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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1]不仅如此，英国使团费尽心思带来的代表当时英国最先进科技与军事装备成果的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等重要礼品，一概被乾隆皇帝嗤之为“可以给小孩当玩具”，将它们尘封在圆明园中，不再搭理。东西方两个大国就这样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这个事件表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在自己的环境中生成、发展，从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制度及观念，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东西方世界要想相互接近、沟通、理解，开展正常的交流与往来，就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艰难的适应与磨合的过程。
2.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不甘心的英国政府又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他们带着和马戛尔尼同样的要求，碰到了和马戛尔尼同样的遭遇。嘉庆皇帝的保守、固执甚至比其父乾隆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干脆拒绝接见阿美士德使团。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没有因此变小，而是愈来愈大，两个文明之间的矛盾很快演变成为刀兵相向的对抗。
3.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拒绝与世界的交往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但是清政府仍然不注意体制创新，迎头赶上世界潮流，反而一厢情愿地拒绝外国公使进京，不愿意与列强直接发生外交关系，从而设立五口通商口岸大臣，将中央政府的外交大权毫不在意地下移给了地方督抚。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进一步设立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国家的外交大权进一步下移。
4.咸丰元年（1851年）发生的太平天国战争，本来可以促使清政府彻底改变已经腐朽的军事体制，迅速建立一个战时统帅部来领导各地的平叛战争。但是，清政府不是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反而将本属于中央政府的诸多权利下移给地方督抚，从此造成内轻外重，太阿倒持的局面。
5.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清政府虽然成立了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指导全国洋务运动的中央部门。但在实际权限划分与具体操作等问题上，仍把事权交给地方督抚办理，迟迟不愿走出任何推进具有现代化决定意义的一步。可以说，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在中国现代化这个关键的发动期，中央政府并没有采取从传统到现代战略意识的转变，并没有制定任何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政策与成立相应的领导管理部门，结果，洋务之花全部开放在地方，地方督抚在发展现代化事业的同时，占用了本应由中央政府拥有的经济、军事、交通运输甚至外交等权力资源。中央政府在这次自强运动中进一步丧失了权力与政治权威。
6.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举国上下自强之议纷起。但清政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新建陆军，依然没有全局化的意识。虽然不久发生百日维新，企图全面创新，但在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上，并没有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调整与规定。
7.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清政府虽然决心实行新政，在中央设立了一个督办政务处来领导全国的新政事业，但并没有决心来彻底创新中央政府组织职能，而是把新政事务一股脑地推给了地方督抚，只知道等地方新政办得有条理后，及时将成果据为己有。结果，导致地方主义抬头，以省为单位的财政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
可以说，在清末，一切新生事物或者改革事业，基本上都是从地方做起的，省一级的机构改革与现代化意识明显走到了中央政府的前面。事实证明，实力决定一切。等地方发展起来以后，中央政府虽然进行补救，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立农工商部、财政处、练兵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学部、巡警部等作为领导和管理地方的中央机构，但这种变革是建立在地方利益已经形成的基础上，这些中央机构已经难以确立起应有的权威了。这种弱中央、强地方的实际作法，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展，必然要以削弱中央政权为代价。清末期中央政府苟且偷安，下移权力的做法，不仅没有能够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反而造成了中央权威的不断削弱、地方主义的抬头。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必然是地方崛起与强大，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纷纷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地方实力派北洋集团则乘机鸠占鹊巢，从地方走向了中央。鸦片战争以来中央政府错失机遇、不断下放事权的做法，最终是以中央政权覆灭作为惨重的代价。
[1] 《掌故丛编》第7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
四、地方势力膨胀之恶果
历史车轮驶入咸丰朝，一部分督抚利用国内战争所提供的特殊机会，不顾原有限制，越权采取各种措施，包揽把持军、财、吏诸政，使督抚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完成由平时性向战时性的转变。与之不同，另一部分督抚虽也有变化，但仍拘于原有各种限制，远未完成向战时性督抚转变。结果，在激烈持久的内战中，前者建功立业，声威赫赫，后者或兵败身死，或失地被革；以至前者日多，后者日少，几成全国“改制”局面。随着地方武装的扩张，清朝中央的军权下移，地方上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局面，这是清朝入关后从未有过的现象，中央对地方的严密统治局面终于被打破，原有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体系也陷入了严重削弱和解体的境地。其主要标志是湘、淮军的兴起。
湘系、淮系、北洋系构成了晚清地方势力坐大的基本环节，成为这一时期政局变化的主要轨迹。
罗尔纲先生说：“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1]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政府下令各地在籍大臣，连省督办团防。曾国藩采用新的方法，在湘将分散的地方团练合并，形成了独立的正规武装——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发展壮大成为一个震慑朝野的湘军集团。在湘军集团内部，曾国藩利用同乡、门生、故吏等地缘、血缘、师生的封建关系来形成军队的主干，并由这些主干自行在家乡招募士兵，这样便形成了从士兵到将领直至曾国藩为中心的层层隶属网络。军队所信仰、效忠的不仅是国家，更直接的是曾国藩个人了。湘军的这个特点，奠定了它在近代中国私人半私人军队先驱的地位。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进程中，湘军很快就取代了绿营而成为作战的主力。曾国藩等湘军领袖的地位，随着湘军集团的发展也不断上升，成为威慑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们在军事方面，用兵为将有代替了兵归国有，募兵制度代替了世兵制度；在政治方面，用督抚专权来对抗中央集权。湘军兴起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开始掌握地方实权，从此打破了满洲贵族一统天下、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同治以后，湘军将领中就有13人做了总督，13人做了巡抚，如江忠源、李续宾、严树森、刘长佑等都官至督抚，而李鸿章、左宗棠更是权倾朝野。“内轻外重”的局面遂告形成。正如范文澜所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2]
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为了减轻朝廷的疑忌心理，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军，湘系的军事、政治地位下降，淮军则上升为清王朝所依靠的最强大的一支政治、军事力量，淮系集团又乘时而起。
淮军是继湘军以后，汉族地主建立的另一支地方武装。淮军集团实际上是从湘军集团中分离出来的。它的领袖李鸿章本来就是曾国藩的幕府成员。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1860年5月6日），太平天国攻破江南大营，长江下游尽为太平军所有。为了收回苏、常，防止上海陷入太平军之手，咸丰皇帝命令曾国藩率领湘军开赴长江下游。但是，曾国藩不愿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长江中上游地盘。为了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命李鸿章回家乡合肥招募淮勇五营。同时，曾国藩又拔湘勇数营给李鸿章，并派湘军名将程学启、郭松林帮助李鸿章按湘军营制训练淮勇。同时，曾国藩又竭力举荐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担任江苏战场上镇压太平军的主帅。自此，李鸿章的淮军迅速发展，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发展成一个势力强大的淮军集团。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一时，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渗透经营20余年，门生故吏遍及各地，造成了一个舍他之外，清政府无其他兵力可倚、无其他能员可以担任外交方面的局面。时人奏参李鸿章兄弟一门：“以功名显，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文员自监司以上，武职自提镇以下，实不乏人……惟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辗转依附，实繁有徒。久之倚势妄为，官司碍难处置。”[3]就是这样一个清政府赖为依靠的地方势力派集团，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战争中却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私军化和地方督抚专权这两个霉菌既已生成，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在国内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的条件下，却是遏止不住地反复更生并迅速膨胀，最终打破原有的政治结构而居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中央集权制度及其现存法规，既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分权所破坏和取代，这就必然埋伏下了日后中央与地方、满与汉新的一轮权力斗争的祸根。继淮系而起的北洋集团，正是承传了湘、淮集团这样的基因，并最终形成了后来军阀政治的最大资源。北洋集团实际上也算是甲午战争的产物。淮军在甲午战争中覆灭，淮系失去了自己的军事后盾，从此为清政府所冷落。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军事上的失败，刺激着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开始改变，到处发出整军经武的呼声。清政府失去了淮军的支撑，也极力想早日建成新的武装力量。在此背景之下，袁世凯、张之洞等洋务派开始注意以西方军队的训练方法、管理方法，来改造现有的军队，这就开始了清末新式陆军的编练。于是，北洋军崛起，北洋集团继淮军集团之后又迅速崛起。
实际上，清末崛起的北洋集团与淮系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领袖袁世凯原本就是李鸿章早年派往朝鲜的一名淮军官僚。在李鸿章的支持与庇护下，袁世凯才迅速发达，博得了知兵、谙练外交的名声，才参与小站练兵。新建陆军的大多数官佐也都来源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北洋集团被人指为“淮军余孽”，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李鸿章给袁世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淮军余部、有经验的官吏、大批的路矿电轮企业以及打下的与列强交往并获得列强认可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淮系的衰落使清政府顿然间手足无措，多年养成的依赖心理与习惯一时难以适应，所有这些都成为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急剧发达的条件。袁世凯乘此时机，短短数年，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由温处道而直隶按察使而山东巡抚，由山东巡抚进而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久又另兼八大臣之职，最后一直升任到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位置，很快成为权倾朝野、傲视天下的人物。他不失时机地拉拢其他王公大臣，到处安插亲信，网罗各方面的“人才”，练兵筹饷，结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以北洋军为支柱的北洋封建军事官僚集团。
湘、淮集团开创的局面为北洋集团所享有，这是北洋集团得以顺利发展、急剧膨胀的一个重要条件。近代著名军事家蒋方震说过：“湘军自咸丰二年（1852年）办团练始，迄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大定回疆，为时盖三十年，自是以还，湘军之事业无闻焉。淮军自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陈湘军暮气不可用，荐李鸿章自代，遂以李节制各军，迄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之败，为时亦三十年，自是以还，淮军之事业无闻焉。小站练兵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年而小成，十年而大成，今功名之盛，较湘淮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明乎递嬗之迹，以其时考之则可矣。”[4]湘系、淮系、北洋系构成了清末历史上导致中央政权结构不断削弱并最终被打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正是这个链条，最终束缚并绞杀了大清王朝。
湘军集团在扑灭太平天国以后，虽然没有公开与中央分庭抗礼，但是，太平天国以后督抚专权的局面已经形成。相当部分的地方政权重新组建，军事色彩也非常浓厚。而且，随着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和清政府对外的无能，这种督抚专权、内轻外重的局面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曾国藩死后，湘军及其后继淮军集团，已经控制了许多地方的督抚大权。尤其是淮系集团领袖李鸿章开府北洋，20余年，用人筹款，一切便宜行事，“广设局所，大兴洋务，天津一隅，遂成藩府专制之局，而朝廷不敢诘也”[5]，更是对以后的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分别控制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大权达十数年之久，并左右清廷的内政外交，成为清政府最为倚重的地方实力派。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