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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让东方咏絮才。”
缘缘堂主人丰子恺
现在报刊，不是都有漫画吗？谈到漫画，就得谈上始创者丰子恺。记得一九二五年，上海文学研究会所办的《文学周报》，郑振铎托胡愈之向子恺索画，赓续在《周报》上发表，加上“漫画”这个题目，从此我国始有“漫画”的名称。他撰有《我的漫画》，又《子恺漫画》，朱自清为作序，此后美术出版社刊行《丰子恺漫画选》，都风行一时。谈到开明书局，就得谈上老编辑丰子恺。谈到中国画院，就得谈上该院院长丰子恺。谈到弘一法师李叔同，就得谈上大弟子丰子恺。实在可以谈上的太多，一连串的谈着，未免累赘，使读者生厌，不如到此截止吧！
丰子恺一作子，名润，又名仁，又名仍，乳名慈玉；后从李叔同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辞世，那是在浩劫中，备受磨折凌辱，抑郁致患肺癌而牺牲的，年七十八岁。他的父亲名，清末举人，弃儒就商，设丰同裕染坊，母钟芸芳，娴雅温淑，生子女十人，子恺行七，九岁丧父，赖其母抚养成人。他自幼即喜绘画，印描《芥子园画谱》，小学毕业后，赴杭州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图画、音乐，从夏丐尊学写作，成绩斐然。
子恺的画，植基于李叔同，又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他又在《太平洋画报》上看到陈师曾所绘的《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简笔画，更启迪了他。他的人物画，取法七道士。七道士所作画，粗笔焦墨，别具轮廓，仿佛漫画，而苍劲自具意致，非率尔为之。七道士，世往往不能举其真姓名。据《广印人传》有云：“曾衍东，山东人，流寓永嘉，字七如，别号七道士，工书及篆刻，善写人物花鸟。”我在钱玉斋处见七道士上所作《塾戏图》，诸生徒捉迷藏，状态生动，神情毕肖，是不易多得的。子恺自谓：“漫画创作，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词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画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总之，他的漫画别具一种风格，和钱病鹤、马星驰、丁慕琴、杨清磐、黄文农、毕克官、华君武、胡亚光等强烈于讽刺性不同。他喜画杨柳，起因有那么一段话：“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此后常取见惯的杨柳为题材。”又说：“埋头写作到傍晚，不免走到西湖边的长椅子里去坐了一会，看见湖边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S线来，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便以画代赞，继续不已。”他又这样说过：“爱杨柳，是爱其贱的秉性，无求的生活，不忘根本的美德。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它也会活起来，后来变成大树。它不要高贵的肥料和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健美。杨柳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向上发展的。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下面的根。怎么只管高踞在上面，绝不理睬它呢？怎么只图自己光荣，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呢！只看杨柳，越是高、越往低，千万条细柳，条条不忘根本。”言外有意，耐人深思。
子恺受叔同的佛家思想，不杀生物，绘有《护生画集》，这是一九二八年，祝叔同五十寿辰而作的，共五十幅，作于上海，叔同为书，由佛学书局出版。第二集，共六十幅，一九三九年作于广西宜山，也是叔同为书的，佛学书局出版。一九四〇年有英译本。第三集七十幅，一九四八年作于厦门，叶恭绰书，翌年由大法轮书局出版。第四集八十幅，一九六〇年作于上海，朱幼兰书，是年由新加坡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第五集九十幅，一九六〇年作于上海，朱幼兰书，一九六五年，由新加坡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第六集一百幅，一九七三年作于上海，由虞愚书，一九七九年出版于新加坡。
《护生画集》先后费时达半个世纪，共作画四百五十幅，乃子恺所有画集中最大的一部作品，也是他生前最珍视的一部画稿，因为这画稿是为其老师李叔同祝寿而开始的。李叔同出家，子恺思想起着很大的影响，有人就把这《画集》看成为宗教的宣传作，曹聚仁曾说了一句偏激的话：“在这时代，《护生画集》可付诸一炬。”但子恺《画集》第三集序言中说：“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详而言之，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当时马一浮深表同情于子恺。
我曾看到《护生画集》的一部分。觉得很有意思，如画一人持帚扫雪，远处有一小鹿，奔驰在雪地上。题云：“自扫雪中归鹿迹，天明恐有猎人寻。”又一人据坐石上，仰首观枝头栖鸟，题云：“好鸟枝头亦朋友。”又书斋前细草蒙茸，题云：“绿满窗前草不除。”又一女童作画，一猫蹲其肩头，题云：“小猫似小友，凭肩看画图”，子恺爱猫，所以所作颇多狸奴。他阅到高吹万《望江南词》有句云：“鸡抚群雏争护母，猫生一子宛如娘”，他绘成一图赠吹万，吹万为制诗笺。又画一人拟杀鸡，一客趋前阻之，题云：“客人忙拦阻，我今天吃素。”又一人持竿，水波不动，题云：“香饵自香鱼不食，钓竿只好立蜻蜒。”又陋屋前飞燕成双题云：“唯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又瓶插花枝题云：“残废的美。”又鸟鸣笼中题云：“囚徒之歌。”又厨房烹鱼题云：“刑场。”又扑蝶题云：“残杀的儿戏。”又一犬蹲于门前，一人擎伞提灯归，题云：“风雨之夜的候门者。”均蔼然仁者之言。
关于《护生画集》，却有一个曲折的小故事。子恺在厦门，和广洽法师很莫逆，后来广洽法师赴新加坡，主持龙山寺，把《画集》合刊成为巨册，附言中谈到：“惟第二集画稿，行踪最奇，先由出资刊印者某君保存，战后，其人家遭变故，原稿不知去向”云云。不知什么机缘，澉浦朱南田，供职上海酿造厂，擅诗词，爱好书画。一日忽于古玩市场上，发现《护生画集》第二集文画原稿，已装裱成册，索价一百二十元，一再还价，以九十二元成交，奈南田手头拮据，先付定洋二十元，回家筹措，为数不敷，结果售去一件三人沙发，凑数购归。他喜心翻倒，做了一首五律诗：
未识丰翁面，先联翰墨缘。
护生心恻恻，祝寿意拳拳。
画笔简而约，书风静茗禅。
沽资何所得，鬻椅凑囊钱。
子恺闻此佳讯，喜不自胜，即探得南田住址，致书南田。谓：“衲正打算重刊各集，苦于复制品不甚清楚，不宜重行制版。”其意颇思一观该书，以温旧梦。南田翌日便持这《画集》呈阅，子恺大悦。此后来鸿去雁，往还不绝，后竟请南田割爱。信上说，“昔李易安爱藏书画，凡见心爱物，沽金钗、典貂裘，掷千金不吝，收藏甚富。及至世乱，辗转流离，损失殆尽，写《烟云过眼录》以记其事，世人对藏书画称子孙永宝，其实能传三四代者有几，岂能永宝？看来佛门倒还有千年藏经，所以我以为藏之佛门，比个人保管为好。”南田慨然允诺，由广洽法师携往新加坡，把六集原稿，收在一起。直至一九八四年，广洽参加丰子恺石门缘缘堂重建落成典礼，《画集》原稿六册，捐献给浙江博物馆，且在杭州文澜阁举行《护生画集》捐献仪式，南田也参与其盛。
朱南田和我很熟稔，他著有《红雨润心庐诗稿》，请子恺题签，子恺谓：“我给你题几句，扉页我去请马一浮先生写。”时一浮在黄山避暑，未备印章，仅署蠲叟。子恺谓待我去杭州，请他补钤名印。岂料十年浩劫，子恺所题和一浮所书，俱付劫灰。幸南田探访子恺病，时子恺初痊，为写一诗，夹在旧书中，抄家时没有抄去，为仅存的硕果。又子恺弟子胡治均，也是我的熟友。他的母亲张爱稼太夫人，去年百岁寿庆，定制了寿碗贻送戚友，蒙他见惠一对，预祝我的期颐百岁，这是很可感的。他在浩劫中经常偷偷去慰藉乃师，子恺性质刚强，日间虽被批斗，晚间还是画他的画，有时把画就的小幅，给治均带去，日子既久，所以子恺的画，积有成数，甚至子恺又把所有的近作，装成一袋，袋上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字，也给治均保存，治均奉为至宝。有一次，治均恐被人看见，深夜前去，这时子恺已入睡，可是不脱衣服，和衣睡着，治均问乃师：“这样是否太不舒适吗？”子恺答复说：“红卫兵不舍昼夜地批斗我，夜间来揪，便得跟随他去，不得不如此。”说得何等可怜啊！从此子恺养成习惯，入睡不解衣了。
丰子恺作品《西方三圣》
子恺的画，有闲适意致的，我看到他有一幅，疏帘高卷，月儿一弯，照在栏杆和桌上间，桌子杂列着紫砂壶和几只茶杯阒无其人，题云：“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着黑不多，具有空旷寂静之感，署名为TK。毋怪郑振铎对这幅画感到兴趣。子恺又曾为王凤琦画两个儿童捧大西瓜，历劫尚存在着。又新加坡的周颖南家，壁间悬着子恺精心之作，颖南子女很多，大儿子看到了，请其父颖南为他代索一件。可是其他子女，都嚷闹着每人要一件，这使颖南很为难，觉得如此无厌之求，不好意思向子恺开口的，只得敷衍子女，俟有机会，一一代求，不料子女迫不及待，一再催促，颖南无从应付，只得以实情向子恺相商，讵意子恺慨然奋笔，居然每人一幅，如愿以偿，这一下直使颖南合家欢腾，如得天赍。又朱南田一日去女画师顾青瑶家，见她案头铺着一幅将完工的《柳塘春晓》，画的杨柳，袅娜多姿，力称其妙。她说：“画杨柳当推丰子恺为圣手。”南田这时，尚未认识子恺，萦诸心中，苦于识荆无从。后若干年，有幸认识了子恺，谈及往事，恰巧报章上发表了子恺的画，把原稿由邮局寄回，即赠给了南田，南田直到目前还是挂在墙上，题着“小语春风弄剪刀”。这幅画，两个姑娘，坐在窗前，相对剪裁，喁喁小语，窗外几枝杨柳，从高处直垂下来，在春风中轻轻地飘拂着姑娘的云鬓，一双燕子在柳枝边掠过，似乎偷窥姑娘们的作业。
子恺随遇而安，如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称为小杨柳屋。贵州遵义南潭巷的，称为星汉楼。重庆沙坪坝的，称为沙坪小屋。以及上海的日月楼等处。他生长于石门湾，一度迁居嘉兴杨柳湾金明寺弄，又常去上海江湾关心所办的立达学园，所以有人戏称他为三湾先生。最主要的当然是他家乡石门湾的缘缘堂。这堂是在原有的老屋惇德堂翻建的，他亲自绘图设计，极高大、轩畅、明爽、朴素之美，时在一九三三年，是一幢三开间的南向楼房，楼下中间是厅堂，西边为书斋，东边是家人就餐处，“缘缘堂”三字匾额，出于马一浮手笔，两旁挂着李叔同写的屏条，又有吴昌硕画的梅花巨幅，沈寐叟、李叔同的对联。他自己也写了楹帖，录王荆公的诗句：“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庭除间有半圆形的花坛，他亲种樱桃、蔷薇、凤仙、鸡冠、牵牛等花木，还有一个扇形的花坛，种了芭蕉，以体现“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词意。书斋里藏着图画一二万卷，由此可见主人何等的志得意满，准备终老是乡了。但不意仅享受了五年清福，及日寇侵略，肆意焚毁，这样好的家庭环境，竟成为一片焦土。子恺痛惜之余，撰写了一篇《还我缘缘堂》，立主抗战到底，在最后胜利之日，定要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和自己“缘缘堂”的损失，一起向日寇算账。
一九八三年，徐春雷撰了《访重建后的缘缘堂》一文，在这文中，可以窥见一般概况，我摘录些于下：整个建筑，由三楹高楼和一个小院及后园组成。从东边墙门走进小院，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正厅上面叶圣陶手书的“丰子恺故居”，横的匾刻成阴文，石绿填字，显得淡雅悦目。回转身来，才看到墙门上方的“欣及旧楼”四个大字，这是子恺生前将缘缘堂，与老屋惇德堂相比之下欣然题写的，现在集了子恺的字仿制复原。小院中栽着子恺喜爱的牵牛花和数株芭蕉。“缘缘堂”三个隶体大字，是马一浮写的，亦仿制而成，那幅吴昌硕所画的红梅中堂，由唐云重绘了。堂的两旁悬挂对联，一是李叔同书“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一是子恺自书“暂止飞鸟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都是仿制品。其他尚有钱君匋、曹简楼、谭建成、赵朴初、沈本千、沈定庵、赵冷月、吴长邺、岳石尘、刘雪樵等书画，居然琳琅满目。又有一尊半身铜像，这是广洽法师及弟子陈光别捐资，由子恺弟子曾路夫雕塑的。又前楼作为陈列室，陈列子恺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他的一些作品与遗物。原来的卧室兼画室，基本照原样布置，靠后壁是一张简易双人垫架床，两侧为书箱书橱，前面窗口放一九抽屉的写字台和一把藤椅。所有的床、台、橱、椅，均为上海日月楼旧居的原物。书桌上放有子恺生前用过的文房四宝及《辞海》等书籍，书橱中陈列有他的出版著作和译作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