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专列_第9节

信中对这个案子有过较多的讨论。这位专家对案情真相进行了大胆假设，至少，他的假设蛮精巧的，请恕我嘴拙，我干脆就用他登出来的公开信原文为大家介绍他对案情所做的假设吧。

“不论案情的真相为何，”这位专家写道，“这案子一定建立在一些奇异罕见的事件同时发生在一起这个事实基础上，所以，在我们对案情的解释中，不要再有什么犹豫，我们必须假设这些事件同时发生了。在目前缺乏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丢弃掉分析的方法或者所谓的科学调查方法，取而代之以一种更流行的综合调查法。总之一句话，不是拿着已知的事件，从中推断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而是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充满了想象力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将和我们已知的各种事件严丝合缝，并且丝丝入扣。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任何新得到的事实来检验这种解释。如果新发现的事实，全都在这种解释中合适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就说明我们的解释是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那么随着每一种新发现的事实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的本身正确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高了，这完全符合几何学的证明进程，这种解释和证明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最终可信的证据证明这种解释是正确为止。”

“现在，有一个非常显著，并且非常有建设性的事实，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我们本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当时有一辆当地列车，穿过哈罗和金·兰格莱，我们查看它的行驶时刻和行驶速度，就会发现，发生凶案的那辆快车一定会赶上并超过它，但是由于快车在经过那个堆栈区的时候要放慢自己的速度，只能以时速八到十英里的速度行进。于是，这两辆火车就将在相互平行的两条铁路上，以相同的速率朝着相同的方向行驶。那么，根据我们每个人乘坐火车的经验，每辆火车上的乘客在各自的车厢里，都能够看清楚对面车厢里的乘客。在威尔斯登连接站，快车已经点亮车灯了，每节车厢里都是灯火通明的，火车里的人都能够看清楚对过火车里的人。”

“现在，我所提出的假设中，也就是我所重新构造出各种事件的发生将会这样展开。这个身上装了好几块儿表的年轻人，当时正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慢车的车厢里。他的车票，他的证件，手套，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在，据我们推测，应该都放在他身边的座位上了。他很可能是一个美国人，并且，很可能是一个智商不怎么高的美国人。怎么看出来的呢？他随身带了这么多珠宝招摇过市，就是这种症候的早期症状和外在表现了。”

“这个年轻人，坐在自己慢车的座位上，这时看见快车的速度也慢下来了（由于当时火车要经过堆栈的时候不得不减速），就和他坐的慢车一样以同样的速度行驶，突然，他看见对面车厢里有个他认识的人。根据我们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个年轻人看到的人是一位他深爱的女人，还有一个他非常恨的男人——当然，这个男人也因此恨他。这个年轻人立刻激动起来，并且表现得很冲动。他打开自己车厢的车门，冲下了车，又飞身冲向快车，并且成功地让自己出现在二人面前。当然，我们在这儿必须讲清楚，这个年轻人跳下火车再跳上火车的技艺（我们只能假设，两辆火车以相同的速度向相同方向开出），实在是危险至极，但是，它毕竟是发生了。”

“这个年轻人一登上快车，他当然没有车票了，他在车厢里见到那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和那个年轻女子一起旅行，我们不难想象，一场火药味儿非常浓的大戏随后就开锣上演了。很可能那两个人也都是美国人，那个上了年纪的男子身上带着武器——这在英国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我们对躁狂症的初始症状理解正确的话，这个冲动的年轻人攻击了那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在激烈的争吵中，那个上了年纪的男子拿出手枪击中了那个闯入者，然后就从车厢逃跑了，当然，他还把他的女友，那位年轻的女士，也一起带走了。我们可以推测，说时迟，那时快，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很迅速，那辆快车在枪击发生之后，仍然以低速度行进着，因此他们二人从容下车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一位女士也能够在火车以每小时八英里的速度行驶时跳下火车。据我们所知，这位女士的确就是这样下了火车。”

“那么，现在，我们必须给那个在吸烟车厢里的男子找个合适的位置，来解释他的失踪了。让我们姑且假设，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凶案的发生之重构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这名男子身上就找不到什么原因来重新考虑我们的结论是否准确了。根据我的理论，这名抽雪茄的男子，他看见对面火车上的年轻人打开车门，然后又迅速冲上自己乘坐的这辆火车，他也听见了枪击声，也看见了两个逃亡者跳下火车，沿着铁路线飞奔，他清醒地意识到这里发生了凶案，于是他也纵身跳下火车，追踪那两个亡命徒去了。为什么自此再也没有听见他的音讯——他是否在追踪过程中丧身殒命，或者，这种可能性极大，他意识到了，自己根本就没有介入此事的必要性——到目前为止，这位男士的一切仍是我们无法恰当解释的一个环节。我承认，的确存在着某种解释上的困难。打眼看去，在这样的一种时刻，一个开枪杀了人的凶犯，在逃跑的路上，会让自己承受着那个棕色的格拉德斯通皮包的重负。对此，我的解释是，凶犯此时很清楚，一旦棕色包被发现，那么他的身份就暴露了。所以，不论多沉，他也必须带着这个包逃跑。其实，我的理论就建立在一点上，并且我已经要求铁路公司方面，立刻对那辆于3月18日穿过哈罗和金·兰格莱的慢车进行严格的搜索。如果找到了这样一种车票，那么我的解释就会被证实。如果没找到，我的理论依然是正确的，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年轻人根本就没买票，他是混上车的，或者他买了票而把车票丢了，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对这样一种似是而非和颇为精致的假说，警方和铁路公司方面的回应是，首先，没有找到这样一张车票；其次，假说当中提到的那辆慢车根本就没有和快车相互平行行驶过；第三，那辆慢车停靠在金·兰格莱的时候，发生凶案的快车正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飞驰电掣般开过去。于是，那个由著名的刑侦专家提供的，看上去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最终消亡了，随后，五年时间像是长了翅膀一样，飞一样地就过去了，再也没有人对这桩发生在快车上的凶杀案提供新的解释了。而到了今天，人们终于等来了一纸声明，它提到了人们所知道的所有事实情况，这张声明中所陈述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声明是以信件的形式公布于众的，是从纽约寄出的，声明直接寄给了那位我们熟知的刑侦案专家，就是曾经对此案提出过假说的那位著名刑侦案专家，他的理论我曾经引述过。关于这份声明，我将在这里全文照录，以便让关注此案的公众最终放下自己心中的那块儿石头，声明的开头几段我略去了，主要是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量：

“你首先应当原谅我没有写我的名字，我的名字说出来不太方便，所以干脆我就不说了。比起五年前，把事情的起因说出来的压力要小多了，因为我的母亲那时候还活着。但是说起这件事儿，我希望尽我所能，能够涵盖全部事实。但是我欠你一个解释，因为你对于整个事件的解读首先就错了，事实上，这件事儿完全可以说是非常精巧的。要想把整件事儿讲清楚，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这样你才会理解得更容易一些。”

“我们家族来自英格兰的巴克斯，在五十年代初期移民到了美国。最先定居在纽约的罗切斯特，在那儿，我父亲经营着一家非常大的专门从事干货生意的商店。我们家只有两个儿子：我，詹姆斯，还有我的弟弟爱德华。我要比我弟弟年长十岁，在我父亲去世之后，一定程度上我就接替了我父亲对我弟弟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长兄如父。我的弟弟爱德华是一个非常聪明，生气勃勃的青年，他的天赋条件很好，简直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人物。但是，我弟弟这个人也有一个弱点，一个很明显的弱点，就好像奶酪里的霉菌一样，他身上的弱点会一点儿一点儿地扩散，不论你怎样阻止，你总是无法阻止它扩散。在这一点上，我母亲要比我看得清楚的多，但是她还是对我弟弟很溺爱，对他总是很娇惯，因为我弟弟就是有这样一种脾气，或者说是性格，你看到他那个样子，你根本就不会想着拒绝他。我尽我的全部力量想要把他拉到正道儿上来，但是他却不体谅我的好心，一再怀恨在心。”

“最后，我弟弟终于还是昏了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能阻止他往邪路上走。他先是去了纽约，变得更坏了，而且变坏的速度很快。最开始他只是小偷小摸，后来成了罪犯；再到后来，只用了短短不到两年的工夫，他竟然成了全纽约臭名昭著的年轻千手之一了。他和麻雀迈克考伊建立了友谊，迈克考伊是纽约当地流氓无赖的头子，麻雀是他的诨名，除此以外，他还是纽约骗子行当的黑老大，伪造、诈骗、欺诈行当的总老板之一。他们还在一起玩纸牌诈骗，他们经常光顾纽约这座大都会里最好的旅馆和饭店，是那里的常客。我弟弟在麻雀一手策划的诈骗案里面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演员，（说实话，我弟弟原本可以靠他的演技为自己赢得一个正当的名声，如果他选择演员这个行当的话。）他会扮演成一个刚从西部来的心地淳朴的小伙子，或者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他还经常带着英国贵族小伙子的头衔招摇撞骗，总之，每一次他都能恰如其分地完成麻雀迈克考伊交给他的任务，遂了迈克考伊的心愿。有一天，他给自己化了妆，把自己打扮成小姑娘的模样，竟然把人骗得一愣一愣的，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在邪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诈骗竟成了他的乐趣和他喜爱的一种游戏，而他后来也成为了诈骗骗局中专门引诱猎物上钩的诱鸟。他们一伙人后来径直加入了坦慕尼协会，（译者注：坦慕尼协会，又称哥伦比亚团，1789年在美国建立，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则成为纽约地方的一个政治机构，有证据表明，当时美国的许多重大刑事案件都与该协会有关，1934年该协会垮台。）他们和纽约警方的上层也有勾结，所以，看起来，似乎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们，要知道他们横行不法的时候，美国的莱克斯沃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呢，那时候，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

“本来，如果他们这伙人只是玩玩纸牌诈骗，只是在纽约行骗，也就罢了，可是，他们非要走他们所谓的罗切斯特路线，也就是在支票上动手脚，伪造签名。我弟弟恰好就是干这个的，尽管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一切都是麻雀迈克考伊操纵和指挥的。我把我弟弟伪造签名的那些支票都买了过来，可是花了不老少的钱。然后我就找到我弟弟，我把那些由他亲手伪造的支票摆在他面前，并且向他发誓，如果他不离开这个国家，我就会利用法律的力量来惩罚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在那儿一个劲儿地笑。他笑着对我说，我不会惩罚他的，因为我怕伤了我母亲的心，并且他非常清楚，我不会出手惩罚他的。然而，我最终还是让我弟弟明白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不管我母亲的心会不会因为我惩戒了自己的弟弟而伤心，反正我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态度是绝对坚决的，我宁可看着自己的弟弟在纽约的罗切斯特监狱里服刑，也不愿看着他在纽约大都会旅馆里行骗。他看我的态度如此坚决，最终他屈服了，并且向我发了一个庄严的誓，说他再也不会见麻雀迈克考伊了，他要去欧洲，然后请我为他选定一个正当职业，他会以此作为自己的营生。发完誓之后，我径直带着我弟弟去找了我们家族的一个老朋友乔·威尔逊，他是向美国出售手表和钟表的出口商，我为我弟弟说情，让威尔逊为我弟弟在伦敦的机构里找了个差事，薪水不高，但是干得好能拿到百分之十五的提成，这绝对是正当生意。我弟弟的外表和风度是那么好，他立刻就赢得了这位老人的好感，没过一星期，我弟弟就被派往伦敦，并且为他效劳的新公司带去了满满一箱手表样品。”

“我原本以为，伪造支票这当子事儿，真正给我弟弟上了一课，对他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他从此以后就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走上一条光明的人生大道。我母亲也和他谈了一次话，她讲的话打动了我弟弟，因为对我弟弟来说，我母亲一直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而他却成了自己母亲最担心的祸害。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麻雀迈克考伊这个坏蛋对我弟弟的影响力很大，我让弟弟走上正路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能否切断迈克考伊和我弟弟之间的联系。我在纽约侦探圈儿里有个朋友，通过这个人，我一直监视着麻雀迈克考伊的动静。我弟弟远度大洋去欧洲后的两星期，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麻雀迈克考伊已经到了意大利中部的埃特鲁斯坎并盘踞在那，由此判断，我敢肯定迈克考伊会去英国，引诱我弟弟重新再搞诈骗那一行。一瞬间我就下定决心，我决定立刻出发到英国，在那儿，我要用爱护弟弟的赤诚之心，与麻雀迈克考伊一决雌雄。我明知道自己成功的希望不大，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去，我母亲也认为，这是我这个当哥哥的责任。我和母亲度过了最后一晚，同时祈祷着我此行能挽回我弟弟的心，让他回心转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