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不出于东亚地区。毫无疑问，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并不正确，但却客观地反映出中华文明长时期在东亚地区的无可争辩的优越，并长久地维系着大一统王朝在中国的世系相传，即所谓“国无二君”。[13]这种情势在清朝，又具体地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
清王朝的强盛，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14]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15]在官方文书中蔑称为“夷”，并在其国名上加“口”字旁。如英、法、美三国，分别称为“夷”、“夷”、“咪夷”。[16]根据儒家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这些不愿朝贡的国家作正式的官方交往；又根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清王朝又准许这些国家通商。尽管这种通商在清初、清中叶有利于中国，也牵系着沿海数十万民众的生计，但依照“以农为本”的古训，兼之朝廷在此中获益不多，[17]清王朝对此并不重视。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
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从明代开始，中英就有了通商关系。但在“天朝”体制和观念的笼罩下，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是混沌一片。1793年、1816年，英国先后遣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来华，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将其当作“咭唎贡使”来接待，结果不欢而散。1834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派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未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于以“平行款式”递交文件。[18]1838年，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投递文书，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19]因此，尽管1834年之后，英国有了官方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称之为领事），但清政府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将其当作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看待。[20]
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16世纪西方人初至，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7、18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盛世”；即使是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确实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海通200余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西方，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尽管他们在一个事实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船坚炮利”。
如此不惜笔墨地描绘清朝的对外观念和当时的中英关系，只是为了指出琦善思考和行动的大背景。作为个人，无法背离其所处在的环境。
琦善主要在北方任官，与西方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更不知“咭唎”位于四大部洲的哪个角落。在天津，他初见英国军舰，大为震慑，但并未改变英国属“化外蛮夷”的基本观念。在留今的大量奏折中，他用以描绘英国最典型的词汇是“夷性犬羊”，这也是当时官员的常用套语。就在广东中英谈判最紧张之时，他在奏折中有一段描绘英人行径的话：
而今之在粤者，名为兵目，尤为蛮野之人，礼义不知，廉耻不顾，皆得在场惟（为）所欲言，纷纷藉藉，无非扛帮，肆其鬼域伎俩。既不能以理谕，亦且难以情遣。[21]
这些用语，活脱脱地显露了琦善只不过是一个墨守“天朝”观念、对世界大势浑浑噩噩的官员，又怎看得出他对英国的主义、理想有向往之情？
如果说奏折上的话，只是用来哄骗道光帝的，并不能反映琦善的内心，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他又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对英方说话的。他在致义律的照会上写道：
查贵国来此通商，迄今二百余年，从无龃龉。只缘不肖商人夹带烟土，致绝贸易。本年贵国前来乞恩，事在情理。乃先占据定海，本不能不上干天怒。特缘本大臣爵阁部堂前在天津时，叠奏贵国情词恭顺，方简派本大臣爵阁部堂来此查办。否则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此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本大臣爵阁部堂之所以叠次照会嘱令缴还定海者，亦正欲显有恭顺实迹，以便代恳恩施，冀行久远。兹犹喜贵公使大臣自天津以来，尚无滋扰，本大臣爵阁部堂方敢允为代奏。倘其间稍失恭顺，本大臣爵阁部堂已先获陈奏不实之咎，自顾不暇，焉能再为贵国筹画？而贵国既欲通商，若非处处恭顺，俟奏奉大皇帝恩旨准行，贵国又岂能安然贸易乎？事须从长计议，未可专顾一面。[22]（重点为引者所标）
这完全是一派天朝的语言。琦善的逻辑是：只有英方处处表现“恭顺”，听从他的“嘱令”，这位“大臣爵阁部堂”才会把这种“恭顺实迹”，上奏于“抚有万邦”的大皇帝，英方才有可能获得大皇帝的“恩施”。就连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看到义律转呈的这些文件，也不免大怒，为此专门训斥义律：
我也颇为不安地看到，在你与琦善全部文书往来中，你曾经容许他擅用了一种妄自尊大的口吻，而你自愿采取一种甘居人下的地位。[23]
实际上，义律的这种“甘居人下”的姿态，也是他后来丢官卸职的原因之一。
时代的背景，规定了琦善的思想，而琦善的思想，又制约着他对英绝无卑媚仍不失傲慢的举止。我们似可由此而看到他的内心：他以堂堂天朝的“大臣爵阁部堂”自居，又怎么会冀求“区区岛夷”所颁之荣？又怎么会贪图“蕞尔小国”所施之财？又怎么会将泱泱大清卖给连地处何方都弄不清楚的“化外蛮夷”？
所有这些，都向人们表明，琦善不像是要卖国的。
他没有卖国的动机。
二 琦善卖国罪名之否定
辨明琦善没有卖国动机之后，还须一一分析琦善的卖国罪名。
在当时人的描述和后来研究者的论著中，琦善被控罪名大约有四：
一、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
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
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
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
以上罪名是否属实呢？
先看第一项，关于禁烟。
弛禁的主张，酝酿于鸦片走私最为严重的广东。一些见鸦片屡禁不止的官僚士子，为遏制白银外流，企图以合法进口征税、内地种植替代的方法，对付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上奏试探，未果。[24]1836年，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正式出奏，又未行。[25]除此两起外，我们在清官方文书中找不到其他主张弛禁的言论，可见持此论者，只是少数忧虑时政的官员，并未形成清王朝内部的所谓“弛禁派”。
时下流行的许多鸦片战争史的论著认为，大量侵吞鸦片贿赂的官僚集团是弛禁论的鼓动者和支持者。我以为，此说既缺乏史料依据，又与事理相悖。因为，一旦实行弛禁，鸦片便成为合法商品，贩卖者即可不必行贿。对这些贪官说来，保持现状，即明禁暗不禁，才是最为有利的。弛禁论有利于国内外大大小小的鸦片贩子，但对贪官的利益却是一种冲击。
从各类史料来看，我们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又因为清王朝内部似无“弛禁派”，称琦善是弛禁派首领，也无从谈起。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道光帝下令各省将军督抚议奏。琦善表示同意严禁。[26]此后，根据道光帝的谕令，他在天津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27]这一数字仅低于由邓廷桢主政的广东（26万余两），[28]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2万余两），[29]居全国第二位。最近的研究也已证明，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30]
由此可见，琦善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众的表现。这虽然不能证明他是强烈主张严禁的官员，但足以否认其弛禁的罪名。
再看第二项罪名，关于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
称琦善乘英军北上天津之机，攻讦林则徐的唯一可以看到的材料是，1840年8月11日，琦善奏称，向清方投递文书的英军“守备马他仑”，“其词只谓叠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31]马他仑（Maitland）是英舰威厘士厘号（Wellesley）的舰长，[32]前往接收文书的是督标后营游击罗应鳌，他们的对话今已无从查考。但据此时递交的英方文件的内容来看，“叠遭广东攻击”一语，似非琦善为诬林而自行编造。[33]
至于惩办林则徐、另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一事，本为道光帝所为，与琦善无涉。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官们，将原本应附于琦善1840年9月2日奏折之后的照会，误植于其8月17日奏折之后。这就给人一种误解，以为是琦善首先向道光帝提议惩林的。我们若将佐佐木正哉所辑录的英国档案馆中的中英往来文件相对照，不难发现此中的错误。[34]可以说，琦善完全是遵旨办事，并无羼杂个人的意见。
这里还有必要简述一下琦善与林则徐的私人关系。
据《林则徐日记》，琦、林之交始于1825年6月。是时，林以丁忧在籍的前江苏按察使的身份，被“夺情”而监督江苏高家堰河工。琦善以山东巡抚的身份前来巡视。未久，琦善迁两江总督，陶澍调江苏巡抚，为南漕海运，命林则徐总其事。林以病辞归，琦为之代奏。此后，各官一方，并未同事。
又据《林则徐日记》，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1837年3月，林则徐迁湖广总督离京赴任，琦善遣弁迎于直隶与顺天府交界的高碑店。林行至省城保定，琦又率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在公所寒暄之后，琦即赴林寓所“长谈”。尔后，林又回拜，“谈至傍晚”。次日，林则徐离保定，琦善因“值丁祭，未得来，差省酬应”。[35]迎来送往，自是官场风气，但两次长谈，似又属私谊。第二次在1838年12月，林则徐奉旨进京，行至直隶安肃（今河北徐水），适遇琦善由京返回，两人“谈至傍晚”。[36]
后来的论者称琦、林交恶，多指两事。
其一谓，林则徐在道光帝召对时，倡言畿辅水利，后又奉旨上奏。琦善妒恨林则徐越俎代庖，从此结怨。查林著有《畿辅水利议》，后又有《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37]，其中心意思是，为了革除漕米、漕运、河工诸弊，只需在直隶，尤其是东部的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州府，改种高产的水稻，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京师缺粮的难题，而不再需要南漕。一百多年前的华北，虽不似今日之干旱，但在直隶种稻即可解决每年四百万石的南漕，今日看来，仍似为大胆之言。更何况，林则徐还疏言，无须先治水（当时潮河、白河、永定河常发大水），后营田，仅需行“沟洫之法，似皆为作上腴”。在这里，我们不必细究林的建策是否可行果效，身为直隶总督且须新负京米之责的琦善，自然不愿不会也不敢用此奇策，他本来就为治水而吃过亏；但谓琦善为此妒恨林，以致后来要设计陷害之，也似无必要。因为林的提议，早已有之，琦只需奏明即可，[38]更何况当时此类事件颇多，若事事记恨，则记不胜记。
其二谓，林则徐于1838年12月路遇琦善，琦告之“勿启边衅”。后有论者据此称琦威胁林，迫其放弃严禁鸦片的立场。查“勿启边衅”一语，出自民国年间雷瑨所编《蓉城闲话》一书引用的戴莲芳所著《鹂砭轩质言》。[39]然琦、林私语由何人何时传出，闻者得自何处，皆无说明。又检视此文，错误颇多，让人感到不太可靠。即便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