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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纷纷溃散。而英军因天色已黑，占领厦门城[48]东北的高地后，便停止进攻。
8月27日清晨，英军攻击厦门城，但进至城墙，发现守军全逃，不战而据该城，并派兵搜索全岛。[49]
此战，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的伤亡数字虽无准确统计，[50]但从战前派驻和战后回营的数目来看，共计减员324名。而英方的报告称：英军仅战死1人，受伤16人。
这一仗真正输到了家。
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厦门之战的惨败，能完全归结于颜伯焘吗？在当时的条件下，还能指望颜伯熹再做什么？在颜伯焘督闽的半年中，厦门的防务和清军的士气不是已有很大的改观吗？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51]
当然，今天我们若严格地从军事学术上进行检讨，颜伯焘也绝非无可指责。
厦门之战的第一阶段，是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之间的对抗。火炮的质量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虽说厦门清军的火炮弹药的弊陋，牵涉到近代工业技术，是颜伯焘力所不能及的；但就清方此期已经掌握的技术上，颜伯焘仍有未造炮车（炮架）、炮洞开口两项错误。
战后接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透露：“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制军（指颜伯焘）惜费，不造炮车。同人进言，以炮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制军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以灭贼，何须再装药也？”[52]尽管张集馨的这段话，有不少细处失真，[53]但火炮不置炮车，真属匪夷所思。虽然炮车（炮架）也是一个复杂的专门技术问题，清方传统样式的炮车，也存在着种种弊陋，但颜伯焘认为“一炮可以灭贼”而“不造炮车”，实谓可笑之至。
从前面的英军工程师所绘制的石壁图样中，我们可以看出，石壁的炮洞只是一个方型孔，并无成扇面状的夹角。梁廷枏对此亦有记载，可为验证：“台墙开门置炮，墙厚门深，又不能左右活转，但可直击。”[54]火炮不能左右转动，就大大限制了射击范围。而火炮既不能左右转动，同时也大大限制了炮车的作用。这也可能是颜伯焘不造炮车的另一原因吧。
尽管厦门岛南岸的炮兵阵地极其坚固，但毕竟只能起防炮作用，其本身火炮缺乏威力，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结实的靶子。[55]颜伯焘战后谎称击沉英轮船1艘、兵船5艘，[56]实际上全是子虚乌有之事。当然，若颜伯焘不在炮车、炮洞上犯错误，那也是局部的改善，从交战经过来看，仍无补于大局。
厦门之战的第二阶段，是登陆英军与清军的陆战。由于当时清朝上下均鄙视英军的陆战能力，颜伯焘也不例外。他只考虑如何与坚船利炮相抗，未计及如何防御登陆英军，缺乏相应的工事和部队。虽然他也在厦门岛的东、北两个方向布兵设炮，但所防者非为英军，而是汉奸。他因错误的情报，认为沙角之战中抄袭后路者，是英军雇募的汉奸。[57]
颜伯焘的这种无知，致使清军在第二阶段的交战中方寸大乱。据守石壁、炮台等工事的清军，本是以岸炮与英舰对敌的，突遭登陆英军的侧后来袭，仅有少数兵弁以鸟枪、弓箭、刀矛、石块相拒，甚至肉搏，大部分因战前毫无心理准备而见敌辄奔。从交战经过来看，本应具有较大危险性的登陆英军，似乎比其舰船还要幸运，并未遇到强劲的抵抗。
最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他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58]竟然发现了新大陆，即英军也会陆战！于是，他立即通令沿海各将军督抚，并下令各地注重陆路防守：“倘逆夷竟敢率众登岸，所有火炮及一切设伏机宜，务当先事预备，操必胜之权，褫奸夷之胆。”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道光帝在前敌主帅们的欺蒙下，直至此时方得出这种认识，虽为时已晚，仍不失为亡羊补牢之计。但是，道光帝对此还是将信将疑，似乎还不认为英军果真有能在陆地上打仗而不会摔跟斗的士兵，上谕中仍居然昏言：
夷人此次到闽，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恐其招集闽、广汉奸，为登陆交战之计。[59]（重点为引者所标）
君臣无知至此等田地，战事又焉得不败？
三 定海的土城
璞鼎查干净利落地吃下了厦门，却又不得不吐出来。
英军进攻厦门，本意在于用军事手段打击清政府，而要长期占领，就须占用为数不多的总兵力的相当一部分，且巴麦尊训令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他要的是舟山，而不是厦门。
可是，要完全吐出这块已经咽到喉咙的肉，璞鼎查又心所不甘，于是，他选择了地域较小易于防守位于厦门岛西南的鼓浪屿，留下军舰3艘、士兵550人驻守[60]，主力于1841年9月5日撤离厦门，北上浙江。
此时，站在他面前的对手，是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
自林则徐去职后，裕谦成为一班力主“剿夷”的官绅士子们最寄厚望的人，可谓是“林则徐第二”。
裕谦，原名裕泰，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贵胄出身。他的曾祖父班弟，为雍、乾两朝的名臣，频频出将入相。1754年，任定北将军出征准噶尔，因功由子爵晋为一等诚勇公，后因阿睦尔撒纳复叛，孤军五百困守伊犁，兵败自杀。其祖父、父亲，亦官至清朝一二品大员。
与其他优裕的八旗子弟的欢游闲放不同，裕谦在家庭中受到几乎完全汉化的性理名教的教育。1817年，他24岁时中进士，[61]入翰林院，很为蒙族人争光。1819年散馆后，以主事签分礼部补用，但到1823年才补上实缺。1827年外放湖北荆州知府，后调任武昌知府。1834年迁荆宜施道，未久迁江苏按察使。后因丁忧、患病告假两年。1838年复出，再任江苏按察使，次年4月迁江苏布政使。1840年1月，以老成著名的江苏巡抚陈銮病故，又署理江苏巡抚，后真除。
与其他督抚同城的省份不同，江苏巡抚驻节苏州，与驻江宁（今南京）的两江总督尚有一段距离，有着较多的自由和自主。[62]1840年8月，两江总督伊里布授钦差大臣，前往浙江，裕谦署理总督，成为江苏的最高军政长官。
于是，他放手大干一场。
于是，他接任钦差大臣、继任两江总督。
从正三品的按察使，到从一品的总督，[63]裕谦的三级跳，仅仅用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这颗新升起的政治明星，在当时的官场上引人注目，为人看重。
从裕谦的履历来看，我们还找不到什么今天可特别注意之处。他虽说还算是一位勤政的官员，但主要经历为知府一级，按察使、布政使在清朝又已降为属员，因此在史籍上看不到其优异的政绩。[64]他的仕途坦畅，除了机遇特好外（牛鉴迁职、[65]陈銮故去、伊里布斥革），还与道光帝的用人方针有关。
我在第三章 中已经提到，道光帝是一位信奉“保守疗法”的社会病理学家，追求调补疗效。他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认定当时社会的病因在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因此，他特别看重官员们的“德”，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危难关头，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他以为，这批人世受国恩，遗传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诚”，绝不会放任国运衰落。在鸦片战争中，他先后重用的琦善、伊里布、奕山、颜伯焘、裕谦，以及后面将会出场的奕经、耆英，均有家世的背景。裕谦的频频升迁，似有其曾祖父班第的冥冥保佑。
然而，裕谦之所以深孚众望，非为其职重位高，更非其血统高贵，而是他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迷人风度。
伊里布至浙江后，对武力进攻定海迟疑不决。身为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裕谦，不便对其上司采取行动，便向路过江苏的颜伯焘倾泄不满，促成颜伯焘、刘韵珂启用林则徐的奏折。而他更为强劲的迂回动作，就是4次专折具奏：阐明武力进攻定海之必须，说明攻略定海之战法，表明其决战必胜之把握。[66]在这些奏折中虽无一言直接攻击伊里布，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忠勇胆略却使道光帝耳热心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授其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攻剿，朱批中温旨激励：“正可相时而动，克成大功，用膺懋赏。朕惟伫望捷音耳。”[67]而他到了浙江后，一纸密片，劾伊里布家人不规，致使这位老长官上刑部大堂受审。
琦善在广东的主“抚”举止，也使裕谦义愤填膺。本来他的江苏巡抚、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与广东无牵无挂，换一个其他人即便心有不满，若非圣上垂询也不会表示意见；可他却不如此行事，一道弹劾琦善的章奏不知使当时多少人击节称快。已获罪斥革的林则徐见之大喜，亲笔誊录一遍，又在上密密麻麻作圈圈点点，点了总篇幅的一半以上。[68]在裕谦的笔下，琦善是“天朝”的头号奸臣，犯有“张皇欺饰”、“弛备损威”、“违例擅权”之三大罪。虎门的战败，全因琦善的“撤防”。[69]
裕谦的这些慷慨振奋、不留丝毫情面的言论，不仅使主“剿”的人士激动，也使一些对“夷”妥协的官员忌惧。伊里布、琦善吃过苦头，自不待言。靖逆将军奕山在与义律达成停战协议后，也连忙给这位倔直忠耿的钦差大臣写信，诉说种种不得已之苦衷。他生怕裕谦会放出不利于他的议论，信中的文句语气不无讨好叫饶的意味。[70]
但是，裕谦的上述言论，与他后来的行动相比，又明显差了一个档次。他在浙江任上，事事以极端手段处置之：
曾在英军占据定海期间“通夷”的4名汉奸被捕获，他下令处斩，并将首级遍传沿海各厅县悬挂示众，以示警尤，震慑人心。[71]
为了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下令掘开英军的坟墓，将数百具尸体刨出“剉戮”，然后弃之大海。[72]
他仇恨定海曾作为通商口岸的历史，忌恨外国船只不时对定海的觊觎，下令将当时还遗存的“红毛道头”（码头设施）及“夷馆基地”完全拆毁，消除一切痕迹。[73]
1841年3月定海军民捕获一名英国俘虏，他一反先前伊里布“酒肉养赡”的做法，下令绑出营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74]
而到了后来局势危急时，裕谦的手段更至于登峰造极。1841年9月，镇海军民捕获两名英方俘虏，他竟将“壮士饥餐胡虏肉”的诗化语言变为实际，下令对一名白人俘虏“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制作为自己坐骑的马缰，然后“凌迟枭示”；对另一名黑人俘虏亦“戮取首级，剥皮枭示”。[75]
裕谦放出的这些手段，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为残忍毒辣，与他曾中过进士、入过翰林院的儒吏形象亦不吻合，好像变了个人。但在当时，势不两立的敌忾致使人们的情绪趋向于暴烈，而且手段越狠越备受喝彩，道光帝亦明确表露出欣赏鼓励的态度。[76]
然而，细心的观察又会隐隐感到，裕谦之所以如此走极端，似还有一层原委，他正是自我设置一个“背水阵”。照其奏折上的话，是为了“俾众咸知奴才有剿无他”，有进无退，断绝手下将弁的“首鼠两端之念”！[77]这里面还牵涉到他的同官，由福建陆路提督改为浙江提督的余步云，我将放在下一节分析。
由于伊里布的抢先行动，和平收复定海，裕谦武力攻剿的满腹谋略未有机会得以施展，颇以为憾事。于是，他到浙后，便精心部署定海防务，以能在将来的防御作战中挫败“逆夷”凶焰，一显身手。
在裕谦的规划下，定海如同厦门，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防卫工程建设。
定海县城三面环山，南面临海，距城三里。裕谦认为，前次定海战败原因在于清军船、炮不如敌，而陆战无所依托。于是，他决定在县城以南的濒海地带修筑工事。由于定海不若福建南部有易于开采的石头，定海防御工程的主体是土城。[78]
土城是用泥土掺石灰夯实的线式防御工事，也就是一道土城墙。前节提到的绘制厦门石壁样式的军事工程师，在其回忆录中亦有一幅插图，可大体看出土城的规制。[79]据裕谦的奏折，土城的底宽为12至18米，顶宽为5至15米，高约3至4米，长约4.8公里。它东起青垒山，西至竹山，将县城以南的空旷地带一并包容在内。土城设“长治”、“久安”两城门，供民人平时出入。土城上有火炮掩体“土牛”，[80]共安设火炮80位。
图七 舟山土城
在土城的中部，有临海小山，名东岳山。裕谦充分利用这一地形，在山上构筑周长约440米的砖石结构的震远炮城。在该炮城的南端，接筑面宽70米的半月型石砌炮台。炮台面海，为轰击来犯敌舰之阵地，炮城靠其后，是屯兵护卫之工事。东岳山上的震远炮城及炮台，为清军防御阵地之中坚，共设火炮15位。
土城的西端为竹山，竹山之后为晓峰岭。裕谦在晓峰岭上筑围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