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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7—18页。该件收入英国议会文件，但内容作了删节，“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p. 624。
[72]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pp. 595-660.
[73] 见上引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严先生的这两篇出色的资料集，提供了我无法看到的英方档案，对我帮助极大。
[74]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pp. 667-672.
[75] 《林则徐书简》，第49页。
[76]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8—650页。
[7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626页。
[78] 《林则徐集·日记》第347页。
[79]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6—678页。
[80] 《林则徐书简》，第63页。
[81] 1839年6月和9月，《中国丛报》编辑卑治文两次拜访林则徐。在谈话中，提到战争威胁一事。林答之“打仗不怕”（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p. 444）。根据林则徐在这段时间里的奏折和书信，这一句话应当理解为不怕义律等人的恫吓。而马士根据卑治文的记载，错误地推断，林则徐此时“完全是理会到他面对战争的，然而提到战争，他仅有的回答是‘我们不怕战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288页）。另有一些论者据此认为，林则徐对英国的侵华战争，早有心理准备，就更错误了。
[82] 《林则徐集·公牍》，第188页。
[83] 《林则徐书简》，第81页。
[84] 《林则徐集·公牍》，第189页。
[85] 1839年11月21日，林则徐奏称，义律“私邀夷埠兵船前来，以张声势”；1840年3月7日奏称，“有谓英夷会集各埠兵船同来滋扰者……本系恫喝，固不足信”；1840年3月29日奏称，“传闻该国有大号兵船将此到粤……谅亦无所施其伎俩”；1840年5月14日奏称，“该夷尚复强颜延喘，飘泊外洋，诡计诪张，虚声恫喝”（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2、762、777、809页）。
[86]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25页。
[87] 见《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 ）；《海国图志》；《洋事杂录》（《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等。
[88] 《洋事杂录》中录有《咭唎国王发给该国商人禁约八条》，其前三条谓：“往别国遵该国禁令……”，“往广东贸易，遵领事验牌，不得从［纵］水手酒醉，恐伤华工”，“往广东，遵法，违禁货物不可带去……”（见《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27页），林则徐对此极为重视。
[89]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8—649页。林则徐认为，窜往内地走私鸦片的英国商船，已违本国禁令，该国查出“亦必处以重刑”，中国若用武力攻击，该国不会“报复”，所以“并无后患”。
[9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12页。林则徐认为，窜往内地走私鸦片的英国商船，已违本国禁令，该国查出“亦必处以重刑”，中国若用武力攻击，该国不会“报复”，所以“并无后患”。
[91] 《林则徐集·公牍》，第127页。
[92] 在今存林则徐翻译资料中，亦有多篇叙述进攻中国之困难，其中最详细者，见《澳门新闻纸》（《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 ，第386—390页）。
[93]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6页；《林则徐书简》，第49页。
[94]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6页；《林则徐书简》，第640、676、705页。此外，在林则徐翻译资料中亦有持此论者，“在（英国）各大官议论，因为茶叶之故，不宜造次”（《澳门新闻纸》，《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 ，第455页）。
[95] 《林则徐集·公牍》，第63页。
[96]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1页。
[97] 同上书，第678、700、702、712页。关于鸦片与英属印度政府的关系，在今存林则徐翻译资料中比比皆是，此处不再注明。但最初开来的几艘英舰的情况，这些翻译资料中并无介绍。但是，从翻译资料来看，林则徐已知去印度、英国等地的航海天数，即便没有其他资料，也能够推算出来。
[98]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25页。
[99] 《林则徐书简》，第105页。
[10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0页。
[101] 《林则徐书简》，第151、165、192页。
[10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9页。道光帝接到此奏的三天后，又收到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议复江苏吴淞口查禁鸦片章程，令沿海各省体察所辖海口情形，“妥议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588页）。可见林的奏折很可能还有其推动作用。
[103]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26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800页。
[104] 笔者所查之书为《林则徐集·奏稿》、《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清实录》。又，笔者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因原编辑较杂，虽发现以上各书所未收林则徐折、片，但也未看到请旨敕令各省筹防的内容。
[105]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8—650页。
[10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722页。
[107]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页。
[108]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37—338页。
[109] 琦善片，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
[110] 《林则徐书简》，第99页。
[111] 《平夷录》，《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63—364页。
[112] 托浑布折，道光二十年六月、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皆据《军机处录副》。
[1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543页。
[11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703页。
[11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85页。
[11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742页。
[117] 《清实录》第38册 ，第3页；《上谕档》，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287页。
[119]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78页。
[12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2—704页。“嘚喇”即为Douglas，他是“甘米力治”号（Combridge）的船长，当时习惯用船主或船长之名呼其船，如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在林则徐奏折中，分别用其船长名而称之“嘧船”、“哗船”。甘米力治号后被林购买，改装为载炮34门的军舰。
[121]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p. 37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295页。
[12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4页；“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pp. 686-687.亚当·艾姆斯里致威廉·艾姆斯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68—69页。
[123] 当时的商船皆有武装，有些火炮甚多。此处称其火力不济，是就此次参战的英船而言。
[124] 林则徐奏折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0—701页；义律的报告见“Additiona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1.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8-14。
[12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243—244页。
[126] 马儒翰又译为马礼逊、马里臣、马利逊等。他是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儿子，16岁就为英商充当翻译，1834年律劳卑来华后，就充当商务监督的翻译。鸦片战争爆发后，一直充当英军的首席翻译。
[12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246—247页。
[128] 事隔8个月后，林则徐奏称，由于该次战斗，两艘师船“被炮伤损过甚，难以修复，必须另行拆造”；另两艘师船“皆有损坏，应行大修”。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57页。
[129] 案此时林则徐在虎门，但离交战地点尚有一段距离，非为目击者。在开战之日，林在日记中写道，“下午闻夷兵船在龙穴向关提军递禀未收，开炮来攻，经提军抵御，击坏夷船前后桅，夷人被轰落水，始行遁去。”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不可能作伪。因此，林的奏折所据为关的报告，关的责任似更大。但从日记中也可看出，其所述开战理由与奏折所言差别甚大。
[13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文中“”船即窝拉疑号，“哗”船即海阿新号。
[131]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862页。其中林则徐在奏折中曾称虎门“在船在岸兵勇”“共有三千余名”。此处称虎门守兵2000人，是扣去在船兵勇之数，添入狮子洋一带清军数中。
[13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页。
[133]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763页。
[134]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6页。
[135]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1页。
[136] 林则徐的翻译资料中，有“孟呀拉土番，即么罗黑鬼，脚长无腿肚，红毛选其身材高大者充伍，谓之叙跛兵”（《洋事杂录》，《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24页），然此处说的仅是印度兵。林则徐亲眼见过外国人，在澳门又检阅过葡萄牙兵。“腿足裹缠”，疑是当时的紧身裤和绑腿；“屈伸不便”，疑是葡萄牙兵采用踢腿式行进方式，即所谓“正步”，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又当时外国人不愿行跪拜礼，民间误传其膝关节有问题，难以跪拜，不知此说与林的判断有无关系。
[137] 按照林则徐原来的设想，此类交战似应在虎门至狮子洋一带进行。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宣称要自率船队出洋交战，乃是自知道光帝已不信任他，欲有所表现。
[138]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0页。
[139] 林则徐：《剿夷兵勇约法七条》，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 ，第1925—1927页；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
[140] 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 ，第1932页。
[141] 在林则徐奏折中，这种方法始见于1840年8月7日的《密陈以重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