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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允诺在战争结束后，于镇海建立专祠，以彰荩节。[115]圣上的种种恩悯，当使裕谦的亡灵得以慰安。但是，若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出发，主帅在败局中放弃统率权而去自杀，必使其部队置于无指挥混乱状态之中；而其家丁亲兵“抢护出城”的举动（尽管处于昏迷中的裕谦本人可不负责任），在实际效果上，与临阵脱逃并无二致。镇海县城内的守军随之亦奔。由此，已经占领金鸡山的英军，远远地望见这种奇特的场景，英军右纵队从东门攻入城内，清军从西门逃出城外。英军在攻克县城时，未遇抵抗。
大约至下午2时，战斗全部结束。如同先前的各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亦少，尽管统计数字有所不同：一种记载称共战死16人，伤数人；另一种记载称战死3人，受伤16人。[116]清方对自己的伤亡人数始终未有准确统计，英方对此记载也说法不一，但最保守的说法亦称清军的损失数以百计。
人类的自杀行为，依据心理分析，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作为当时头号主战大吏的裕谦，他的自杀，本应当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战争已经陷于绝望。他的家丁余升一开始也说过，伊主如此，是“知事不可为”。[117]
可是，这一信号当时就被扭曲了。
裕谦死后不久，其家丁余升至杭州，向浙江巡抚刘韵珂递上禀帖，声称：镇海开战之初，裕谦在东城墙督战时，浙江提督余步云两次登城面见裕谦，“欲暂事羁縻”，并言“可怜”其一家三十多口，又有女儿当日出阁等语，被裕谦正词驳回。又声称：镇海之败，是因余步云驻守的招宝山先陷，余步云逃往宁波，致使金鸡山、县城失守。刘韵珂收到此禀后，不敢怠慢，询问随护裕谦左右的江苏江宁城守协副将丰伸泰。丰伸泰称：当时他看见余步云上城与裕谦“附耳密语”，正值炮声震地，不知言何，但闻裕谦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极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刘韵珂获此密闻，立即上奏，并附呈了余升、丰伸泰的禀词。[118]
按照余升、丰伸泰的说法，镇海之陷当归咎于余步云，非为英军之不可敌，而是守将之不敢敌。裕谦的自杀，应当由余步云来负责。问题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道光帝收到此奏，念及忠臣，朱批“览之不觉泪落”，并下令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密查。[119]
事实果真如此？余步云又何许人也？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1798年以乡勇随军镇压川、楚白莲教，积功迁把总、千总。此后，转战川、滇、陕等地，平定叛乱，由都司、游击、参将、副将升至四川重庆镇总兵，并获“锐勇巴鲁图”名号。经历正如其名，“平步青云”。他一生最得意之时，为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率部随杨芳等人进击，连克喀什噶尔、和阗等城，擒敌酋玉努斯。战后论功行赏，他获乾清门侍卫，迁贵州提督，并绘像紫光阁，道光帝亲撰赞词。以后，历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提督，在镇压各处反叛，尤其是少数民族造反中，战功卓著，加太子少保，再加太子太保，多次获得道光帝所颁大缎、荷包、翎管、玉牒等赏件。可以说，在各省武职中，余步云的名气仅次于杨芳。[120]
1838年，余步云调福建陆路提督。1840年英军占领定海。道光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余步云，调其入浙剿办。钦差大臣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期间，与余步云过从甚密，共讨对策。浙江停战之后，余步云专上一折，主动要求留在浙江继续效力。道光帝同意了他的请求。[121]未久，又将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改余步云为浙江提督。
裕谦接替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后，与余步云一直有隙。余氏自恃军功，倚老卖老，似乎看不太起这位比他年轻十多岁、靠笔头功夫连跳三级的后起之秀；而裕氏更是意高气盛，认为“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之严毅方正”，“若稍事优容，必将志满意得”，“事事与人为难”，[122]不把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放在眼里。钦差大臣毕竟位尊，余步云即便浑身都是本事，也只能听命。
1841年5月，裕谦升两江总督，在回苏接印前，曾上有一折：
提臣余步云虽久历戎行，而系陆路出身，于海疆夷情未能谙熟，似无把握。上年到浙后，即误信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张皇摇惑之辞，不能化解。虽经奴才委曲开导，终不免中怀疑惧。[123]
裕谦的这番言论，使道光帝很不放心，命令裕谦部署江苏防务后，立即返回镇海，对浙江提、镇大员是否相宜于战守，是否需要调动，“据实具奏”。[124]裕谦回到镇海后，复奏：“余步云于水务虽未能谙习，而一年以来亦已渐知大概，且究竟久历戎行，薄有声望，亦足振慑匪徒，其措施自比陈化成事半功倍。”[125]看来，裕谦虽然对余步云不满意，但因无合适人选而未逐之。正因为如此，余步云得以保留。
余步云与裕谦的间隙，除了个人的意气外，也有政见的不同。裕谦对英“夷”极为蔑视，言辞激越，种种举措不留余地。余步云老于军伍，知武事之艰，对“夷”策略上更倾心于伊里布。两人后为处理英俘而正面冲突。
1841年9月，镇海军民俘获英鸦片船赖拉号（Lyra）上的两名船员。审讯结束后，余步云提议：将英俘“好为养活，随时讯问敌情，并作别用”。裕谦一下子就看穿了余步云的用意。他的反应是，就“好生养活”而言，英俘此时已经受伤，能否养活尚有疑问；就“讯明敌情”而言，恐真假难辨；余氏的真正用意在于“并作别用”，企图效法伊里布，以英俘为人质，将来与英军讨价还价。裕谦认为，“广东之失事，由于各怀两端，可为前车之鉴”，如果留下这两名俘虏，存留余步云等人的和谈幻想，“适足摇晃军心”，于是，便用剥皮抽筋的方法处死俘虏，“杜其首鼠两端之念”。[126]
此后，裕谦率余步云等人大誓神前，决一死战，并非无的放矢。其誓词中“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辞，接受逆夷片纸”，[127]很可能也是针对余步云的。
1841年9月27日，道光帝收到裕谦关于处理英俘的奏折。尽管裕谦仅仅是影射了几句余步云斗志不坚，但他仍觉得问题严重，下旨让裕谦另行选择替代人选，“据实奏明请旨”。[128]看来道光帝已决计换马，但这份谕旨到达镇海时，定海已经失陷，镇海决战在即，裕谦即便有心，也已经来不及了。
如此看来，余升、丰伸泰举报余步云在开战之初建议裕谦“羁縻”一事，似非无风之浪，当合乎余步云的思想。
但是，问题的麻烦在于，余升、丰伸泰后来都变了卦。
1842年底至1843年初，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刑部、大理院、都察院）奉旨审讯余步云。余步云对登城见裕谦的这一情节的回答是：
二十六日（10月10日），裕谦曾将该革员约至镇海城上，虑及守兵单弱，该革员答以早应奏添。裕谦云：“你是提督，你也可奏。”并嘱以总须敌住方好。该革员随即回营，实无劝令羁縻及自称家眷可怜等语。
由此情况大变，从原先的余步云请见裕谦，变为裕谦约见余步云。军机大臣等提讯证人余升，答曰：
伊是日系在公寓看守印信（不在现场），得之兵、民传说，实未亲闻。并云丰伸泰向伊告称，裕谦与余步云说话时，有“若要退守，你亦可奏”之言，是以于呈内叙及。
军机大臣等又提讯证人丰伸泰，答曰：
当时实止听闻裕谦有“你是提督，你也可奏”一语。后丰伸泰因见余步云退守宁波，意想当时必系与裕谦商议退守，故向余升牵连述及，此外实无欲行羁縻并提及家眷等语。
清代的对簿公堂，往往是越审越乱，原因在于公堂之后的种种交易。道光帝于1842年5月下令锁拿余步云，8月槛送至京师，次年2月16日才由军机大臣等定谳上奏。在此期间，这位“太子太保”的家人、下属、同官、好友，又有何种幕后关节，今日自然无从查考。我们不知道余升、丰伸泰出尔及反尔的种种细节和真实原因，但仅凭直觉，就觉得余步云所叙理由似不太可靠：在开战之初，裕谦将前敌主将找来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是没事找事吗？
由于余升、丰伸泰的改口，军机大臣等对此的结论是原控“不尽得实”；而余升等人之控，被认为是“痛主情切所致”。[129]
尽管我们有理由怀疑余升、丰伸泰是在幕后交易下改变证词的；但是，镇海之败又确非由余步云所致。
我在前面叙及镇海之战的经过时，提到金鸡山先于招宝山失守，这是依据英方的记载及刘韵珂等人的战后调查，[130]余步云于此无涉。他当时负责防守招宝山，指挥位置在招宝山与镇海县城之间的东岳宫（详见图九），招宝山最主要的防御工事威远城，由护处州镇总兵张化龙驻守。而余氏之所以居此角落，当系原先设想的英军战法是舰船突入大峡江，在此可前（招宝山）后（拦江埠炮台）照顾，居中策应。据余步云自称，当英军由招宝山侧背登陆攻击威远城之时，他曾督兵前进击退英军，救出张化龙，然后又返至江边，开炮击损英舰船数只。[131]对照英方记载，此说全系粉饰之词。但是，从侧后袭来的英军占据威远城，转攻东岳宫时，余步云也确实无招架之功，因为这又是清军柔软的腹部。
招宝山之陷，导致英军直逼镇海县城，而余步云从东岳宫退至县城时，昏迷中的裕谦已由余升、丰伸泰等护往宁波。也就是说，在余步云回撤之前，裕谦已经由东城墙上退下自杀；余升、丰伸泰护其出奔宁波，也在余步云回城之前。县城失陷的职责，不应由余步云一人负责。
看来，裕谦在密折中的种种不利于余步云的言论，已为余步云所悉。因而在战后次日，10月11日，这位长期在文官遮盖下的武将，终于有机会单衔上奏，对裕谦反唇相讥：
奴才因见县北城被贼用炮攻击，飞炮触燃城中药局，其势甚凶，奴才忍痛赶至西城（掩盖其撤退，谎称前往救援），见兵民全行退出，城中一空，裕谦不得已退回宁波。
再，因裕谦退回宁郡后，随即起程前走，是以未经会衔。[132]
10月12日，他再次上奏，言辞锋利：
自裕谦于二十六日（10月10日）由镇海退入宁波，是日戌时（下午7时至9时）即率江南将备丰伸泰等兵丁数百名，星夜退走余姚、绍兴，所有衢、处二镇官兵借以护送为名，概不入郡守城，以致全郡百姓惊皇逃避，拥挤道途，自相践踏，哭声遍野，而无聊匪徒又乘机纠伙劫夺。[133]
余步云在奏折中一字不提裕谦因自杀而陷于昏迷状况（此事可见于当时宁波知府邓廷彩之禀[134]），中伤及诿过之意十分明显，但余升、丰伸泰等人护送奄奄一息的裕谦，跑得比余步云还快，又被后来的调查证明为事实。[135]
如果说裕谦将“剿夷”看得太简单了，吃尽苦头，不得不自杀的话；那么，余步云也把“羁縻”看得太简单，同样也吃到苦头，差点丢了性命。
1841年10月12日，即裕谦离开宁波的第三日，实际上已经成为主帅的余步云，目睹无兵可战，无险可守，便效法伊里布，派出曾作为伊里布信使之一的陈志刚，送一份照会给璞鼎查，要求“善议”，[136]他身为一省军事将领，未奉君命，擅与英方联络，可谓胆大包天。尽管我们不知道陈志刚在“口议”中谈到了什么，也不知道余步云心中的底价，但先前模糊不清扑朔迷离的裕、余两氏的战、和分歧，由此事而得到完全确认。
照会送出后，余步云急迫地等待着英方的消息，哪知道英方没有送来照会，而是派来了军队。
10月13日，英军舰船离镇海，沿大峡江上溯，直逼宁波。余步云获悉慌忙逃往上虞。尽管他在10月20日的奏折（整整耽搁了7天）中大谈其如何奋勇杀敌，以致坐骑被敌弹击中而压伤其右腿；[137]但从英方的记载来看，英军是兵不血刃地占领空城宁波，第18团的军乐队还在城墙上轻松地奏起了国歌。余步云所受之伤，只能是逃跑中的慌张所致。
一直到了10月16日，英全权代表璞鼎查才傲慢地复照浙江巡抚刘韵珂和余步云，宣称接到余步云照会时，英军已经开行，他本人只与钦派的“全权”大臣会谈。与这份照会一同发出的还有：璞鼎查致“大清钦命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巴麦尊致“大清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1841年5月3日发出）以及英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致刘韵珂、余步云的照会。最后一份照会如同土匪绑票的通知，宣布若要“救杭州并一带城邑，免致攻破之难”，必须“即限期内，缴给银两”！[138]
英方的上述照会是派一名中国人送往杭州的，但5天之后，该人未达到目的而返回。也幸亏这位不知姓名的信使未能完成任务，否则余步云擅给照会的行为当时就会被揭露，当时就会遭到灭顶之灾。[139]
时隔7个多月后，1842年5月31日，浙江战局一败如水，不可收拾，道光帝为力挽危局，振作士气，下令逮问余步云；7月6日，又命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140]1843年1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