵败后爬出工事投海而死。这里除了他们与“逆夷”不共戴天的抵抗精神外，严格的军律又使之自知将领的职责。在余步云之前，虽有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在第一次定海之战中兵败负伤逃往镇海，但按当时的规定，定海镇为水师镇，总兵无守城之责！
军机大臣等人之所以拟余步云处斩，非据余升、丰伸泰等人的控词，而是究其在镇海失守中应负的责任。由此可见，余步云罪当此刑。顺带说一句，余步云擅给璞鼎查的“善议”照会，当时并未揭露，若不是佐佐木正哉先生从英国档案馆中找出此件，恐今天也无人知晓。按当时的律法，这一行为可按“通敌罪”论处，至时的判决就可能不仅仅杀他一人，而且会祸及家人。
道光帝正式批准余步云“处斩”，时为中国历法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按照习惯，这一命令将在第二天执行，也就是中国人的小年夜。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余步云在刽子手刀斧即下之时又作何感想？可以确认，余步云若战死，凭着他太子太保的头衔、绘像紫光阁的殊荣、征战40余年的功绩，道光帝对他的恤例，一定会高于关天培和陈化成。
五 浙东的反攻
1841年10月18日，道光帝满怀希望期盼浙江的捷音时，收到了杭州将军奇明保的奏折，告知镇海失守、裕谦殉难，并要求：“迅赐简派带兵大臣，多发京营及各省劲兵，兼程来浙剿办，以期克复。”道光帝随即授奕经为扬威将军，[145]并从苏皖赣豫鄂川陕甘八省调兵1.2万人，[146]再次组织大军，征讨“逆夷”。
自雍正朝之后，清廷派出的领兵出征的军事统帅，其将军名号，不再新创，而是沿用前朝旧名。其印信亦为当年统帅交回之物。如奕山的靖逆将军，创名于1717年，为富宁安征剿策妄阿喇布坦时始用。此次授奕经的扬威将军，历史更为悠久，创名于清刚刚入关时的1646年，为德豫亲王多铎征讨蒙古等部时始用。而且，扬威将军的名号在历史上使用次数最频，高达七次之多，其中最近的两次是，道光帝于1826年征讨张格尔和1830年征讨新疆玉素甫父子的叛乱。很显然，此次道光帝再次启用扬威将军的印信，是冀求这一屡战屡胜的吉利名号，能保佑清军如同昔日在西北那样，“扬威”于东南。
此次受命出征的奕经，同奕山一样，也是皇室成员，其血缘更近，为抚远大将军允的政敌雍正帝的四世孙。奕经的祖父永瑆，封和硕成哲亲王，毫无戈马征战的经历，是有名的书画家。父亲绵懿，封多罗贝勒。
奕经的经历，与大多近支皇室成员相似，主要在京官上迁转。1816年以四品宗室出为头等侍卫，后历奉宸苑卿、内阁学士、副都统、侍郎、护军统领等职。1830年，曾一度随前一任扬威将军长龄出征，后又短期外放黑龙江将军、盛京将军。此次出征时，他的官差各职共有：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147]本兼各职如此之多，又拥有尊缺（大学士）、要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肥缺（崇文门监督），是因为清朝实行满汉双缺制度，满人，尤其是宗室，仕途更为宽坦；更重要的是，他是道光帝所信赖的股肱大臣，在“奕”字辈的宗室中升迁最速。
奕经在京请训后，于10月30日离京南下。11月8日到山东泰安，11月22日到江苏扬州。[148]然而，他到了江苏之后，突然止步不前，在苏州一带停留了整整两个月。
与靖逆将军奕山相比，扬威将军奕经似另有气象。
据奕经的幕客、自称“于内外机密十能言其七八”的贝青乔称：
初将军出都时，或战或抚，游移两可，纡青极言历年招抚，毫无成效，且恐有损国威，将军之志乃决。[149]
纡青，为江苏宿迁县举人臧纡青，是奕经的“故友”，此次入奕经幕府，为主要幕僚之一。但奕经身为军事统帅，居然在“抚”“战”两策中游移，很是让人疑惑。然而，道光帝那儿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
1841年10月19日，道光帝由内阁明发谕旨：“琦善著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150]琦善在此之前，经军机大臣等审判，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道光帝此次让琦善随奕经去浙江，是否意味着道光帝在“抚”“战”两策中也有游移呢？
然而，琦善后来并未赴浙，而是改发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对此，人们常常引用梁廷枏的说法，谓奕经在臧纡青的建议下，上奏制止琦善来浙。此说似误。道光帝改发琦善去军台的谕旨，下发于10月24日。[151]此时奕经尚未出都，而他见到臧氏又在出都之后。贝青乔对此另有说法：
及将军奉命出征，大学士穆彰阿奏请带琦善赴浙，将军谓琦善可与议抚，不可与议战，特严却之，而挺身南下云。[152]
接照这一说法，奕经在请训时便严拒琦善同行，这两位已经有隙的大员也很难和衷共济；[153]但其中表现出来的“挺身南下”的英姿，又与前称出都时战、抚“游移两可”的记录自相矛盾，使人不知孰是孰非。
尽管奕经、道光帝此时的心态让人捉摸不定，但我们可明显地感到奕经出征时的景象，要比奕山出征时沉闷得多。道光帝不再有“大兵兜剿，擒获夷酋”的心旷神怡的幻想，奕经也全无“剋日进剿，便奏捷音”的踌躇满志的迷梦。经过一年来的战争，他们对困难的估计似更为实际了。
奕经的个人经历使之未谙军伍，心中亦无制“夷”高策，于是，他在博采众议、聘贤纳士上效法古风。据称，在他的营门外设有一木柜，凡愿投效者皆可书名入其中，三日后传见，稔知“夷”务者可当面陈述得失。在江苏的两个月中，献策者达400人，投效者共144人，[154]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些人究竟有何高策，史籍上未有记载，但前面提到的奕经“故友”臧纡青，却留下了惊世之言：
一、在用人大政方面，招林则徐来浙襄办，力鼓决死抗敌之气；斩余步云等逃将，力挽临阵溃逃之风。
二、在作战指导方面，调川、陕、豫兵6000名为生力军，招鲁、汴、江、淮之北勇1万名，募沿海土匪、盐枭、渔疍之南勇2万名；使南勇为耳目，以北勇壮胆气，分伏宁波、镇海、定海三城，“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伏道路，见夷就杀，遇船即烧。重悬赏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等到三城英军“步步疑忌惊惶”，然后再以大军进击，内应配合，“内外交逼而尽歼之”。[155]
在我见到的鸦片战争中的各种军事建策，以近代军事学术的眼光观之，大多不着边际；相比之下，臧纡青的上述提议可谓颇有见地，但执行中又似困难丛生。林则徐不久前由浙遣戍新疆，此时正在祥符河工效力，若上奏请林返浙，岂不逼道光帝出尔反尔？余步云此时为浙江前敌指挥官，若斩之，又以何人代之？从后来长达半年的审讯情况来看，这位“太子太保”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问斩的。臧氏的建议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的“伏勇散战法”，实有近代游击战争的韵味。可是，此种战法需有良好的组织指导，兵勇亦须训练以熟悉战术，否则激励兵勇的“重悬赏格”，很可能流为谎报战果的渊薮；再则，此种战法旷日持久，据中外历史经验，若要达到英军“步步疑忌惊惶”的地步，不能以月为计，而需长达数年，尽管臧氏也提到了“不剋期日”，但他似未预计到如此之久，若此，奕经能否坚持下去，道光帝能否容忍下去，都成了疑问；又再则，此种战法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动员措施，按臧氏的6000名新军、3万名雇勇，一年的军费银高达200万两以上，清朝财政也支持不住。看来，臧纡青已经找到了渡河之船，而尚未掌握操船技术。奕经后来也未用此计。
很可能奕经在京时与道光帝达成了某种默契，因而他在江苏呆了两个月，訾议四起，道光帝始终未催他早日赶赴战区，表现出难得的“不为遥制”的豁达态度。据奕经自陈的理由，是所调豫陕甘川等省“曾经出征”过的6000劲旅尚未到达（川、陕、甘调兵至浙，需时约4个月），已经抵浙的苏皖赣鄂四省援军皆为弱师，不足为恃，他恐怕早早赶到浙江，非但不能制敌，反会制于敌。这种充分准备、不急速战的作法，也合乎当时奉为圭臬的“谋定而战”的兵法原则。
与奕经的处境相似，璞鼎查此时也进退两难。一方面，他在占据定、镇、宁三城后，数次遣书刘韵珂、余步云等人，表明愿意与清方“全权大臣”谈判，但没有回音；[156]另一方面，手中有限的兵力分据香港、鼓浪屿、定海、镇海、宁波五处，[157]无法再集结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发起义律卸任前曾策划的扬子江战役（后将详述），更兼北风司令、严冬气候也不利于英军作战。因此，英军在占领宁波后，曾于1841年10月20日一度骚扰余姚，后又于1841年12月27日至次年1月12日，次第兵不血刃地陷余姚、慈谿、奉化三城，皆未久据，即时退出。可以说，战争在此时出现了长达5个月的间歇。而璞鼎查本人亦在1842年1月返回香港，将对华商务总监督的办事机构由澳门迁至香港，并宣布香港和舟山将成为自由港。一直到是年6月才北上。[158]
英军对余姚等地的军事行动虽不具规模，但浙江巡抚刘韵珂却不如奕经那么沉着，隔三差五便派员前往江苏，催奕经早日到浙悬帜，似乎唯恐将由他一人承担丢城失地的责任。而奕经却不为所动，其举止如同仍在京城任吏部尚书，只是指名参奏严惩守城官弁，[159]冷静如壁上观。
奕经此时驻扎的苏州，当时号为人间天堂，为金粉繁华之地。歌亭舞榭，最足动人豪情。奕经随员6人，本为郎中、员外郎、御史、主事、笔帖式、中书之类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京官，此时均以“小钦差”自居，提镇以下官员，进见必长跪，相称必曰“大人”，而奕经网罗的投效人士又纷纷仿效比附，呼为“小星使”。[160]在这些“小钦差”、“小星使”之下，又有随行的数百名京营兵弁。这群人淫娼酗酒，索财贪贿，闹得乌烟瘴气。每日吴县（苏州府首县）供应80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便掷击杯盘，辱骂县令。[161]正如后来的一句流行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苏州展示出与300里之外同为天堂之城杭州迥然有别的气象。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