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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别的同事相处得怎么样？”我翻了一页笔记本，像个尽责的审查老手似的问道。
“好得很啊，长官。非常融洽。”
“档案员、登记员、秘书——他跟这些人没什么问题吧？”
“一点都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
“你们都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吗？”
“都在一间大办公室。我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纯粹是有名无实的。”
“有人跟我说，西里尔有点儿讨厌女人。”我试探地说道。
戈斯特尖声笑了起来。“西里尔？讨厌女人？胡说八道。他简直恨透了那几个姑娘。他根本就不和她们说话，除了道声‘早上好’。连平安夜聚会他都不肯来，生怕跟哪个姑娘一起站到槲寄生的底下，这样他就得亲她们了。”他换了个跷腿的姿势，这表示他决定要发表一番声明，“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圣人’西里尔——是一位作风老派的职员，他为人非常可靠，极有责任心，彻底秃顶，乏味得让人难以置信。‘圣人’西里尔虽说谨小慎微得过了头，在我看来他也已经干到头了，无论是从专业还是职业的角度而言。‘圣人’西里尔是个死心眼。‘圣人’西里尔做的都是些千篇一律的事，百分之百。阿门。”
“政治上呢？”
“我的部门里没人谈论政治，谢谢。”
“他工作时不偷懒吧？”
“我这么说过吗，先生？”
“没有。恰恰相反，我得引用档案里的话：需要加班的时候，西里尔总会卷起袖子，吃午饭的时候也待在办公室干活，晚上也干，等等。现在还是这样的，对吧？他的工作激情没有减退吧？”
“西里尔什么时候加班都行，这让那些要回家照顾老婆孩子或是其他什么重要人物的同事很高兴。他愿意一早来加班，吃午饭时加班，晚上值班也没问题，当然了，除非晚上有歌剧。西里尔从来不计较得失。最近嘛，我得承认，他有点不太愿意牺牲自己了，不过这肯定只是暂时的，服务暂停一下嘛。我们的西里尔也有点小脾气。谁没有点脾气啊，先生？”
“所以你是说他最近有点懈怠？”
“工作上没有，工作他从来都没懈怠过。西里尔是个彻底的工作狂，一向都是这样。只不过是不太愿意被活得更有人味儿的同事们利用罢了。最近一到五点半，‘圣人’西里尔就收拾好桌上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回家去了。比如说，他不再主动提出给最后一班的人替班，不肯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到九点钟再锁门，以前他一直这样。”
“这种习惯上的改变，你记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提问时尽可能显得兴趣索然，同时又规规矩矩地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
奇怪的是，戈斯特竟然记得这个日子。他噘起嘴唇，又皱起了眉头。他挑起女里女气的眉毛，下巴缩到脏兮兮的衬衣领子上，摆足了正在努力思考的架势。最后他总算想起来了。“西里尔·弗雷温最后一次替伯顿那小家伙值班是在施洗约翰节163。我有记录的，你知道。安全起见。我的记忆力也很不错，这事我一般不太愿意表现出来。”
我心下暗暗称奇，不过并不是因为戈斯特。我心想，莫德里安离开伦敦返回莫斯科的三天之后，西里尔·弗雷温就不再加晚班了。我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急着要问出口。“水槽”里配备了电动打字机么？译码员可不可以用？戈斯特呢？不过我担心这么问会引起他的怀疑。
“你刚才提到他特别喜欢歌剧，”我说，“这方面的情况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
“这我没法说，因为我们拿不到事无巨细的活动记录，也不要求大家事事都报告。不过每逢要看歌剧的那天，他上班时要么是把无尾礼服装在手提箱里带着，要么就穿一套熨过的深色西服来。他也确实会表现得比较兴奋——要我说就是一种情绪高涨而又颇为克制的状态，这有点像人们心怀其他期待时的感觉，至于期待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不过他应该有固定的座位吧，比方说，订下的座位？这只不过是为了记录。就像你说的，西里尔也没什么别的消遣方式。”
“先生，我好像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哎，我跟歌剧这玩意可没什么缘分。你在他的表格里填上‘歌剧爱好者’，消遣方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你。我会的。”我又翻过了一页，“你真的想不起来他有没有仇人？”我问道，手中的铅笔悬在笔记本的上方。
戈斯特变得严肃起来。啤酒的劲儿慢慢过去了。“上尉，西里尔总是被人嘲笑，这一点我承认。但他对于这些嘲笑表现得很大度。西里尔并不招人讨厌。”
“打个比方，没有人会说他的坏话喽？”
“我想不出有任何原因会让哪个人去说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坏话。当英国公务员的人也许会有点闷闷不乐，但绝对不至于心怀恶意。西里尔尽职尽责，我们也都一样。我们是一个快乐的集体。这一点你尽可以写在记录里，我不会介意的。”
“据我所知，他今年好像是到萨尔茨堡过的圣诞节。去年也是，对不对？”
“没错。西里尔总是在圣诞节期间休假。去萨尔茨堡，听音乐。在这件事情上他从来都不会对‘水槽’里的任何人让步。有几个年轻人还想抱怨来着，但我不让他们这么干。‘西里尔会在别的方面给你们补偿的，’我跟他们说，‘西里尔的资格比你们老，他就爱去萨尔茨堡听听音乐。他有点小脾气，以后也只能这样了。’”
“去之前他有没有留下休假期间的地址？”
戈斯特不知道，但在我的要求下他给人事部门打了个电话，问到了西里尔的地址。是同一家旅馆，过去四年里一直如此。西里尔和莫德里安接触也有四年了，我想起了那封信。四年去萨尔茨堡，四年跟莫德里安，到头来却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他有没有带朋友一起去？这你知道吗？”
“西里尔这辈子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长官，”戈斯特打了个哈欠，“至少没有哪个朋友他度假时会带着一起去，这是肯定的。下次咱们是不是一起吃个午饭？有人跟我说你们的报销额度可不小，就看你们肯不肯招待了。”
“他回来以后有没有说起过到萨尔茨堡旅行的事？旅途有什么乐趣、听过哪些音乐——他说过这些吗？”我心想，多亏了萨莉，我才知道人活着本该去享受乐趣。
戈斯特装模作样地思考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先生，就算西里尔有过什么乐趣，那也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事。”说完他最后又假笑了一次。
这根本不是萨莉说的乐趣。
我从讯问处的办公室里约了一条打给维也纳的安全线路，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电话。凭着无穷无尽的生存智慧，最近托比又被提拔为维也纳站的站长。
“托比，想让你帮个忙，查查萨尔茨堡的白玫瑰旅馆。有位名叫西里尔·弗雷温的英国国民，最近四年来的圣诞节都住在那儿。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的，住了多久，以前有没有在那儿住过，跟谁在一起，花了多少钱，在做些什么。音乐会门票、短途旅行、女人、男宠、庆祝活动——所有你能搞到的情况。不过无论你怎么查，都别引起当地人的怀疑。扮成离婚调查员好了，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不出所料，托比表现得很震惊。“内德，你听我说，内德，这事根本就不可能嘛。我在维也纳啊，知道吧？萨尔茨堡简直就像是在地球的另一边。这座城市跟蜂房一样忙碌。我需要更多的人手，内德。你一定得告诉伯尔。他不知道这儿的压力有多大。再帮我弄两个人来，我们就一切听你调遣，没问题。对不起啦。”
他说得一个星期。我说三天。他说他会尽力去查，这我相信。他说听到传言说我跟梅布尔分手了。我说没那回事。
我一直记得，监视组的人向来最喜欢待在靠近公交线路或机场的危房里。蒙蒂给自己的指挥部挑的房子是男爵府里的一栋爱德华式宅邸，这个选择有点不同寻常。大厅里铺着瓷砖，气势宏伟的石砌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穿过五个逼仄的楼层之后直通向镶有彩色玻璃的天窗。我沿着楼梯往上走的时候，只见一扇扇房门像法国闹剧似的开开关关，蒙蒂那些奇怪的手下一个个衣衫不整，在更衣室、咖啡室和简报室之间匆匆来去，对我这个陌生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我走进阁楼，这里以前是一位画家的画室。不知哪儿有四个女人在吵吵嚷嚷地打着乒乓球。在离我近一点的地方，有两个男声一边冲澡一边唱着布莱克的《耶路撒冷》164。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蒙蒂了，不过虽说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也已被提拔为监视组的组长，但他一点都不显老。只不过是多了几根白头发，瘦削的脸颊显得越发棱角分明。他天生不爱说话，有一阵子我们就那么坐着，小口喝着茶。
“那咱们来说说弗雷温吧。”他总算开了口。
“嗯，弗雷温。”我说。
像神枪手一样，蒙蒂也有本事让自己的领地保持清净。“弗雷温这家伙很有意思，内德。他不正常。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常，是吧？不知道对西里尔来说正常是什么样，除了你道听途说的一些情况。邮差、送奶工、邻居，就是通常的那些人。你都不知道，不管什么人都会跟擦窗户的清洁工聊天。或者是跟一个拿着接线盒迷了路的电信局工程师。不过，我们才跟了他两天。”
跟蒙蒂在一起时如果碰到他这么说话，你就得支起耳朵仔细听，耐心等。
“当然，还有晚上，”他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把晚上也算进去的话。西里尔不怎么睡觉，这是肯定的。老在屋里踱来踱去，这从他的窗户上就能看出来，还有早晨的茶杯。还听音乐。有个邻居想找他抱怨几句。她以前从来没这么干过，不过这一回她可能会去。‘他到底是怎么了？’那个邻居说，‘吃早餐时听亨德尔165是一回事，但凌晨三点也听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以为他是到更年期了。她说男人到他这个岁数就会这样，跟女人一样。这我们哪知道啊，对吧？”
我咧嘴一笑，继续耐心等待。“不过那位邻居知道，”蒙蒂若有所思地说，“她的老头子跟一个综合学校的代课女老师跑了。她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把他找回来。我们派去查水表的那个帅小伙差点被她强奸了。哎——梅布尔怎么样啊？”他问道。
我不知道蒙蒂是否也听到了传言。不过转念一想，他要是听说了就不会问我。
“挺好的。”我说。
“西里尔以前坐火车时总会带一份报纸。是《电讯报》，要是你想问的话。西里尔不支持工党——他说那帮人太普通。可是他现在再也不买报纸了。他就那么坐着。坐在那儿瞪着眼发愣。别的什么都不干。昨天火车到维多利亚站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小伙子只好轻轻推了他一下。他好像在做白日梦。昨晚回家的路上，他在手提包上打着拍子，敲出了一整部歌剧的曲谱。南希说那是维瓦尔第166的作品。我估计她是知道的。还记得保罗·斯科迪诺吧？”
我说记得。说话爱跑题也是蒙蒂的特点之一。比如说，“梅布尔怎么样啊？”
“保罗找了一家银行的麻烦，在巴巴多斯被判了七年。他们到底是怎么了，内德？干监视的时候他从来没出过一次差错。从不迟到，花钱时从不做手脚，记性好，眼睛管用，鼻子也灵光。入室盗窃我们可干过许多次。伦敦、伦敦附近的各个郡、中部地区、民权人士、裁军派、政党里的家伙、不规矩的外交人员——我们全都偷过。保罗什么时候被发现过？一次都没有。一转到私人行业做事，他就变得笨手笨脚，还在酒吧里跟隔壁的小伙子吹牛。我觉得他们是希望被抓住，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隐姓埋名了许多年，如今想得到认可。”
他啜了一口茶。“除了音乐之外西里尔还有个爱好，就是收音机。他特别喜欢他那台收音机。注意，只能接收，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不过他的收音机是听音乐会用的，是德国产的高级货，频率调节做得很精细，喇叭也大。他不是在本地买的，后来机器出毛病的时候，本地的商店只好把它送到威斯巴登167去修，花了三个月时间，也费了不少钱。他不开车，也不喜欢车。每个星期六上午他坐公共汽车去买东西；除了到奥地利过圣诞节以外，他平时总爱窝在家里。没养宠物，他不愿跟动物住在一起。娱乐嘛，就别提了。没人来他家做客，没人寄宿，除了账单之外没有别的邮件，所有的账单都准时支付。不投票、不去教堂，家里连电视都没有。西里尔的清洁女工说他经常看书，都是些大部头。她一个星期只来一次，通常西里尔都不在家。不过我们不敢太接近她。对她来说，任何比学《圣经》的小册子大的书都算是大部头。他的电话账单不算很贵，在一个建筑协会里存着六千镑，房子是自己的，银行账户管得很不错，余额总是在六百到一千四之间波动，除了圣诞节期间——那时候他要出去度假，余额会下降到两百镑左右。”
蒙蒂对礼仪的重视让我们的谈话又兜了个圈子，这一回聊的是孩子的事情。我跟他说，我的儿子阿德里安刚刚获得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奖学金，蒙蒂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蒙蒂唯一的儿子刚刚以高分通过法律考试。我们一致认为，孩子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莫德里安，”这些客套话再一次结束的时候我说道，“谢尔盖·莫德里安。”
“内德，这位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都记得。以前有一阵子，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跟踪他。当然了，除了圣诞节，那时候他得回国休假……嗨呀！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吗？他们俩都是圣诞节的时候休假？”
“我想过这个。”我说。
“我们甚至都用不着跟莫德里安假装，过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