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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君送别车驿，欲伴予渡江，再三谢阻始罢，不期自兹遂不复相见矣，伤哉！”按《人间地狱》倚虹所撰者六册，后由包天笑赓续二册。
克文津寓在地纬路六号，但他却喜欢住在国民饭店，开着长房间，朋友找他，大都到饭店相晤，地纬路的寓所，由他的母亲(不是亲生的）和夫人梅真住着。他有时候回家，一探母亲和他的夫人，家人待之如宾客，探视毕即行，仍赴国民饭店。有一年的大除夕，他忽然大哭，谓“既不得于父兄，又不得于妻子，家庭骨肉之间，有难言之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外人就无从知道了。
民国十二年十月，他为子纳妇，北上，海上友好，设宴祖饯，有孙东吴、严独鹤、周瘦鹃、丁慕琴、沈骏声、步林屋、宣古愚、毕倚虹、戈公振、王钝根、余大雄、张舍我、张光宇、谢介子等，克文写了篇《离筵小记》，群弟子又饯之于“新园”，并摄一集体照片，克文又有《新园照景记》，记述其事。涉及诸人，如俞子英、梅慕陶、王小恒、朱烈桢、李耀亮、陈健生，都是他的弟子。他又有《临歧诗》，毕倚虹、张丹翁、周南陔、陈飞公都有和作。这次他不久即来沪。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又由沪返津，同行的为他的门人沈国桢、李鹏飞、俞子英及朱烈桢四人。在北上之前，先把上海寓所退租，住到远东饭店，朋好往往挟纸乞其挥写，他兴酣，落笔狂书，顷刻尽数十纸，饭店侍役见而羡之，也求他写数字，他却一视同仁，也书联以赠。当时倚虹有《留云琐记》纪其事。克文对步林屋说：“兄好长句，其为我赋宛转之歌，使兄之寄女晚香玉书之。”林屋应允，后果践诺言，克文在临行之前夕，诗兴大发，呼酒，拉周南陔、毕倚虹及其门人梅慕陶痛饮，且倡联句，诗成酒阑，天已大明，行装待发了。到了天津，杨庸斋宴之于其私宅，并约善歌者相聚一堂，有魏易、恽澜生、胡嵩甫、顾公可、翁克斋、朱幼泉等。豪竹哀丝，极宾主相聚之乐，又与侯疑始及五弟规庵饮酒赋诗，排日为欢，连写若干篇小纪，寄给上海《晶报》。
他和上海《晶报》的渊源，是很久的，最早是在民国八年开始发生关系，那时《晶报》辟有“三日一人栏”，就是每期有一社会名流，为该报写几个字，铸版刊印在报端。四月，克文为写“谈天雕龙”四个字，五月，他的夫人刘梅真又为写“董史齐谐”四个字，当然都铸版登载。六月，克文又集六朝人写经字，由梅真双钩，且附信谓：“读《晶报》，得佳趣，集十六字以祝万年，除印入大报外，可用原纸属商务馆制版，以中国纸印成信笺，分酬投稿诸君。”后来余大雄果然印了一些信笺送人，但所印不多，送人亦不普遍，现在一张都找不到了。
余大雄对于克文是很殷勤趋奉的，每月致送稿费，但克文自己是不受的，由他的小舅子唐采之领用，原来克文有一笔特殊收入，即河南焦作福中煤矿公司，月送六百元干薪，因公司主持人为袁世凯旧部，知克文生活不裕，所以每月致送不断，直到北伐后，公司主持者易人，干薪也就停止，所以他就靠卖字卖古董为生，不能过那豪奢富丽的生活了。
克文在报上，时常与人发生笔战，如与胡寄尘，因谈新体诗问题，意见分歧，互相诘责。有一次，克文撰《罪言》一文，力斥当时一般纯盗虚声的文学家，用韵不当，不谙小学，暗中是指姚鹓雏而言。当时有署名健民的，写了一篇《与寒云论小学》，又力斥克文所书不合小学，谓：“何寒云方慨小学之衰乱，而躬自蹈之乎！”既而姚鹓雏致大雄、丹翁书又力斥克文之不知古韵。克文又写《谢罪》一文向健民、鹓雏打招呼。后来胡寄尘写了一篇《大家都错了》，开玩笑说：“《晶报》上寒云说鹓雏错了，鹓雏又说寒云错了。马二先生说涵秋错了，涵秋又说马二先生错了，可以说：寒云、鹓雏、马二先生、涵秋都错了，不但他们错了，连丹翁也错了，为甚么呢？因丹翁硬要把这几篇文章登出来，所以说丹翁也错了，不但丹翁错了，连我也错了，因为我硬要做这篇文章，所以说我也错了，然而我明知道是错，还要犯错，分明是双料的错。我知道丹翁登这些文章是错，我还要强他登我这篇文章，又分明是双双料的错。”大家看了一笑而罢。又周今觉化名炁公，在《晶报》写稿，有署名笑禅的，向炁公挑眼，今觉误笑禅为克文，便向克文反击，克文写“告炁公”一文，却大叙世交戚谊，说：“炁公乃周玉山姻丈之文孙。”(按：周玉山即前两江总督周馥）丹翁谓：“克文不过想做个太老伯罢了。”今觉又猜笑禅为林屋，林屋又有答炁公，有猜癯蝯，癯蝯也有文不认，直使今觉莫名其妙。
癸亥岁首，克文忽在《晶报》上刊载《自约二事》云：
“化名骂人，为最不道德之事，往者，不佞犯之屡屡矣，清夜自思，愧悔交并，今特自约，自癸亥正月始，凡披露本报之文，除用名外或署寒云，决不再自欺欺人，而劳读者之测度也。又讥弹政事，针砭世风，为记者之天职，曷敢自弃，若攻揭隐私，肆意诟詈，快一己之口舌，败他人之声誉者，施予不当，即是罪恶，当力忏除，勉毋陨堕。至于巨猾老奸，元凶大恶，应加诛伐者，不在此例。”
克文与余大雄相处是较好的，且和大雄的父亲艇生也有交谊，艇生与张叔驯藏泉都是很多，大雄一一拓了，拟印成《泉鉴》一书，请克文任勘注，可是克文只作了一篇序文，没有勘注，书也没有印成。有一次大雄不知在哪获得袁世凯《戊戌纪略》手稿本，下有“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交诸子密藏”等语。给克文辨真伪，克文一阅之下，觉得可疑，便写了一篇《戊戌纪略书后辨》，谓：“先公有戊戌政变日记详纪靡遗，予读之，略忆始末，故作《定变记》以纪之。今读传录之《戊戌纪略》，谓是先公遗著，中皆泛论，而无事实，与予旧读之日记不同，疑是洹上记室，见先公日记，既欲白先公之苦心，而又虑招人之忌怨，故隐其事实，衍为泛论，先公虽既疏文学，若通籍二字尚非不解，胡竟以通籍自引，此必非先公自撰，可断言也。”按以上云云，那么现在作为史料考证的《戊戌政变纪略》，也就靠不住了！
他和张丹翁也时相调笑，当时张恨水把丹翁两字译作白话“通红老头子”，克文便作碎锦格诗钟云：“极目通明红树老，举头些子碧云残。”又时而相龃龉，有时又和好无间，彼此交换古物。
丹翁的鬻书润例，便是克文所订的，谓：“丹翁获汉熹平漆书，因窥隶草之奥，藏唐人高莫石室记，遂得行楷之神，施于毫墨，极尽工妙。”对于丹翁的书法，始终是推崇的，我的箧中有克文手稿《篆圣丹翁》一文，似乎没有发表过，原文录之于下：“今之书家，学篆籀者夥矣，而能真得古人之旨趣者，盖寡，或描头画脚，或忸怩作态，则去古益远。在老辈中，惟昌硕丈，以猎碣为本，而纵横之，而变化之，能深得古人之真髓者，一人而已，昨丹翁兄见过，出示所临毛鼎，予悚然而惊，悠然而喜，展读逾时许，而不忍释，盖丹翁初得汉简影本而深味之，继参殷墟遗契之文，合两者之神，而出以周金文之体，纵横恣放，超然大化，取古人之精，而不为古人所囿，今之书家，谁能解此耶！其微细处，若绵里之针，其肥壮处，若庙堂之器，具千钧之势，而视若毫毛，吾以为三代人涂漆之文，不过尔尔也，予作篆籀，尚拘守新象，而丹翁则超超于象外矣，俗眼皆谓予为工，而不知共荒率者，难于工者，百倍犹未止也，工者循象迹求，犹易以工力为也；率者神而明之不在方寸之间，无工力不成，无天才亦不成，岂凡夫俗子所能梦见者哉！予能知之，黄叶师能知之，恐再求知者，亦不易也。予读其所作，懔然有悟，它日作书或可进欤！予尝曰：秦以后无篆书，晋以后无隶书，今于数千载下，得见古人，洵予之幸也。”虽多过誉，然论书亦颇有见解。
克文对于南通张季直(謇）深恶痛绝，虽到过南通，参与通俗剧场客串，备受张季直的优礼，但回沪后，一再在《晶报》上讥骂张季直，刊登《箴更俗剧场》《南通小记》《南通竹枝词》等，都对张季直作了贬语，更反对张氏为了梅兰芳与欧阳予倩作《梅欧阁》。当张七十寿诞，他撰了副寿联：“江北大皇帝，天南老寿星”来骂他。原来张在家乡有“土皇帝”之号，克文所以讽笑出之，张看了大不高兴，没有把这联张悬礼堂上。克文为了沈寿事，很同情于沈寿的丈夫余冰人(觉），他有一封复余冰人的信，公开在报上，如云：
“冰人先生辱复，悲感沉痛，欷歔久之，以尊夫人之才之艺，竟遭此厄，冒终身不白之冤，抱弥天长恨而死，人神同泣，江海永哀，天下闻之，应为愤慨，若某老伧，人首兽心，妄窃时誉，三百年后，自有公论，秦奸铸铁，当世未尝不赫赫也，真投彼豺虎，豺虎不食之徒，尊夫人在天有灵，必有以诛，亟望见过，畅言其详，弟虽不才，尚能以口笔布远其恶，使天下后世毋为所欺焉，兄以身受之痛言之，自足昭重，温犀秦镜，好不可遁矣。敝报嫉恶如仇，直书无隐，利势不可屈，威武不可夺，故于兄之恨事，深愿披露，非若其他耸于土皇之尊，甘低首下心，为之臣奴也，临颖企盼，鹄候宠光，此复。”
竟呼张季直为老伧、为秦奸、为豺虎不食之徒，其痛恨可知，未几《晶报》上便刊出赓续若干期的《余觉痛史》。
谈到克文的仪表，温文尔雅，举止洒然，不蓄髭，御眼镜，常戴六合帽，帽上缀着一颗浑圆光莹的明珠，或灿然生辉的蚍霞。这是北方宦家子弟的气派，他还是习染着，服御很整洁。逢到严冬，他穿着一件海龙皮裘，价值很高，他也非常珍惜。至于西装革履，他不喜欢，所以生平从未穿过。
有人仿明末四公子及清末四公子之例，创为民国四公子，所谓民国四公子，是那些人呢？那就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张季直的儿子张孝若，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至于醇酒妇人，则袁克文便可上比战国时代四君之一的信陵君。（按：林庚白说，民国四公子，无袁克文份儿，而是孙科，因为民国五年以后，袁世凯已非风云人物了。——编者志）
秋瑾女儿王灿芝
王灿芝，是秋瑾的女儿，那是从秋瑾丈夫王廷钧的姓。秋瑾干革命，和王廷钧宣告离婚，灿芝改姓为秋，但外间叫惯了，还是称她王灿芝。
秋瑾东渡日本，资斧不够，不得已，告贷于盟姊徐自华。自华慨然助之，秋瑾大为感激，立脱腕上翡翠镯给自华说：“我干革命，事的成败未可知，这镯留在您处作为纪念吧！”及秋瑾事败牺牲，灿芝渐渐长大，自华即把这镯交给灿芝，说：“这是你母的遗物，见物似见你母，由你好好地保留着！”复撰了一篇《还镯记》，又《鉴湖女侠秋君墓表》。民国初年，当时的国文教科书，曾把这两篇作为教材。后来灿芝为其母编《秋侠遗集》，由明日书店刊行。既而中华书局也刊《秋瑾女侠遗集》，较为完备，大都根据灿芝的本子，加以补充的。
灿芝曾肄业上海持志大学，和陈乃文为学友，都是南社诗人胡朴安的女弟子。陈乃文在沪西南阳路主持治中女学，能诗善画，别署蕙漪女史，和我有些翰墨缘。某一个星期日，乃文邀约了几位文艺界人士，在该校举行雅集，朴安老人到得很早，我也参与其盛。灿芝翩然莅止，容态娴雅，但眉宇间露有英气，和寻常女子不同，彼此晤谈，落落大方。朴安在树荫下打了一套太极拳，便请灿芝舞剑，可是霜锋不容易找到，不得已，就用一根手杖来替代。她腾挪上下，左右回旋，真有似杜少陵所谓：“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既止不喘不汗，确有一番功夫。过了一年，我又在诗人王蕖川家中遇到她，一遭生，两遭熟，我就告诉她，“秋雨秋风愁煞人”这句诗，不是令先母自己的作品，而是清吏逼供时想到他人的句儿而应付的。灿芝向我索阅原诗，过了一天，我就把清嘉道年间娄江陶澹人《沧江红雨楼诗集》中《秋暮遣怀》一首抄给她：“人生天地一叶萍，利名役役三秋草。秋草能为春草新，苍颜难换朱颜好。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出门拔剑壮槃游，霜华拂处尘氛少。朝凌五岳暮三洲，人世风波岂能保。不如归去卧糟丘，老死蓬蒿事幽讨。”秋瑾喜诵前人诗，当逼供时，忆及这句，便写出来，作为供而不供的反抗语罢了。
抗战胜利，灿芝一度供职上海市政府，后远渡重洋，音讯杳然，听说病逝异域。敝笥存有某诗集(书名记忆不起），封面上尚有“灿芝阅读”四字的墨迹。其他书札，在十年动乱中被毁，不胜惋惜。
胡亚光为胡雪岩曾孙
老友胡亚光，最近在上海逝世，年八十六岁。其夫人早已逝世，与一孙同住，临死时，其孙亦不在身边。
胡亚光是人称胡财神胡雪岩的曾孙。杭州胡雪岩，那是《清史·货殖传》中的著名人士，旧居芝园，有延春院、凝禧堂、百狮楼、碧城仙馆诸胜。回廊曲折，叠石玲珑，姹紫嫣红，备极缛丽，在杭垣首屈一指。但盛况无常，传衍数代，就渐感式微，无复当时的排场气派了。亚光出生于牛羊司巷的老宅，那芝园占地很大，前院为元宝街，后院为牛羊司巷，前院早已易主，后院尚留着一部分屋舍哩。亚光幼时，犹目睹一些残余遗迹，谓曲桥栏干是铁质的，外面却套着江西定烧的绿瓷竹节形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