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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你也就没法再装了。哎，不过他真是一条滑不留手的鳗鱼。有时候我都恨不得痛打他一顿，真的。保罗·斯科迪诺有一次被莫德里安气得够呛，把他停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外面的车轮胎放了气，当时他正在博物馆里检查一个情报投放点。这事我一直都没向上头汇报，实在是不忍心。”
“如果我说莫德里安也是个歌剧爱好者，这应该没错吧，蒙蒂？”
蒙蒂的眼睛瞪得溜圆。我难得见到他吃惊一回，觉得挺高兴。
“我的天哪，内德，”他大声说道，“天哪，天哪。你说得没错。谢尔盖是科文特花园168的常客——他当然会常去啊，西里尔也一样。
我们跟着谢尔盖去过那地方，然后又跟着他回来——哦，都有十几次了。他满可以坐出租车去，要是他有点同情心的话，可是他从来都不这么干。他就喜欢在人流里把我们拖得精疲力尽。”
“要是我们能查出他去看过哪些演出、坐在什么位置上——要是你能弄到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弗雷温看歌剧的情况比对一下。”
蒙蒂陷入了一阵戏剧性的沉默。他皱起眉毛，接着又挠了挠头。“内德，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太轻松了？”他问道，“要是一切都能以完美的模式吻合起来，我反而会起疑心。你呢？”
“我才不会把自己弄到你的模式里去呢，”前一天晚上萨莉这么对我说，“模式就是要去打破的。”
“他还唱歌，内德，”玛丽·拉塞尔斯一边把我送的白色郁金香插进泡菜坛，一边嘟哝着说，“他总在唱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觉得他是入错了行。”
玛丽跟夜班护士一样面色苍白，而且同样尽职尽责。她不施脂粉的脸颊和清亮的双眼都透着美德的光芒。玛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顶上有一缕白发，仿佛是青年守寡的标志。
在组成情报界上层社会的众多行当里，没有任何一个行当需要像监听组的女士们那样全心投入。男人们不擅长干这个。只有女人才能以如此的热情把自己和别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周围到处是一根根灰色的电缆和一排排苏式磁带录音机，她们占据的地下世界之中全都是些从不露面的生命，而她们对这些人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或是亲人。她们从来都看不到自己的猎物，不会跟他们见面，不会触摸到他们，或是和他们同床共枕。然而，她们却把自己的全部个性投入到了这些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中。通过窃听器和电话线路，她们能听到猎物们在甜言蜜语，啜泣，抽烟，吃东西，争吵，交合。她们能听到他们在做饭，打嗝，打鼾，烦心。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猎物们的孩子、姻亲和保姆，也不在意他们看电视的品味。到了今天，她们甚至能跟着猎物们一起坐车出去，和他们一起去购物，跟他们一起坐在咖啡馆或是宾果游戏厅里。她们是这个行当里秘而不宣的分享者。
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自己也戴上一副，叠起双手垫在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好听得更清楚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雷温的声音，他正在给自己唱《图兰朵》中的一个选段，玛丽·拉塞尔斯闭着眼睛露出了笑意，听得入了迷。他的声音很醇厚，我这双没经过训练的耳朵觉得很好听，玛丽显然也这么认为。
我坐直了身子。歌唱声停止了。我听到背景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接着又是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两个人是谁？”
“是他的老师，亲爱的。莫斯科电台的奥尔加和鲍里斯，每周五天，六点整播出。这是昨天早晨的节目。”
“你是说西里尔在自学俄语？”
“嗯，他是在听俄语，亲爱的。至于他那个小脑袋瓜能学进去多少，我们可就不知道了。每天早晨六点整，西里尔都会听奥尔加和鲍里斯的节目。今天他们要去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他们在古姆169购物来着。”
我听到弗雷温洗澡时喃喃自语地不知说着什么，听到他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还大喊着“妈妈”。她叫埃拉·弗雷温，我记得。已故，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母亲，详情参见其个人档案。我始终都没弄明白，档案室在调查间谍嫌疑人的时候，为什么非得给他们已故的亲属建立个人档案。
我听到西里尔在跟英国电信局工程部的人争吵，他刚才老老实实地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才接通他们的分机。他的声音显得很急躁，用了许多不该用的重音。
“好吧，下回你们打算到我这儿来检测电话线路故障的时候，麻烦事先通知一下我这个用户，不要趁着我的清洁女工刚好在家时就闯进来，还弄得地毯上全是电线线头，厨房的地板上到处是靴子印，我将会万分感激……”
我听到他给科文特花园歌剧院打电话，说他这个星期五不能来取预订的门票了。这一次他的语气显得很可怜。他解释说自己生病了。电话另一头那位好心的女士说，最近是有好多人生病。
我听到他跟肉店老板说我会去拜访他，外交部人事局把会面安排在明天，地点就在他家里。
“斯蒂尔先生，我是西里尔·弗雷温。早上好。星期六我不能到你店里来了，因为我得在家里开个会。如果你星期五晚上回家路过我这儿时能捎四块上好的羊排来，我将会非常地感激。这样方便吗，斯蒂尔先生？再捎上一罐你们预先调好的薄荷调味汁。不用，红醋栗果酱我已经有了，谢谢你。账单也请你一并带过来吧，好不好？”
在我过于敏感的耳朵听来，他说话的感觉就像是准备弃船逃生。
“我再听听工程部的那一段，玛丽。”我说。又听了两遍弗雷温向英国电信局投诉时的固执语调，我心不在焉地亲了亲玛丽，走出地下室来到傍晚的户外。萨莉跟我说过，“来我这儿吧。”但我实在没心情整晚上一边跟她谈情说爱，一边听着我私底下很讨厌的音乐。
我回到讯问处。情报部实验室的人已经完成了对那封匿名信的检验。信是用一台马库斯电动打字机打的，型号多少多少，很可能产自比利时，要么是全新的，要么就很少使用，他们最多也只能提供这些情况。实验室的人认为，如果看到同一台打字机打出的另一份文件，他们就能够识别出来。我能拿到吗？报告到此结束。实验室对新一代打字设备的特点还没有完全摸透。
我给蒙蒂设在男爵府的老巢打了个电话。弗雷温对工程部的投诉还萦绕在我的记忆中：语气中的停顿就像是硬加进去的逗号；使用了“万分”这个词；习惯使劲读出本来不该重读的单词，以达到刻意强调语气的目的。
“蒙蒂，你的小伙子们在西里尔屋里好心好意维修电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那儿是不是放着一台打字机？”我问道。
“没有，内德。他屋里没有打字机——这么说吧，没人看到有打字机。”
“他们会不会没发现？”
“很有可能，内德。他们只是简单地踩了个点。不能打开桌子或是橱柜，不能拍照，也不能和清洁女工搞得太熟络，要不然她事后该担心了。也就是‘能看到的就看，快进快出，一定要把屋里搞得乱糟糟，否则他会起疑心’。”
我本来想给伯尔打电话，但还是没打。我干过主管情报官员，以往的那种占有欲又占了上风。见鬼去吧，弗雷温的情况我才不会跟任何人分享呢，哪怕是那个委托我去调查他的家伙。上百条迂回曲折的线索纠结在我的脑海里，从莫德里安到戈斯特，再到鲍里斯和奥尔加，从圣诞节到萨尔茨堡，再到萨莉。最后，我给伯尔写了一份备忘录，简要介绍了我已经查出的大部分情况，并确认我明天早晨约见弗雷温做例行审查时，会对他“进行第一次侦查”。
回家吗？还是去萨莉那儿？我那时的家是情报部位于圣詹姆斯区170的一所可憎的小公寓，我本该在那儿好好把自己的事想想清楚。不过，任何一个男人要是独自坐着，面对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名画《微笑的骑士》171的复制品，在无拘无束的梦想和种种作茧自缚的执念之间摇摆不定，那时把自己的事情想想清楚恐怕是他最不可能办到的。萨莉就是我的另外一种生活，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已经不可能跳过墙去追求那种生活了。
于是我还是宁可坐在办公桌前，从保险柜里拿了一瓶威士忌，翻看起莫德里安的档案。那上面说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但我想让他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更鲜明一些。谢尔盖·莫德里安，莫斯科中心忠诚可靠、久经考验的专业人员。这个笑容满面的亚美尼亚人很有魅力，跳起舞来有几分本领，会跟人套近乎，巧舌如簧。我以前挺喜欢他。他也挺喜欢我。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我们对任何人的好感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为我们会出于“有魅力”的缘故而原谅许多人。
我的直线电话响了。一时间我还以为是萨莉打来的，因为我没理会规定，把这个号码告诉了她。结果是托比打来的，他听起来很是自得。他这个人一向如此。他没提到弗雷温的名字，也没提到萨尔茨堡。我估计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打的电话，心里不禁冒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托比这会儿正躺在床上，而且不是他一个人。
“内德吧？你的那个人简直是个笑话。给自己订了一间单人房，要住两周。登记入住之后，先把两周的房费付掉，给旅馆员工发点圣诞礼物，拍拍小孩子的脑袋，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第二天早晨他就不见了，年年都是这样。内德，听到我说话吗？听着，那家伙是个疯子。不往外打电话，吃上一顿饭，喝两杯苹果汁，什么也不解释，叫辆出租车就去火车站了。房间给我留着，别往外租，也许我明天就回来，也许还得过几天，我也说不准。过了十二天，他回来了，什么也不解释，给员工们再发点小费，大家都高兴坏了。他们称他是‘幽灵’。内德，你可得在伯尔面前说说我的好话。现在你欠我一个人情。告诉他，托比忙得连手指都脱皮了。你是个老牌明星，伯尔这个新手肯定会听你的，说几句好话一点也不费你的事。我这边还需要增加一个人，两个更好。跟他说说。内德，听到了吗？谢谢啦。”
我盯着墙壁，那是一堵我无法逾越的高墙；我盯着莫德里安的档案，想起了蒙蒂那句关于“太轻松”的格言。我突然非常想要萨莉，脑袋里还冒出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只要解开了弗雷温的谜团，我就可以把奔向自由的一次次冲动转变成大胆的纵身一跃。不过我刚伸出手去准备给她打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时间一致。”蒙蒂平平淡淡地说道。他想法子查到了弗雷温听歌剧的情况。“每次谢尔盖都和西里尔一起。他去听，他也去。他不去，他也不去。现在他根本不去听歌剧了，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明白了？”
“座位呢？”我问道。
“当然是一左一右紧挨着，亲爱的。你以为呢？还能是一前一后么？”
“谢了，蒙蒂。”我说道。
还需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度过那个漫漫长夜的吗？难道你从没给自己的儿子打过电话，一边听着他令人不快的嘲讽，一边还得在心底提醒自己他是你的孩子？难道你从没向善解人意的妻子倾吐自己的种种缺陷，却并不知道这些缺陷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从没向情人伸出双手喊着“我爱你”，在她无忧无虑地得到满足的时候，自己却还像是个迷惑的旁观者？这之后你还得再一次离开她，独自走在伦敦的街道上，难道你从没恍然觉得这仿佛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大睁着眼睛躺在那张可恶的单人床上时，难道你从没在清晨的各种声响中分辨出一只喜鹊多愁善感的啼鸣，听得都入了神？
我九点半时到了弗雷温的家，穿着打扮尽可能显得很无趣。估计也的确是够无趣的，因为哪怕是在我最注意仪表的时候，我的穿着也算不上讲究。不过萨莉却有些骇人听闻的点子，说可以提高我穿衣打扮的品位。我和弗雷温约好了十点钟见面，不过我想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也许事实是，我需要有个人陪我聊聊天。一辆邮递员的厢式车停在街上。建筑公司的一辆带天线的卡车停在厢式车的后面，这说明蒙蒂的人已经就位。
我想不起来当时是几月份了，不过我知道那是在秋天。我的私人生活可谓秋风萧瑟，而那条整洁的死胡同里也秋意正浓，两旁都是些陡直的砖砌房屋。我看见一轮苍白的太阳圆盘似的悬在修剪过的栗子树后面，这条街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直到今天，我的鼻孔里仿佛还能闻到营火和秋日空气的味道，催着我赶紧离开伦敦，离开情报部，到萨莉那儿去，到真正的乡间去。我还记得许多小鸟呼啦啦地从弗雷温家门口的电话线上飞起，它们要飞到更好的地方去。隔壁花园里有只猫用两只后腿直立起来，要去扑一只昏昏欲睡的蝴蝶。
我拨开花园门上的门闩，嘎吱嘎吱地走过整洁的鹅卵石小径，来到七个小矮人居住的半独立式洋房前。房子的玻璃窗上有一个个瓶底形状的圆圈，门廊上方的屋顶上葺着茅草。我伸出手去按门铃，但大门却从我面前飞走了。门上有一道道棱纹，还装饰着假的方头螺栓；门板猛地往后一缩，就像是被街上的炸弹炸了进去，差点把我也吸进铺着瓷砖的黑乎乎的门厅。然后门不动了，弗雷温站在门口，就像是一个秃顶的百夫长，要保卫自己受到威胁的房子。
他比我想象的要高出一个头。宽厚的肩膀紧绷着准备承受我的袭击，两眼带着又恨又怕的神情紧盯着我。不过，即使是在初次接触的这一刻，我也感觉不到他身上有任何争斗的意味，只有一种崇高的脆弱感，这感觉因为他庞大的身躯显得很可悲。我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