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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之裁决。临泽有一次访寄苇，见桌上置着一铜香炉，这是寄苇从冷摊上购来，用来点蚊烟香的，是一件新货，价仅四元左右。临泽端详了一下，说：“您是否肯见借若干天？”寄苇慨然说：“送给您好了！”临泽持之去，过了数天，把这香炉送了回来，寄苇认不出来了，上面斑斑剥剥，都是绿锈，还带些泥土痕迹，好像新近出土的文物，炉底还刻了年号，竟有人赏识，愿出五百元作为代价，寄苇婉谢，留着作为纪念。又当徐森玉主持文物保管会时，请临泽到博物馆鉴别近年来捐献和收购的一批紫砂壶及诸摆件。临泽看了说，“这十二把砂壶，其中八把是我仿造的，一些花果摆件也大都出于我手。其他是劣手仿古，没有收藏价值。”临泽一度在谭敬家里作客，谭请他复制一批宋元书画，为时一年，参加者有郑竹友、金仲鱼、胡经、许徵白，都属一时能手，所作可以乱真。又某出版社影印了北宋李延之所绘的《梨花鳜鱼图》，临泽看到了，告诉人说：“这是我仿造的伪品。”又《书法》，有味琴所著的《赵孟頫的圆朱文印章》一文，也涉及临泽：“前平湖葛氏得到一批旧犀角印，刻面都是宋元明的著名收藏印和书画家的名号章，赵孟頫的一些印章，也在其内。葛氏还以此集拓为《宋元明犀角玺印留真》，但这批印章，实为嘉兴汤某用旧料仿刻的，并非原物。”又江苏人民出版社刊行的《书画鉴定简述》，这是王以坤编撰的，中有《上海书画做假小集团》一则：“解放前，上海有个做假书画的小集团，专做有著录的假画。他们有绘画、写字、刻印、装裱等分工，所做出的假画与原作极为相似，即使放在一起，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对于鉴定经验不足的人来说，简直是无从分辨真伪。例如他们伪造的过去许多书上均有著录的宋代马远的《四皓图》，为纸本墨笔长卷，画心有乾隆长题，末纸有元代杨维祯至明代胡俨等几十人题跋，收藏印累累。据说他们认为这一件做得不太好，怕露出破绽来，影响到其他伪品书画的出售，结果没有卖出。元代盛懋《秋江待渡图》轴，纸本墨笔画，有真伪二件，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据说这件假的，也是这个小集团做的。”按语：“该集团是指以汤临泽为首，许徵白(山水）、金仲鱼、刘伯年(花鸟）、陈竹友(写字）、汤临泽、胡经(刻印）、周桂生(装裱）。总设计、构图、做旧、选材，都由汤临泽负责。”
据我所知，吴湖帆家有曼生壶一，因请临泽仿制一柄。既成，交给湖帆，湖帆不辨孰真孰伪，临泽指示之，湖帆分别贮藏。不多几天，临泽又以一柄给湖帆，湖帆大为讶异，问他“哪里来这第三柄”？临泽才告以“这乃尊藏原物，前二柄均仿制，聊以戏探而已”。临泽寓居沪西拉都路雷米路兴顺北里四十号(今为永康路三十八弄四十号）一楼一底，凡二宅，一为其起居之所，一为其仿古书画的工场，工场设一裱画桌，雇一工友。庭除墙壁间，悬有文徵明、祝允明，甚至文天祥、史可法等条幅，一任雨淋日晒，破损不完，然后就破损处加以修补，居然古香古色，人以名件视之。他初来上海，刻印乏人过问，黄晦闻力为揄扬，生涯乃大盛。王秋湄却鄙视临泽，故临泽对晦闻有好感。上面所称平湖葛家，乃葛昌楹。所得印既知为临泽所仿，便质入某银行，未赎。临泽家有项墨林书桌，后捐献公家。
临泽外甥胡道言，现尚居住永康路的外公旧寓。他小时候，犹见庭除间有一只烧紫砂壶和摆件的窑，由他外公设计打样，到宜兴请了一位戴司务来，与胡经(临泽弟子）一起配料、捏泥、烧窑，循序进行，甚为便利。南言又见唐吉生、钱镜塘时常挟画来请外公鉴定。有一次，镜塘出示宋元无款花卉册页，外公笑道，“这是我仿的，倘价不高，你可以收下来，不吃亏的。”
临泽曾应聘北京，任故宫博物院金石书画鉴定委员会专门委员。返沪时，购得宋元明清破旧宣纸一批，又在故宫裱画工场，收集不少从旧画上拆下来的旧裱头，他把它化成纸浆，加以锤炼，放在细竹帘上做成整幅，这种细竹帘南言家尚藏有一些。
临泽体质不健，畏寒特甚，人们拂扇饮冰，他却穿着夹衣。一次患病，盖了五条被头，还用热汤婆子，他还是瑟缩无温气。最令人惊奇的，他突然抱病，进入医院，医药无效而死，送进太平间，夜半他忽然醒转，大叫：“我没有死，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此后行动如常，直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才病逝大华医院。
他的著作，有《石鼓文句释》《商周金文集联》《中国文字组织法发微举例》《古今韵通》《二泉山馆杂缀》《杜诗双声叠韵标注》等。
邮票大王周今觉
大家谈到集邮掌故，不免述及邮票大王周今觉。一九二二年，他在上海，创办神州邮票研究会，“以收集研究中国邮票为宗旨，出版会刊，提倡交流，举行邮展，开我国民族集邮活动的先声。”一九二五年，该会改组为中华邮票研究会，会员遍布大江南北，并出版了在集邮界有重要影响的《邮乘》会刊，使华邮日渐见重于世界邮坛。在这前一年，今觉购得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票，号称东半球最稀罕的华邮孤品。翌年他担任中华邮票研究会会长，在上海招待美国集华邮专家斯塔氏，今觉能英语，谈晤很为融洽。据说在一九四九年，今觉把这珍邮让给郭植芳，后郭氏携此赴美定居，立志不愿转让外人，直至郭氏逝世，犹保存不失。旅菲名集邮家黄光城所著《红印花小一元票存世考图鉴》，把先后收藏及易手的史料，搜罗详尽，为邮学的重要典籍。并闻某岁，今觉因有急需，不得已把所藏珍邮，经人介绍，割爱出售，得黄金十五条，以济燃眉之急。过了年许，上海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邮展，曾邀今觉参观。今觉应邀前往，见自己所让出的珍邮赫然在内，他驻足瞻视，不毋恋惜。旁人不知他便是邮票大王，恣谈邮史，且指着这些珍邮，谓：“此是邮票大王的旧藏，当时售出，代价黄金三十条。”今觉听了，为之愕然，始知受了中间人的愚骗，所得半数被吞没了。
周今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大都语焉不详，浮光掠影。我和他会晤多次，为忘年交。略知其身世和学术，原来他不仅是位集邮家，又擅算学，复工诗文，对于经世之道，也有相当研究。他是安徽建德人，两江总督周玉山为其祖父，世代缨簪，书香不迭。他童年即列上舍为秀才，工制举文，但他不喜这一套，独嗜算学，自周髀九章，以迄清季徐有壬、李善兰之书，旁及五十三家历法，兼习英文，广罗欧美新著，与古法校勘异同，成一代宗匠。辛亥革命，他移家上海，当道推举他为国会议员，他婉辞不就。在沪西买地五亩，结庐筑园，杂植松栝棠梨等卉木，春秋佳日，和一班诗人词客，唱和为乐。常结伴观桃龙华，赏樱六三园，探梅双清别墅，所至有诗。他诗律精严，自西昆转入简斋、白石，后结集刊《今觉盦诗》四卷，印成二册，陈苍虬题签，陈鹤柴、陈病树作序，断句为人传诵的，如“灭烛海生残夜月，拥衾人语四更霜”，又“异种也堪称国艳，繁英真欲裹春城”，直可入前人堂奥。
文人经营货殖，什九失败，今觉在这方面，大丧其资，不得已，把园宅卖掉，弥补债务，致居无定所，他请人刻了方印章“居无庐”，常钤在诗笺上。后来他经济上略有好转，又购宅拉都路，称为还巢小筑，我和他相识，就在这时候。他朋好很多，如陈散原、冒鹤亭、朱沤尹、王病山、陈叔通、王蒪农、汤颐琐、袁伯夔、狄平子、徐积余、黄公渚、陈彦通等，这时死的死，散的散，为了赓续嘤鸣友声之乐，每个月总选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折柬邀了三五素心人，到他家里备了几色佳肴，小酌一番，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常到的有黄蔼农、陈病树、宋小坡，我也叨陪末座。有一次，在他小园的池塘边，举行修禊，居然永和兰亭，去古不远。他的斋舍很是整洁，除陈设品外，不见一些杂乱的东西。一间是中式的，那就书画彝鼎，古色古香，一间西式的，柚木案，玻璃盅，点缀几座意大利石雕裸女像。记得他有一首石美人诗：“难从皮骨论妍媸，着眼分明欲语时。突兀最怜秦女化，温馨不禁汉皇窥。凿开混沌终何取，炼到通灵亦已痴。长日祗宜甘后侧，较量玉质与柔肌。”不脱不黏，甚为得体。他有一位好友，精金石，藏古钱的黄叶翁宣古愚，邀之小酌，始终没来，人问其故，才知他落拓不羁，随地涕唾，这对他来说，未免拘束不习惯了，我们听了为之失笑。有一次闲谈，谈到《红楼梦》，我说：“曹雪芹写小说才华卓绝，可是小说中的诗篇，格调欠高。”今觉说：“这种诗最好没有的了，须知这些是代表公子闺媛的，倘然做到盛唐的李杜，南北宋的东坡和放翁，那就不符合贾宝玉、林黛玉的口吻了。”我听了为之首肯。
今觉名达，号美权，一号梅泉，别署炁公。他的著作除《今觉盦诗》外，尚有《夜读书室随笔》。这个《随笔》，我辑《永安月刊》时，曾发表了一部分，全稿没有刊印过。他又在《晶报》上连续撰写《邮话》，若把它汇集成书，是邮学的大好史料，袁寒云的《说邮》，还是步他的后尘。他很风趣，五十岁，取钱牧斋“头白周郎掩泪听”句，刻了“头白周郎”印。那梁众异忽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四海笑余霜满髩”，他就作诗讽刺众异的夸言，如云：“鲰生亦有霜盈髩，未必能令四海知。”他早年眷恋一个女子，可是好事多磨，彼此分手。过了三十年，他忽在冷摊上买得无款仕女画一帧，携归审视，画中人的眉目，酷肖那个女子，他就把画装裱起来，悬诸室中，题为“画中爱宠图”，征求朋辈题咏，他自己也题了五首绝诗，有句云：“怜汝凤飘鸾泊苦，倾囊不惜赎蛾眉”，一时传为韵事。叔弢是他的弟弟，深目录版本之学，收罗宋元明佳刊精抄，有宋本《王右丞集》，黄荛圃旧物，尤为珍稀，筑“自庄严龛”，为藏书之所。
回忆老报人邵飘萍
邵飘萍其人，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也不够熟悉。我所知的，他原名振青，飘萍是他的笔名，有时署阿平、青萍。那青萍的名儿，更为巧妙，原来同时有位林万里，号白水，从事新闻工作，倡言无忌，触犯了万恶的军阀，而被借端杀害，因此“白水青萍”，成为一副对子了。飘萍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八八四年，死于一九二六年，仅四十二岁，倘不死于非命，正是有为之年，尚有一番事业可做哩。
我为什么说对他并不陌生呢？飘萍是南社成员，我前几年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撰《南社丛谈》，曾给飘萍写过传略。又我以前担任肇和中学的课务，该校校长姓关，他和飘萍的妹妹一萍和一萍的丈夫何汉文相稔。一萍工画山水，又擅花卉，一度在上海举行画展，由关校长介绍，约了我和一萍会晤，参观了她的数十件作品，花鸟流妍，林岚殊色，为之引企清辉，倾佩无量，即为她写了一篇宣传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此后又从包天笑前辈处，得知飘萍夫妇的遗闻佚事。天笑前辈年老不出门，拟把飘萍的遗物，一根手杖转赠给我。这时他远在香岛，没有便人带来，也就作罢。凡此种种，飘萍其人，兀是在我头脑里萦系着，留了一些印象。
天笑前辈和飘萍结成友谊，往还很密，彼此熟不拘礼，那是有一段经过的。天笑认识飘萍，是他的夫人汤修慧介绍的。修慧很贤能，又善文墨，喜欢投稿。这时天笑应狄楚青的邀请，担任《时报》的附刊编辑，又兼编《妇女时报》，那是一种定期杂志，既以妇女为名，当然欢迎妇女的作品。但其时风气未开，闺阁笔墨，秘不示人，所发表的，大都是男子所作，化名某某女士。即使真的是妇女，也往往幕后有人捉刀。修慧却是例外，笔下很来得，又和天笑是苏州同乡，她寄寓杭州，肄业杭州的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经常写些教育、卫生方面的短文，其中适合《妇女时报》体裁的，她一篇篇寄去，一篇篇照登。她是落落大方的新妇女，一次来到上海，便去拜访编辑包天笑，天笑和她一接触，知道她颇有文化，这些文章确是出于她的手笔，因而对她非常欢迎。过了几个月，她和飘萍同来上海，便偕访天笑。谈得很投契，天笑请他们夫妇俩吃小馆子，盘桓了数天才回杭州。有一次，天笑游杭，他们夫妇俩竭诚招待，到楼外楼吃醋溜鱼，荡舟三潭印月，进白莲藕粉，进一步加深了友谊。
一九一二年，飘萍在杭州，和杭辛斋创办《汉民日报》，经常在报上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行。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加以尖锐的讥讽。袁氏于—九一四年，将《汉民日报》封禁，飘萍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当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向袁氏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刊上透露，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氏的愤怒声讨。一九一六年邵飘萍回国，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通讯员。他任《时报》通讯员，就是由天笑介绍的。一九一八年，他创办新闻编译社，同年又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上写着“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五四”运动爆发时，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公开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下令查封《京报》。
《京报》被封后，他再度往日本，过了两年返国。《京报》复刊，请潘公弼为编辑主任。公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