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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驻守兵员。土城的东端为青垒山，裕谦亦在此构筑瞭台兵房。
土城之后的定海县城，其城墙亦得到修复。上设火炮41位。[81]（定海地理及防御可参见图八）
图八 定海防御、作战示意图
在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裕谦又添兵雇募。伊里布原派接收定海的清军共计3000人，裕谦再加派2600名，使该地守兵达到5600名，[82]为鸦片战争中浙江守军最多的地方。
由于前次作战时，定海水师战船损失极大，战船来不及补充、修理，以致海上巡逻、侦察力量都不足，[83]按裕谦计划，要雇水勇1000名，派委官员，分头出洋，“或假扮网渔贸贩，出洋巡哨，或密带火器枪械，相机焚剿”。后刘韵珂奏称，实际雇募水勇为580名。[84]
除此之外，裕谦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定海善后事宜十六条》。由于英军的到来，这一计划基本没有实现。[85]
如果我们将定海的土城与厦门的石壁作一番比较，那么，裕谦的定海防御工程在坚固、火力诸方面均远不如颜伯焘。但是，裕谦的豪言壮语却一点也不逊色于颜伯焘：（定海）“从此扼险控制，屹若金汤，形胜已握，人心愈固。……该逆倘敢驶近口岸，或冒险登陆，不难大加剿洗，使贼片帆不返。”[86]
难道裕谦的这种自信是毫无依据，毫无理由，毫无认真的分析？也非如此。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的主“剿”官员。
裕谦虽未亲眼见过英军，却是英军不善陆战论的有力鼓吹者。[87]定海的设防，显露出他的这一信念。他将主要兵力集中于县城及其以南10平方公里的区域，而并不兼顾面积523平方公里的舟山本岛的其他地域。他认为，英军不善陆战必然会从距县城最近的海岸发起进攻。若舍近就远，山岭重重，正是“我步卒最易见长之地”，[88]不难剿灭。定海县城的东、北、西三个方向皆为山地，他在此（晓峰岭、青垒山）只设置了一些瞭台、兵房、围城。道光帝下令各省防备陆路谕令9月19日才到达杭州的刘韵珂，9月25日到达镇海的裕谦，但肯定不会到达定海，因为此时定、镇之间的海面已被英军控制。
战前清朝上下咸谓英军“船坚炮利”，但“船坚”到何种程度，“炮利”至何等威力，却缺乏准确的估计。开战之后，关天培、杨芳、奕山、林则徐等人经历实战而知之，但他们或未直言，或语焉不详。相比之下，琦善倒讲了点真话，但在当时一片“剿夷”声中，又有何人相信？裕谦个人极度蔑视“逆夷”的偏误，决定了他对“船坚炮利”估计不足。凭借一道并不坚固的土城，他就能大胆地得出结论：“我炮皆能及彼，彼炮不能及我！”[89]
由此观之，裕谦的自信就不是全无来历的了。既然规制宏大的土城已能阻挡英军的“利炮”，那么，英军还有何优势可言？难道他们的“坚船”能够冲上海岸，驶入县城？既然英军“腰硬腿直”不善陆战，那么，他们一旦登陆之后，不正成了娴熟“击刺步伐”的清军将士的刀下鬼、案上肉？难道他们能飞越天险，天降县城？
裕谦的思想表明，尽管战争已经开始了足够长的时间，尽管清军在虎门等处一败再败，但是，在一班主“剿”官绅的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战前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也正因为如此，裕谦在定海防御上并无任何创新，仍是战前由林则徐所倡导的防守沿海坚强据点对抗英军舰船攻击的战法。
有意思的是，此一战法的倡导者林则徐，此时正以四品卿衔在镇海帮办军务，他对定海的防御，似不具有信心，屡次向裕谦进言：“请移三镇（指定海镇、处州镇、寿春镇三位总兵）于内地，用固门户。”[90]裕谦虽极度景仰敬佩林则徐，但作为有守土之责的疆臣，又怎么能、怎么敢听从这种放弃定海的建策呢？
就此再深入一步，就触及到当时主“剿”思想的渊源了。
尽管主“剿”只不过是一个政策上的决定，尽管主“剿”人士的言论也主要是分析具体问题，但是，这种思想却深深扎根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以为，这里面主要是当时盛行的两种思想观念在起作用：一是“天朝”观念，一是理学思想。当然，这两者之间又有着难解难分的交叉关系。
就“天朝”观念而言，当时的人们并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不相信七万里之外的蛮荒地面会出产何种制服“天朝”的手段。因而，他们听不进英军强劲的言辞，更不屑于具体分析英军在诸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优长，陷于可卑可怜的盲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诸章节中都有过交代，此处不再赘言。
就理学思想而言，情况似稍微复杂一些。自宋代理学兴起后，儒家学说再一次得到改造，成为盛行于宋、明、清三朝的主要哲学思想。清代“汉学”勃起，予理学也有批判，但理学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尽管在理学大师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领悟到这种理论的精妙，也为其深邃的思索、优美的文笔所折服，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理学成为可怕的教条。结果，在性理名教走向崇高之后，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在当时主“剿”官员的奏议中，我们可处处看到此种“理”性的张扬。
到了1841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必败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据“理”的人们却视而不见。这也很难归罪于他们本人。因为在当时的氛围中，他们的思想只会如此。要冲破这种思想的绊篱，绝非易事。关于此种情势，我们可联系到20多年后，清王朝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据事实而主张改革的奕訢与以“名教”而反对改革的倭仁之间的辩论，就可看到这一思想的根深蒂固。
从理学的角度出发，战争最主要的制胜因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即所谓“正心”、“诚意”可以“平天下”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军事历史中证明具有合理性。
在古代，乃至中世纪，由于军事技术的不发展，战争主要表现为人身搏斗，虽有“十八般兵器”的种种技艺，但只是人的手脚的延长和锐化。在此类战斗的场景中，士兵们的勇敢，将弁们的执着，这种可以升化为“人心”的品格，往往是获胜的决定因素。因而长久地在人们的观念中，拼死是胜利的代名词。同时，又因为军事技术的不发展，长久地使交战双方处于大体平等的地位上，“两强相遇勇者胜”，成为一般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信条。
因此，在清王朝的众多主“剿”人士的心目中，英军的“船坚炮利”只不过能逞威于海上，而清军在虎门等处海岸、江岸的接连败仗，关键在于主帅和将士们的胆怯。身心处在中世纪的人们，自然不会从近代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指导等一系列的变化中看清真正的原因。就本节的主角裕谦而言，他虽大力于修防铸炮等诸般“器物”，但主要功夫用于振作这支废弛松垮的清军的“人心”。
正因为如此，裕谦认为，这次战争获胜的首要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民心固结，将士拼命。他痛恨前一次定海之战中，清军仅伤亡26人而大量逃散，怨愤伊里布不敢进兵，致使师老气竭；他用极端手段设置了一个“背水阵”，目的是驱策将士勇往直前，前仆后继；而一旦将士果真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战争又何以不胜？
由此而论，鸦片战争中的主“剿”人士的思想，并非得自知己知彼对双方力量的真实评估，并非出自已经找到真正可以“制夷”的手段的胜利把握，而来源于“天朝”观念和理学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心”制胜论。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看，此种主“剿”，不过是一种浪战。我们不应当因为它与今日反侵略宗旨相符，而不加区别地无条件地赞美之。
在我读过的鸦片战争史的论著中，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大多被描绘为一个激动人心威勇悲壮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名（或二万，或三万）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而牺牲。
不可否认，我曾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以劣势兵力兵器坚持抵抗达六昼夜之久，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业绩。然而，深入的研究使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称英军“万余人”的说法，始见于裕谦的奏折，他的依据是战后逃往镇海的定海典史的报告。材料已经转过一手。而败吏为推卸战败之责，多有夸大敌军的陋习。且裕谦奏折又称：“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袴，皆系闽、广亡命。”[91]查英方记载，英军在作战中并未使用中国人参战，由此可见此说的不确。
至于称英军“二万”、“三万”的说法，史料依据更不充分，不足为据。[92]
英军的实际数量要少得多。1841年8月，英军在离开香港北上时，共有军舰10艘、轮船4艘、运输船22艘、陆军2500人。厦门之战后留于鼓浪屿军舰3艘、运输船3艘、陆军550人，由此推算，前往浙江的英军只有军舰7艘、轮船4艘、运输船19艘，陆军约2000人，[93]若将各舰船兵弁水手合之陆军一并计算，约四五千人。此时定海守军5600人，两者相较，双方兵力数字差不多，清军略强一些。
即便如此，以同等兵力相拒达六昼夜，也是足以称道的事。可是，这“六昼夜”，又是靠不住的数字。
英军自1841年9月5日离厦门北上之后，因风向不顺，动力不一，无法全队一致行动。9月16日，英轮船弗莱吉森号袭扰镇海旗头一带的盛岙、双岙。[94]9月17日，英轮船复仇神号闯入象山石浦港。[95]9月18日起，英军舰船陆续抵达第一集 结地，定海西南的穿鼻山岛（Buffalo\'s Nose），后移泊镇海与定海之间的黄牛礁。9月21日，英海军司令巴加到达，25日，英陆军司令郭富到达。
英军原先的计划，是先攻镇海、宁波，然后再取定海。可是，狂暴的天气“阻碍舰队从集结地驶往镇海来执行此任务”，遂于25日决定，立即侦察定海的防御情况。[96]
所谓“六昼夜”，就是从第二天，即9月26日起算的。
对照中英双方文献，对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记录差距甚大。现扼要叙述于下，请读者一起参与辨别：
9月26日，清方奏报，英军两轮船拖带两艘大船，由竹山门（道头港西水道，竹山与盘屿岛之间）驶入内港，葛云飞督兵在土城开炮，击断英船头桅一支，英舰船遂从吉祥门（道头港南水道，盘屿岛与大渠岛之间）逃窜，后又从大渠门（道头港东水道，青垒山与大渠岛之间）绕入，土城东段的东港浦守军开炮，英舰退出，不敢再进。英方记载，英轮船弗莱吉森号、复仇神号载送海、陆军司令前往侦察，详细观察了清军在晓峰岭、竹山至青垒山一带的防御设施，并查看了大、小五奎山岛的地理形势。当英轮船刚刚驶过盘屿时，即遭到清军的炮击，但英船航行于清军火炮的射程之外，避开了清军炮火，亦未受损伤。[97]
当日，定海清军一面向镇海求援，一面调整部署。定海镇总兵葛云飞部仍防守土城，原驻县城内的寿春镇总兵王锡朋部出防晓峰岭，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部进至竹山。裕谦收到定海守将的求救书后，认为定海防兵本多于镇海，镇海也已面临英军的威胁，无兵可调，未予增援。
9月27日，清方奏报，中午时分，英轮船3艘、三桅船1艘，驶入竹山门，葛云飞督部开炮，轰断英船大桅，英船当即窜逃。我没有查到相应的英方记录。当日原准备行动的只有复仇神号轮船，奉命前往镇海一带侦察防御情况，因天气恶劣，该命令未能执行。
9月28日，清方的奏报内容不同。裕谦据派往定海的探弁回报上奏，称英舰“连樯驶入”，攻打晓峰岭，并用小舟运兵在竹山登陆，郑国鸿率兵施放抬炮，“击杀夷匪无数”，当晚英军绕至五奎山岛，登高瞭望。杭州将军奇明保战后据定海逃回官员的报告上奏，英军登陆，进攻晓峰岭，王锡朋率兵800名与之反复厮杀，相持4天之久，直至10月1日。英方的记载也不相同。宾汉称，该日摩底士底号舰长爱尔斯（H. Eyres）奉命统率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复仇神号前往定海，摧毁了晓峰岭上尚未完工的炮台，因为该处将是英军的主攻方向。英舰船到达后，曾与清军交战，大约由50名水兵组成的分队登岸，在确认了该处尚未安设火炮，[98]并侦察土城方向的防御后，匆匆撤回。伯纳德称，该日继续有暴风雨，舰队无法航行。巴加发布了派上述3舰船去晓峰岭摧毁未完工的炮台的命令，但该命令是在第二天，即29日执行的。至于具体过程，该书记录更详。
9月29日，清方奏报，英军在大五奎山岛上支搭帐房，土城一带清军开炮遥击，打坏帐房5顶，击毙英军1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