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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定尧继续向派出所所长提问：“刚刚说他们有孩子？那孩子呢？”
所长说孩子不见了。村里人最后见到他是大前天傍晚，在澧水河堤上走，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村里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孩子不见了，两人才闹这么大矛盾没收住手。
赵定尧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又问他们家还有没有老人，或者别的什么亲戚。所长说这些得问村主任，赵定尧便让他把村主任叫来，所长指着站在土屋后门跟前一个穿中山装、不停咳嗽的小老头。
“孩子叫周启森，78年出生的，今年14岁。这个孩子小时候挺乖的，学习成绩好，但是家里穷，去年小学读完，就没读书了。吵着想读书，父母关系又不好，他爸爸就打。打多了呢，性格也变了，话不多了，喜欢躲人。村南边的刘玉湘最后看到他从西边回家，是三天以前，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
“西边……是停弦渡镇上那边？”乔先贵插了一句。
村主任点头称是，咳嗽了几声，说完了小孩，说其他的家人。
“1980年，澧水河涨大水，你晓得吧？”
赵定尧说当然晓得，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们周家老屋，原来在彭家河那边。周友吉的父亲周显春，49年以前是个读书人，懂点墨水，是生产队的会计，家里条件还可以，田家的女人才愿意嫁过来。但是呢，刚结婚没两年，80年的时候澧水河发大水，周友吉的爹娘都给冲走了，屋也冲得稀烂，他们才搬过来我们覆船村这边。”
“也算是家道中落……”
赵定尧感叹了一句，村主任继续说，周友吉还有个兄弟周友利，比他小两岁。
“之前在彭家河村是住一起的，水灾之后，两兄弟卖了老屋，都搬了家。那时候周友利还没结婚，去了津市发展，后来找一个津市女人成了家做生意，条件还不错。周友吉有点忌妒，两兄弟相互看不上，平时也没有太多来往。”
“那田桂芳的娘家呢？走动多吗？”乔先贵问。
“唉……”村主任摆摆手，“人穷了，狗都嫌。听说她有个哥哥开爬爬车[9]的，拉沙裸石赚钱，条件好，妹妹又嫁了个常德佬，爹娘都喜欢得不得了。他们家没钱，团年都不叫的，根本没什么走动。”
“那是谁最先发现出了事的？”乔先贵把尸体的裹布重新盖上，一边向屋内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门口走，一边问。
村主任说是和周友吉一起搞事的方鼓匠，住覆船村六组。赵定尧问他人现在在哪里，村主任朝屋外大喊了声“方鼓匠”，一个黑瘦的汉子便站在了人群最前面。
“我今天上午来找他，本来是修梅镇那边，有个70多岁的老头子去世了，我接了活要组班子，还缺个打镲的，就来请他。”
当时，方鼓匠先敲了几下门，喊了几声周友吉，屋里没人应。
他本来想走，又觉得不应该。大上午的，能到哪里去？周友吉不在，嫂子应该也在的。他又走到糊着宣纸的窗户边喊了两声，还是没人答应，于是他掰了一下窗户的木框，没锁能掰动，索性将整扇窗户都打开。透过木窗栏，看见嫂子瘫在地上，皮肤发白，心想坏事了，赶紧去撞门。一个人撞不开，他走了几步去叫了两个住附近的男人，撞开门，便见那倒在地上、满头血污的周友吉。
三人看到周友吉身边的棒槌，进了房间，又看到中药碗和扔在地上的农药瓶，就猜到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了。
“农药瓶你们动过吗？”乔先贵一边俯下身子，用手中的海鸥相机给小房间门口的农药瓶拍照，一边问。
方鼓匠说没有，不敢动。
乔先贵又看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他也摇头，说农药瓶没动，只拿了棒槌看血迹。
“这中药煎了本来是谁喝的你知不知道？”乔先贵接着问。
“这个我知道，两口子都喝。他们住河边，都有风湿病，关节腰腿疼。去年我师父帮他找人求了一副土方子，他们抓了药试，说效果非常好，一直都在喝。”方鼓匠回答。
派出所民警小声自语：“哦……难怪有两只药碗。”
乔先贵点点头，把相机收进包中，又摸出银色手电筒和黑框放大镜，走到那药壶边照着亮光瞧了几眼，又低头凑近鼻尖，嗅了嗅。
赵定尧见他不说话了，又继续问村主任，这对夫妇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闹过矛盾，或者有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人来找过他们。乔先贵喜欢钻进现场找物证，他更习惯从人际关系中问出点东西来。
村主任摇摇头，表示没听说。派出所所长倒是讲，刚才已经找外面那些村民问过话了，有个住在一组的老汉说昨天大清早，天都没亮，他起床去偏屋解手，有个骑单车的女人过来问这里是不是覆船村，又让他指了指三组是哪一片。好巧不巧，这里就是三组。
“具体几点问过了吗？”在旁边工作的乔先贵又加进来一句。
“问过了，可是他家没买钟，只能凭印象估个大概，说是三四点钟的样子。”
“这么早？”赵定尧对这个时间有些在意。
“是呢，”派出所所长复述了一遍老汉的描述，“他说肯定不是本村的。穿得挺好，白衣服，一看条件就不错，不像乡下人。口音吧，有一点点差别，但也差不多。可能就是津市、澧县不哪里的。这么大早上的，黑灯瞎火，跑来乡下做什么？”
赵定尧问他，老汉有没有说对方长什么样子。
“他说长得倒是蛮漂亮呢，挺年轻的，短头发，看上去二十几岁，一点也不像坏人。哦，对了，老汉说她脖子上还戴一串念珠，可能是个信佛的人。后来又有几个村民见过她，大概是早上天亮了没多久，骑着单车往去年修好的张公庙大桥方向走了。”
赵定尧噘起嘴，望着土墙上嵩山少林寺的风景挂历想了几秒。他看着日期说这两天清明，没准就是一个赶早回老家挂青的人，不一定和案子有关系，问派出所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派出所所长说再就没有了，村主任倒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县里来的同志啊，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啊，别见怪！”他还是问了出口，“像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处理？”
赵定尧一愣，问他什么意思。
村主任的意思是，这家人一个都没了，亲戚又走得远，要怎么主理后事？
赵定尧搓了搓手，还真是个问题，这么放着确实也不是办法。
他想了想，替村主任出主意，可以村里先出点钱，简单点弄弄，然后通知他们那两个亲戚，谁愿意做主就来做。这家人虽然没几个钱，但不是还有个房子在吗？多少还算是点财产，谁尽好义务，谁就有遗产继承权。
“好！感谢您指点！”村主任紧绷的神情放松了一点，“不过，要是那孩子回来了呢？”
“回来了先问亲戚养不养吧，这也是义务的一部分嘛，不愿意再说。县里有民政局，到时候可以带孩子去找他们。”赵定尧把头转向乔先贵，问：“先贵，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不好讲。”乔先贵扭动脖子，环视着屋内的人、物与某种肉眼不可见的悲凉感，抬头望着结满灰尘的木房梁和黑瓦片回答他，还要再看看。
赵定尧在背后叫了一声“先贵”，乔先贵转过身，看见他那身熨烫得笔挺的橄榄绿公安制服。
他问乔先贵怎么一上午没见到人，又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乔先贵把手里的几张相片拿给他看，说昨天那个农药瓶子上的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不太好认，大部分叠在一起了。但是刚刚给局里技术最过硬的“老神眼”同志瞧过，他判断药瓶上面的指纹应该来自两个人，一些指纹是大人的，和死者周友吉吻合；还有两枚比较清晰的，可以判断是小孩子的指纹，大概10到14岁。
“这应该是……”赵定尧想起来那对夫妇失踪小孩的名字，“周启森的吧？那小孩78年生的，不正好14岁？”
“对头，这个案子还是有些疑点。我昨天在现场，仔细检查了煎药壶和两个中药碗中的残留液，都有轻微的樟脑气味和乳油状特征，农药应该是下在煎药壶里再倒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放在哪一个人的药碗里。”
赵定尧“嗯”了一声，好像还没太明白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不管下药的人是谁，本身想毒死的就是夫妇两个。如果真像村民们以为的那样，田桂芳敲死了自己丈夫然后喝药自杀，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现在瓶子上连田桂芳的指纹也没有，我就更加觉得不像是她下的药了。”
“你觉得下药的是谁？”
“单看指纹，不就俩人吗？那小孩儿可能性太低了，我主要还是怀疑周友吉自己。”乔先贵分析，“这样倒是大部分线索都讲得通了。从动机来看，昨天那个村主任说田桂芳在修梅那边有个男人的传言一直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想和田桂芳一起喝药死掉。”
可他怎么又被田桂芳拿棒槌给敲死了？
“可能田桂芳喝着下了农药的中药，发现味道不对劲，和周友吉起了争执？然后失手拿棒槌敲死了他，惊慌失措地锁上门，待在屋子里不敢出去。第二天还是因为农药中毒，慢慢发作死了。”
乔先贵对这个推论也不太自信，补了一句：“也许啊，我不敢肯定。昨天我看尸体，两个人肯定都喝了药，周友吉比田桂芳早死将近一天，都有点臭了。”
赵定尧疑惑的是，她一个女人，力气也没多大，怎么就拿个木棒槌把个大男人给敲死了？
“先贵，你说这周友吉真的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乔先贵告诉他，力气不大，但人的脑袋比较脆弱，敲没敲到关键位置区别很大。好比周友吉，太阳穴有伤，很容易瞬间晕厥昏迷，丧失反抗能力，多敲几下也能致死。但现在的问题是，那洗衣服的棒槌是木头的，也旧了，表面粗糙采不到指纹。虽说昨天现场确实没有太多的物证，不过他还是认为，周友吉就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赵定尧问没有物证，他是怎么下的判断。
乔先贵告诉他，周友吉总不能是自己敲死了自己。用反证法，就可以排除第三人在场的情况。
“第一，从凶器来看，这肯定不是什么有计划的谋杀。哪怕稍微准备一下，也会选个利索的凶器，而不是他们屋里洗衣的棒槌，太没杀伤力了。所以很明显，拿棒槌砸是临时起了杀意。
“第二，田桂芳在周友吉死后还活了那么久，如果有第三人，为什么要留她的活口？活这么久也说明，她中的有机磷毒剂量不大，没有严重到马上影响大脑和神经，应该完全是有意识、可以出去求救的，但她又为什么没有？鼓匠和邻居们撞开门的时候，发现屋里就锁着夫妻两人，如果当时有第三人进来杀了周友吉，难道田桂芳还帮他走后锁门？显然不可能。既然这些都讲不通，那敲死周友吉的，就只能是田桂芳了。”
赵定尧挠了挠警帽下的鬓角，夸他想得还挺仔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反证法，还是容易忽略一种可能性，有一个人……”
“我晓得你想说谁。”乔先贵问他说的是不是村里传的田桂芳在修梅镇的那个相好。如果是一个和田桂芳有感情的人，就有可能出现在现场，杀了周友吉，田桂芳还帮他打掩护。
赵定尧点点头，乔先贵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非常小。
赵定尧追问为什么，乔先贵却推了下他的肩膀笑着反问他，是不是从小就在县城长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他这么问，赵定尧显得不高兴了，仿佛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被人指责“不够工农阶级”“不够光荣”。
乔先贵指着公安局院墙下的那辆边三轮，让他看看上面的黄泥土：“你没在乡下住过就不知道，像昨天覆船村的那片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连条柏油路都没铺。
“那地方人口流动其实不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来的陌生人是哪户的亲戚哪家的客，心里都非常清楚。真要是来了个谁也不认识的外人，那村民都跟防特务似的警惕。田桂芳在修梅镇那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个相好先不说，就算真有，我觉得他也没来过田桂芳家里。你还记得昨天村主任说的那个老汉早上起来解手遇到的女人吗？好几个村民都说见过她，还能讲出她离开村子的大概时间。田桂芳有相好的传言本来全村都知道，真要有个男人来找她，你觉得会没人注意？”
赵定尧双手叉腰，低头看着自己的黑皮鞋思考了一会儿，承认乔先贵讲得有道理。
接着两人沉默了片刻，明显都心有所想。
赵定尧小声问乔先贵，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按他刚才说的，差不多找上面结案算了。毕竟局里最近还有一个影响极坏的入室抢劫枪击案没有破，犯人存在二次作案的可能，十分危险，任务重、压力大。
乔先贵点点头，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准备再去停弦渡镇上问一些事情，问得差不多了，就结案算了。
“你还想去问什么事情？我骑边三轮带你去。”赵定尧立即表示。
乔先贵摆摆手，说昨天清明节都没闲着，今天局里好不容易给半天假去挂青祭祖，让他别耽搁了。
“我还是很在意那个失踪的小孩周启森，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想要搞清楚农药瓶子上他的指纹是怎么来的。我推测啊，很有可能，周友吉当时是指使儿子去买的农药，所以想去问问那边‘生资’[10]的人。”乔先贵指着边三轮旁边自己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说骑过去也快。
“那也有二十里路呢，”赵定尧劝他，“我觉得你想的也八九不离十，没必要，干脆结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