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_第1节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著．—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二十年）

　　内容简介 · · · · · ·

　　《天朝的崩溃》是作者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这本书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作者简介

　　茅海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师从陈旭麓教授。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依然如旧的月色》（2014）等。

　　献给

　　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

　　自　序

　　我不像许多人那般幸运，他们在历经苦难完成一部著作后，可以长舒一口气。自1992年年初起，我推开一切，整整两年，尝到了著书人都经受过的酸苦辣（没有感到甜），终于完工时，望着案上厚厚一摞文稿，心中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

　　一、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这与已经完成同一使命的国度，比如日本，是大不相同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中国人轻松的课题。

　　然而，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和客观。我因此也常常自问，我是否真正做到了理智？

　　二、本书号称“鸦片战争再研究”，自然包含着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的意味。就研究的过程而言，当属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爬；就研究的结果而言，应是离历史真实更近。然事过境迁，一个半世纪前的人和事，与今有着层层历史隔膜。

　　我居住的地方，名皇城根，与紫禁城仅一箭之遥。从西窗中望去，昔日御花园景山上的万春亭，在夕阳下隐隐闪亮。我在位于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档时，因中午闭馆也常常在宫中闲荡，坐在“金銮殿”前的汉白玉阶上遐想。我也去过圆明园旧址，望着那些已无痕迹据说在航空照片上依稀可辨的中式园区。空间距离的接近，常使我感到时间跨隔的缩短。我试图与逝者对话，虽不能心灵沟通，却也增加了对他们心思的理解。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三、本书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教授的。14年前，我投先生门下为研究生。他指导的第一篇论文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兵力》。自此，我对鸦片战争的兴趣始终未减。毕业后，师生多有交往。他一直鼓励我把这本书写出来，我也暗冀获先生作序。可因工作关系，一直无暇动笔。1989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终有供我支配的时间，导师却已于1988年仙逝。缘此，尽管真正展纸动笔仅两年，但搜集史料、思考问题却已经超出10年。导师为我作基，我却无缘索序。今天，我自序时，心中一直在想，这本书能否让他满意，渴望得到他的批评。可天堂距人间却是那么的遥远……

　　凡此三者，仍感到压在心上，尽管我已经写完了这本书。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

　　我的同窗好友潘振平，对鸦片战争颇有心得。十几年来，我们多次进行讨论，常常彻夜不眠，使我受益非浅。本书始动手，他又提议两条：曰注重人物命运，曰解释历史现象。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体裁正宗的纪传体，有着诸多优长，如何将这些优长揉之章节体中，我因之而探索。由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我因之而努力。稿成，他又首先阅读，多有批评。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本书不会是此模样。交久谊真，无需言谢，在此记之。

　　感谢武汉大学李少军先生。日人佐佐木正哉先生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应是必读之作，可我不识东洋文字。李少军先生为我提供了译文。感谢今日已成同事的郦永庆先生。他是《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的编者之一。我因抄档有限且未校对，他提供了尚未印就的所编史料底稿，缓我一时之急。感谢同一师门的杨国强先生，阅读了部分文稿。他那提意见的技巧，使我顿然体会出自己的不足。感谢亦为同师的朱金元先生和唐克敏先生，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成为我能如愿完工的一大动力。

　　我心中最为感激的，毫无疑问是在我之前作了充分研究且对我颇有启示的诸位先生。因我参考的文献较多，此处无法一一恭录。我已将拜读他们大作的收益，敬录于注释之中。在这里，我还要说一句，请原谅我踩在你们的肩膀上……

　　以上感谢，并无推卸责任的意思。本书的一切错误，当由我个人负责。

　　1994年1月于北京东皇城根

　　绪　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古今中外均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可是，琦善果真卖国吗？

　　我以为，这里面存有许多疑问，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琦善其人

　　琦善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祖上恩格得理尔，以率众投附有功，封一等侯爵。父亲成德，官至热河都统。琦善16岁时以荫生的资格分发刑部，由正五品的员外郎候补。18岁时正式补官，此后仕路畅顺，飞黄腾达。1819年，他29岁时，便当上了独挡一面的河南巡抚。后历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期间曾因治水失宜而被革职，但开复特快。1831年，迁督抚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1836年，授协办大学士，1838年，擢文渊阁大学士，官居正一品。[1]

　　琦善为官办事，好用诡道怪行，但也多验明效。他为人傲慢气盛，但官场结交甚广。他勇于任事，好大喜功，任职中的失败几乎与成绩一般多。道光帝也特别看重他敢于闯创、敢于负责的品格。

　　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琦善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与英方的公文往来中，得意洋洋地自称“本大臣爵阁部堂”。[2]可以说，他位极人臣，圣眷正隆，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为同僚们望尘莫及。

　　我们若从当时人的观念来思考，就会产生疑问：琦善一家世受国恩，本应更加忠君爱国，道光帝待其不薄，没有理由背叛主子，可他为什么要卖国呢？这与后来汪精卫因政治不得意而改换门庭的场景，似为格格不入。

　　当时的一些论著谈到琦善的举动时，采用了“贿和”的说法。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可能性。

　　琦善之家是一个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大家族，家底颇丰。他本人又久为高官，在搜敛钱财上的功夫，也不差于其他官僚。他是个有钱人。

　　关于琦善的家产，民间流传的说法，几近天文数字，一份传抄的琦善于1841年获罪抄家的清单称，琦善拥有“番银”1000万元，珍珠奇宝无算，另有田地34顷，房屋340间，当铺6处，店栈81处。[3]若此当真，琦善的家产超过当时任何一位英国贵族，甚至女王本人。

　　但从档案史料来看，民间的传说显然是夸大了。据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

　　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一百余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元宝六百十七个，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4]

　　后据道光帝面谕，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房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5]

　　由于没有找到其他有关此次抄家的奏折和清单，我们还不能得知琦善的自住房产和达官贵人家常有的珍奇宝物古玩等项，但从上引金、银、田产、店铺等看，数额已经相当可观。

　　若说有钱人就不会受贿，当然不能成立。但作为家赀丰裕的琦善，大约不会见了自鸣钟、玻璃盏之类的新奇洋货便心旌荡漾。在中英交涉中，他若要受贿，就绝非小钱，而必然是一笔大数目。

　　实际上，有关琦善“贿和”的说法，当时风声甚大，就连深居于宫禁的道光帝都已听闻。生性多疑的道光帝，在下令锁拿琦善后的第三天，又密谕靖逆将军奕山“密加查访”义律与琦善之间“有无私相馈赠之事”[6]。奕山对此未能找到证据。[7]琦善逮京后，由道光帝亲自审定的讯问琦善各条中，其中一问是：

　　琦善既与义律（Charles Elliot）往返说话，情意亲密，自天津以至广东，该夷目馈送琦善物件若干？琦善回送是何物件？均须一一供吐，不准隐瞒！[8]

　　琦善对此是一口否认，在审讯中称：

　　伏查琦善与逆夷言语不通，不过为公事暂事羁縻，假意待之，岂肯收受馈送，自外生成。亦未给过该夷物件。不敢隐瞒。[9]

　　琦善的这个答复，显然未使道光帝完全放心。就在审讯琦善的同时，军机处审讯为琦善充当中英交涉的联络员鲍鹏，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琦善与义律情意亲密，有无彼此馈送情事？

　　鲍鹏对此问题，也是完全否认。[10]

　　当事人的自白，自然不能用以证明当事人的清白。好在琦善所欲贪者，非为小数，若是大额，英方自然有账。

　　然而，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英文资料来看，义律等英方官员并没有采用贿赂的手段，也无琦善索贿的记载。而义律听闻琦善因收取义律贿赂的罪名而受审讯的消息，特意拟出否认对琦善行贿、英国官员不会行贿的文件，转交广州知府。[11]当然，这份文件并未上达中枢，即便上达，恐怕也不会对琦善有利，反而证明他与义律的勾结。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此时的义律等人，已经不是当年龟缩于澳门、自称“远职”、处处求情疏通的模样，而是领兵上门勒索抢劫的凶犯。世上又哪有强盗上门先行贿后动手的事情。这与俄国为中俄密约、中东路而贿赂李鸿章的局面，似为格格不入。

　　由于鸦片战争前，中英之间实际存在的只是通商关系；又由于清政府官员的腐败，贿赂和陋规已经成为维系这种关系延续运作的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凡是涉及这种商务联系的官员，无不受贿，无不发财，久已被视作官场中的正常现象。有关琦善“贿和”的流言，很可能由此而牵带推测、合理想象而来。也正因为如此，此类流言才会有着广泛的市场，尽管没有什么实际的根据。[12]

　　以上对琦善卖国的心理活动的探究，是从求官图荣、贪财谋利的角度，即人类自身缺陷的角度去分析的。然而，古往今来的卖国者，对自己的行为还有一种堂皇的解释，即为了遵循某一种主义，实现某一种理想。

　　但是，若要将此落实到琦善的身上，似乎也沾不上边。

　　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尽管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古以来，如缕不绝，但是，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明强韧且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的。皇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