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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的成长着想，我答应了女儿断奶之后就跟他。但是怎么想到，他们带着我的孩子，一家人都从澧县消失了，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真的……”她拿出手帕，擤了擤鼻子，“我是听人说他们去长沙了，当时就想到长沙去找我女儿。”
乔先贵不知该如何安慰情绪突然崩溃的女人，只好问她找到女儿了没有。
“女儿没找到，”崔静莲一脸哭相看着崔远，“我找到他了。”
“你是听谁说，你女儿和前夫一家人在长沙的？”乔先贵瞄了一眼她手帕上面绣的一朵宝莲，并没有因为她的哭泣有太多动容。
崔静莲说她前夫是个知识分子，以前是当老师的。前夫给朋友写过信，说自己到了长沙，和那个女人结婚了，一切都很好。
“那这位朋友是哪一天告诉你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乔先贵的提问很迅速。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遇到了，他告诉我的。他叫刘平武，是澧县二中的老师。”
“哦？我想想啊……”乔先贵停下笔，瞟着崔静莲的眼睛，“你去年过年的时候遇到这个刘平武，他告诉你，你前夫一家和女儿可能在长沙，然后你直到今年清明节后才过去找女儿，是这个意思吗？既然你这么想女儿，为什么中间等了那么多天才出发，去长沙找他们呢？”
崔静莲先不做回答，走进自己的房里，拉开抽屉，拿出一张信笺纸来，递给乔先贵看。
“你问这么多，”她的声音由远及近，“是不是一直怀疑我不是在长沙遇到的这个孩子？”
乔先贵还没来得及打开纸看，突然被红着鼻子的崔静莲问到了要点。确实被她看破了。
“主要是我从临澧县过来一趟也远，就想尽量问清楚一点。万一到时候不行，又要重新过来，就很麻烦，希望你多多体谅一下，耐得烦一点。”乔先贵按着信笺纸，向她解释。
“还有什么不清楚？”崔静莲紧接着说，她当时在街上遇到崔远之后，不是直接把他带回家了，还是先带他去了长沙的派出所报案。崔远这孩子怕生，听不懂他们说长沙话，只愿意跟她回家，征得长沙公安同意之后，她才把孩子带回来。
“这是那时候那边派出所给的回执单，你自己看，签字、日期、盖章都有。”
乔先贵拆开纸看了看，确实如她讲的那样，印有“长沙公安下河街派出所”抬头的信笺纸上，用钢笔刚劲有力地写了几行简短的接案通知，并有民警签字，加盖了单位公章。
“你问的这些问题，澧县公安局的人都问过了，我也交代过一遍，再问一次有意思吗？我去年过年得到刘平武消息的时候，就去长沙找过我女儿和前夫一次了，我没找到啊！所以清明是第二次去，就隔了那么久，有什么问题吗？”
崔静莲从乔先贵手上拿回那张回执单，轻轻折好，放回抽屉。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沓小纸片来，找出其中的几张，递给乔先贵看。她说这分别是去年过年时津市去长沙的船票、4月6号津市去长沙的船票，还有4月9号带崔远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长沙买的船票。
“我都收着呢，总不会有假吧？”
乔先贵点点头，把这些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的确，崔静莲的证据很全，但在乔先贵看来，有点太过于无懈可击了，仿佛是准备好要证明什么似的。
“你怎么还不信啊？”崔静莲有些歇斯底里了，“要不我们一起去长沙一趟，问问那边的派出所、饭馆和我们住的招待所？”
乔先贵举着钢笔摆摆手，说这个事情就先问到这里。
“我还想问问，你4月3号清晨三四点左右，有没有骑单车去过停弦渡的覆船村？遇到过一个起夜的老人，问过他三组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崔静莲摇头，“我家单车过年的时候被偷了，也一直没买新的，我哪里来的单车？”
“那你4月3号清晨三四点左右，人在哪里？”
“那我怎么还记得？三四点肯定没起床，在家睡觉啊。”
“你一个人睡的？有谁可以证明吗？”
“你什么意思！”
崔静莲忽然凶起来，乔先贵才发觉自己问得不妥，钻到不该钻的牛角尖里去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意思是，父母家人……”
“没有父母家人了，”崔静莲把头扭到一边，强忍着愤怒和悲痛的表情，故意赌气似的，说得很随意，“父母都死了，跟他一样。”
这句话让三个人都伫在那里，只有阳光照射下的灰尘在散漫飘动着，安静得连屋外草丛里的蛐蛐叫，都显得格外吵人。
过了好一会儿，乔先贵又说了一句“对不起”。这谈话越来越难以进行下去。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走，”他松了松自己的衣领，“你当时把他从长沙带回来这边，为什么不直接送到临澧县，送他回家呢？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是我求妈妈收留我的！”崔静莲还没开口，崔远忽然近乎果敢地大声吼出来，“他们早就都不要我了，那里不是我的家！他们打我！骂我！侮辱我！”
这屋子乔先贵再也待不下去了，明明这么亮堂，也不缺家具和物什，却冷清得让人心里发凉。
“好，我今天就问这么多，打扰了。”
他把笔记本和钢笔收进挎包，口干舌燥。
乔先贵推开门的时候，赵定尧正坐在窗边看报纸，他呷了一口茶水，把搪瓷杯放在办公室窗沿上。
“老赵，听说那个摩托飞车抢劫女人包和金银首饰的案子破了？”
“是啊，破了。”赵定尧的回答很简短，似乎不太想和他搭话。
“恭喜啊！恭喜！恭喜！讲讲嘛，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好讲的，很简单。我就想那两个人曾经在临澧、澧县、津市一带作案，又没有被抓，说明他们对地方很熟，几边都跑得多是不？再一个肯定也穷，才想抢劫吧？但是摩托车可不便宜。那什么人他穷，又还买得起摩托车，又还开着到处跑？我就想会不会是跑摩的的嘛。然后联系了澧县公安和津市公安那边的朋友，从在这三个地方跑过摩的的人里找。”
“这么容易就找到了？”乔先贵有些不敢相信。
赵定尧说可不容易呢，一开始根本没找到。不过他后来转变了一下思路，从开爬爬车和慢慢游的人里面找。找到一对住在澧县张公庙的父子，他们之前是在三个地方开慢慢游的，后来听人说摩的利润高，更赚钱，就卖了慢慢游，借了一些钱买了摩托车，结果赚的钱却比开慢慢游少多了。
“毕竟我们这边经济也不发达，消费得起摩的的人，哪里有坐慢慢游的多？父子俩欠一屁股账没钱过年，就心生歹念了。”
“厉害！”乔先贵给他竖起大拇指。
“我这叫懂得轻重缓急。你看，案子也破了，人也抓到了，局里还说要给我立功呢。”赵定尧撇撇嘴，显然话里有话。
“当然该立功啊！你这可真是为民除害了。”乔先贵却显然没有听懂他的话外音。
“先贵啊，我听说你又跑到停弦渡镇去了？”赵定尧摇摇头，照直说了。
乔先贵嘿嘿一笑。
“我上次去澧县，拿到了那对夫妻小孩的指纹，和农药瓶子上的确实是对上了。我还给他们照了相，今天拿相片去找那边村里的人认。那小孩他们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个就是周启森呀，现在都搞得这么潇洒阔气啦’，但是那个女人没对上，起夜的老人说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短发、面容削瘦，但是她现在头发不是短的，脸也不瘦，说看着不蛮像。其他人就更没印象了，当时来村里的那个女人，骑着单车，也没谁那么仔细看她的脸。”
说完，乔先贵也喝了一口茶，被烫了舌。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怪。通过和他们对话，我认为这个小孩和收养他的那个女人，都不简单。”
“你总不会在怀疑是小孩下的毒，毒死了自己的亲爹亲娘吧？”赵定尧问他。
“我是这么想的……”乔先贵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有继续查才能搞得更清楚。继续查的话，那要下大功夫。”
“我说先贵呢，你就不要搞那些天方夜谭了！这种家庭，最后成了这样，我讲句不应该的，这就是命哪！就算是和小孩有关系，那小孩谁养的谁教的？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他们自己没责任？”
乔先贵知道赵定尧为什么生气了。他顿了顿说，责任归责任，自己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如果那个男人有点本事，家里条件好点，也不至于成这样。
“谁又说他没本事呢？他在他们那行，也还做得挺好，有名气啊！不然哪来那么多做红白喜事的愿意请他？只不过，他的这门本事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养不起他的家庭了。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得太晚了，这要找谁说道理去呢？”赵定尧一边看报一边说，人再穷再苦，死后入土为安，也就不可怜了。
“我们做的这份工作，主要是安慰还活着的人，让他们少一点可怜。”
“你比我聪明，”乔先贵点点头，放下茶杯，“说得有道理……”
乔先贵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赵定尧倒是来了火气。
他把报纸压到一边。“哎呀，你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说我有道理，一转身又还硬着脑袋钻牛角尖，没完没了继续给自己揽这些事情搞！责任心这么重，身体吃得消吗？我看你才最可怜！石膏厂那边的事情马上又要交差了，上面不也让你早点结了？你就不能赶紧把石膏厂的事搞完了去歇两天？”
乔先贵笑了两声，笑得一阵咳嗽。身体确实不怎么好了，自己其实也知道。
咳完了，他捶捶胸口，给赵定尧敬了个礼。
“赵定尧同志，这次我真听你的！”
2004年冬天，临澧县公安局的大厅门口，有人搭着人字梯，开始挂过年的大红灯笼。
赵定尧坐在临澧县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内，推开窗户，看细细的雪絮飘在楼下大众桑塔纳警车上，不见了形状。
他想起那个骄阳把一切都晒得发白的夏天，自己从边三轮上下来，把钥匙扣在皮带边，叫一个同事的名字，朝对方小跑过去。
赵定尧凭老资格调换岗位，负责情报和资料的案头工作已经很多年。不用像年轻小伙那样经常外出劳累，有时却也寂寞了点。
他平日里还算清闲，但现在公安系统慢慢进入计算机时代，最近局里根据上头要求，安排了整理旧案宗、将档案电子化联网的任务，就有点忙碌起来。好在他学习能力一直不错，对于电脑设备算上手快的。
桌面上的牛皮纸卷宗袋，负责人一栏的冒号后面，写着那个老同事的名字。
赵定尧点燃一根烟，试图想起他的长相，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他们都年轻，他长得其实比自己帅，但不注意形象，邋里邋遢的，衬衣的下摆从不塞进裤子里。他挺喜欢钻牛角尖，眼神里总是透着认真和笃定的光亮，仿佛从来没有松懈过。
但唯独那一次，他听了自己的劝说，放下了这个本已结案的案宗，去跟另外一个石膏厂的案子。
也许是天太黑没看仔细路，也许是身体不好犯了晕，早起去往石膏厂的山路上，他和他的自行车都从坡边掉了下去，落在山底清晨白雾间挂满露水的藿香草丛里。
听说被人发现的时候，他的手都还紧握着挎包，里面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那是局里的公家资产，他平时一直小心翼翼地爱护着。
赵定尧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指纹捺印的卡纸，那是一组小孩的指纹，上面写着“崔远”的名字，是他当年骑着自行车，去往隔壁县城取证回来的。
要是当初没有教训你，劝你放过这个案子，你现在又在哪里呢？
应该还好好活着吧？也讨老婆、生小孩了吧？
乔先贵啊……
赵定尧眼眶里饱含着泪花，没有落下来。窗玻璃上冷凝的露珠饱和了，却成了一道道水痕往下流。
他揉了揉眼皮，把这张来自1992年的卡纸放上扫描仪，收进指纹库。
他仅仅是完成当下应该完成的工作。
4
“接下来是我们最后的一首歌——《爱玲》。”
同暗红色沙滩公园大门相连的传达室，现在是音乐节安保工作的临时指挥中心。罗门抬腕看手表，等身边安保工作的总指挥、治安管理大队的刘勇打完电话。电话有漏音，那头局里的领导在严厉批评刘勇，遥远的舞台那边，却隐约传来主唱低沉的嗓音。
“来吧亲爱的来到我的身边，我给你讲一个乡村的故事，也许你会说这是个孩子的童话。那个男人捧着采摘的鲜花，牵着一匹黑色的骏马，乘着落日带着你去收割庄稼……”
半小时前，林立莲把调查凶器如何带入现场的任务交给了罗门。
那把沾血的匕首看起来是很专业的刀具，黑色的橡胶手柄配上笔直的刀身，造型简单朴素，却透出瘆人的“实用”气息。现勘人员在拍照的时候量过，刃长20公分，全长33公分多，接近刀柄的冷钢上刻了一串简短的字母，但又不是英文。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带得进来？罗门想了好几种突破安保的办法过来请教，都被刘队一一反驳，正好领导打电话过来，得以中场休息，他可以偷偷听几句歌，转换一下思路。
“无论你有多么无比的宽容和坚定，生活每天上演新的悲剧，这其中也许有我和你。有什么不好，我们就停留在这里？不需要继续，还是要继续？”
罗门挺喜欢这支乐队的，无论是歌词的意境还是音乐的风格，都对口味，但是今天在后台碰了面，却不好意思打招呼。性格内向，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