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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写信了似的。有时候他会给我一点儿暗示。他会说：‘我有点冷，不过很安全。’他会说：‘上个星期我锻炼得有点过头了。’我没告诉我妻子，因为肯不让我告诉她。而且就算说了，我妻子也不会相信。我把那些信拿给她，她直接就推开了——这太让她伤心了。但是肯死的时候我们都去了，看到他的尸体躺在监狱的太平间里，给戳得稀烂。足有二十处刀伤，可是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她没哭，她从来都不哭，但这跟杀了她没什么两样。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我实在忍不住了。‘肯是个英雄。’我对她说。我是想让她醒醒，因为她整个人都木呆呆的。我抓住她的袖子轻轻摇了摇，让她听我说话。‘他不是什么卑鄙的罪犯，’我说，‘我们的肯不是那样的人。从来都不是。杀死他的人也不是罪犯。是那帮赤色的苏联人。’我把袖扣的事也告诉了她。‘肯在编故事，’我妻子说，‘他总是这么干。他不明白谎言和现实有什么区别，从来都不明白，这就是他的问题。’”
和牧师、医生一样，讯问者也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能够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转而问另一个问题，换了我自己也会这么做。
“什么袖扣，士官长？”史迈利问道。我仿佛看见他垂下眼帘，下巴也缩进了脖子里。他这是又一次做好了准备，要仔细听听老人的故事。
“‘我们没有勋章，爸，’肯对我说，‘勋章那东西不安全。要想拿勋章就得登报，那样一来知道事情的人就太多了。要不然我也会和你一样拿到勋章。实话告诉你，我的勋章说不定比你的还厉害，比如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类的，因为他们总是逼着我们竭尽全力，有时候甚至连这都还不够。不过，如果你的工作干得挺好，就能得到一对袖扣，他们会替你保管在一个专门的保险柜里。然后他们每年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在什么地方我可不能告诉你，宴会上有香槟，有侍者，服务好得你都不敢相信，我们这些在苏联工作的人都会去参加。我们会换上燕尾服，戴上袖扣，这就跟穿着制服一样，只不过很隐秘罢了。晚会上会有致辞，会有人跟我们握手，就和你当年获得勋章时参加的授勋仪式一样，不过仪式在哪儿举行的我可不能告诉你。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把袖扣交回去。必须上交，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要是哪一天我失踪了，或者是出了什么事，你就可以给国家安全局的人写封信，问他们要你儿子的那对苏联袖扣。也许他们会说从来没听说过我这个人；也许他们会问：‘什么袖扣？’不过他们也可能会出于同情给你破个例，让你拿回袖扣，因为他们有时候这么做过。如果他们把袖扣给了你——你就会明白我干过的一切坏事，其实都是你无法想象的好事。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好孩子，百分之百的好孩子，袖扣能向你证明。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史迈利问了那小伙子的全名。接着又问了他的出生日期。然后他问到了肯受教育和学历的情况，可想而知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很不起眼。我仿佛看见史迈利把这些细节都记了下来，一声不吭，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肯尼思·布拉纳姆·霍索恩，老军人告诉他——布拉纳姆是他母亲娘家的姓，长官；有时候他犯下所谓的罪行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1946年7月14日出生在福克斯通，长官，那是我从战场上回来十二个月以后。我不想那么早要孩子，虽然我妻子很想要，长官，我觉得太早要孩子不好。我希望我们的儿子能在和平时期长大，长官，父亲母亲都健在，能好好照顾他。少校，我觉得这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的权利，虽然这权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到。
不管肯尼思·霍索恩说的故事多么难以置信，史迈利接下来的任务都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哪怕是坏人——失去洗脱罪名的机会。当时的圆场尚不具备汇总所有情报员信息的可靠的检索系统，勉强用来充数的系统收集的信息残缺不全，简直有些丢人，而且这种残缺不全常常还是有意为之，因为相互竞争的各个部门都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掌握的资源，一有机会就会从其他部门去偷点过来。
没错，老人说的故事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地方。用纯粹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故事简直是匪夷所思。举个例子，一群秘密间谍每年都会举行一场宴会，这就违反了最基本的“需者方知”规定。不过史迈利很清楚，在这个由非正规人员组成的毫无秩序可言的世界里，比这更糟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他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口舌，才得出了让自己心安的结论：肯·霍索恩根本就没干过我们这一行。他不是指挥者，不属于点路灯组，不属于剥头皮组，也不是信号员；间谍职业中其他行当的人喜欢拿来自我标榜的所有名字，也都和他沾不上边。
史迈利查完非正规人员的情况之后，又去查了军方的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和皇家警察部队，这些机构都有可能雇用——也许他们雇人的标准比那孩子说的标准还要低得多——像肯·霍索恩这样暴虐的罪犯。
最起码有一件事似乎是没有疑问的：那孩子的犯罪记录简直是个噩梦。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的犯罪记录比他更频繁、更残忍。史迈利一遍又一遍地核查那个孩子的经历，从孩提时代到青少年，1946年生于福克斯通的肯尼思·布拉纳姆·霍索恩干尽了坏事，从偷鸡摸狗到恶意伤害，他简直是无所不为。
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史迈利似乎还不愿意承认他脑子里其实早就已经明白了的事情。无论出于何种令人伤感的原因，肯尼思·霍索恩确实就是一个无可救药、作恶成性的罪犯。他死在了其他犯人的手下，这也是他罪有应得。他的过去已经盖棺定论，他编造出为某个神秘的英国情报部门效力的英雄事迹，也只不过是他抢掉父亲风头的最后一次努力——这个家伙一辈子都想和经历辉煌的父亲比个高低。
那已经是仲冬时节。在一个阴冷灰暗、雨雪交加的夜晚，老军人穿过整个伦敦市，来到了白厅那一间空荡荡的会见室。当时白厅附近的照明还很少，尽管早已刀枪入库，看起来仍然像是一座战争时期的要塞。这地方充斥着军营的肃杀气息，无情而威严；人们说话时都压低了声音，窗户都是黑洞洞的，很少有人走动，即使有也是步履匆匆，互相回避着眼神。记住，史迈利也参加过战争，虽说他的战场是在德国的后方。我似乎能听到阿拉丁牌煤油炉发出的噗噗声，那是情报部很不情愿地配发的设备，因为国防部装的暖气片供热不足。那声音听着就像是一只冻僵的手在操作无线电发报机。
霍索恩不是一个人来听诺丁汉少校的答复的。老军人把妻子也带来了，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她的长相，因为史迈利在日志上作过记录，他没描述出的部分我早都可以想象出来。
她病怏怏的，身材有点走样，穿着礼拜日最体面的衣服。她别着一枚胸针，样式是她丈夫所在团的徽章。史迈利请她坐下，可是她宁愿挽着丈夫的胳膊。史迈利隔着桌子站在他们对面，就是同一张烧焦发黄的桌子，被流放的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坐在这张桌子后面。我看见他几乎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短粗的手指微微弯曲着贴在裤缝上，这是标准的军人站姿。
他没理会霍索恩太太，而是朝着老军人开了腔，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士官长，我对你根本没什么可说的，明白吗？”
“明白，先生。”
“我从来没听说过你的儿子，明白吗？肯尼思·霍索恩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的同事们也一样。”
“明白，先生。”老人的眼神始终注视着史迈利的头顶上方，就像在阅兵场上一样。但他妻子的双眼却一直严厉地盯着史迈利的眼睛，虽说她发觉要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盯住史迈利的眼睛并不容易。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英国政府的任何部门工作过，不管是秘密部门还是其他部门。他这辈子就是个惯犯。其他什么都没干过。他什么都不是。”
“明白，先生。”
“我坚决否认他曾在皇家情报部门当过秘密间谍。”
“明白，先生。”
“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不会给你任何解释，你以后再也不会见到我，别人也不会在这栋楼里接待你，你明白吗？”
“明白，先生。”
“最后一点，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今天的事，无论你多么为儿子感到骄傲，明白吗？还有其他活着的人必须受到保护，明白吗？”
“是的，先生。我明白，先生。”
史迈利拉开我们桌子的抽屉，拿出那个小小的卡地亚红色珠宝盒，递给老人。“我碰巧在保险柜里找到了这样东西。”他说。
老头看都没看一眼就把小盒递给了妻子。妻子伸出稳稳当当的手指，用力把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对精美的金质袖扣，边缘处装点着一朵并不起眼的英国玫瑰，是手工雕刻而成的，制作极为精湛。她丈夫还是没有去看。也许他不需要再看了，也许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妻子关好盒子，打开磨损的手提包上的搭扣，把盒子放了进去。然后她又“啪”地一声扣好搭扣，声音之大简直像是在给儿子的墓穴合上盖板。我听过录音带，那盘带子很快也要被销毁了。
老人还是一句话都没说。他们离开时自豪极了，都顾不上再理会史迈利。
你会问，那对袖扣到底是怎么回事？史迈利是从哪儿弄到的？我的答案并不是从909房间发黄的记录中找到的，而是来自安恩·史迈利本人。事情非常凑巧，有一天晚上我和她碰巧都受邀去了康沃尔索尔塔什附近的一座非常壮观的城堡。安恩是一个人去的，她的仪态很端庄。梅布尔去参加高尔夫锦标赛了。那时候比尔·海顿的事已经过了很久，但史迈利还是无法容忍安恩接近他。晚宴结束后，客人们三五成群地聊着天，不过安恩一直离我不远，我想她这是想找一找待在史迈利身边的感觉。我有点出于直觉地问她，有没有送过史迈利一对袖扣。安恩独自一人的时候总是最美丽的。
“哦，是那个啊，”她说道，似乎都记不清了，“你说的是他送给老头儿的那对袖扣。”
安恩说，那是她在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送给史迈利的礼物。在她和比尔搞出风流事之后，史迈利觉得应该把这礼物派上更好的用场。
可是，乔治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不明白。
一开始答案似乎非常清楚。这就是史迈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冷酷的老战士原来有一副软心肠。
关于史迈利的许多疑问都是这样——也许是吧。
会不会是因为他想报复安恩？或是为了报复圆场？圆场是史迈利的另一个无情无义的爱人，当时五楼已经将他拒之门外。
渐渐地，我形成了另一个略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我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史迈利本人肯定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聆听着那位老战士的讲述，史迈利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情报部能够真正对真正的人有一点帮助。这一回，神秘的间谍工作总算可以不被用来掩饰无能或是背叛，而是可以让一对老夫妇留住自己的梦想。这一回，史迈利总算可以正视一次情报行动并且信心十足地说，行动取得了成功。
11
“有些讯问啊，”史迈利凝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苗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讯问，而是备受摧残的灵魂在相互交流。”
史迈利说的是他对莫斯科中心代号“卡拉”的间谍大师的盘问，此人向我们投诚就是他促成的。但对我而言，他说的却是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据我所知，史迈利从没听说过弗雷温的事。
告发弗雷温是苏联间谍的信，是在一个星期一的傍晚送到我桌子上的，上个星期五从伦敦西南一区加急寄出。星期一早晨，总部档案室拆开了这封信，当班的档案室副主任在上面标注了“HIP 157阅”几个字。“HIP”这个令人不快的缩略语指的是“讯问处处长”，换言之也就是我本人。在有些人看来，打头的字母“H”应该换成“R”——“你就在讯问处好好安息吧。”当天五点钟，总部的绿色厢式车才在诺森伯兰大道卸下没几封信的邮件包，讯问处对这种姗姗来迟的烦人事往往会置之不理，搁到第二天早晨再说。不过我正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况且手头也没别的事可做，便立刻打开了信封。
两张粉红色的描图纸片和信别在一起，纸片上都用铅笔注了字。总部写给讯问处的字条向来有种对白痴下达指示的意味。一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C.弗雷温即为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外交部译码员……”后面是弗雷温正面议决记录的索引号和个人档案编号，这等于是在大费周章地告诉我，档案中没有任何对此人不利的记录。第二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S.莫德里安即为谢尔盖·莫德里安”，后面又跟着一连串档案索引号，不过我根本没去理会。在苏联处干过五年之后，对我来说谢尔盖·莫德里安就是谢尔盖，其他人对他也同样熟悉：老伙计谢尔盖，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莫斯科中心设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常驻站里配了一大帮工作人员，谢尔盖在其中可是个顶尖人物。
就算我心里还有一点点犹豫，想拖到明天再看信，谢尔盖的名字也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封信里写的也许全都是假话，不过我当时可是在主场。
寄：伦敦西南区唐宁街
外交部安全局局长 收
尊敬的先生，
此信意在让您知悉，外交部译码员C.弗雷温（此人长期、经常接触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最近四年来，一直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