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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来不吹这个。即使他跟她们上了床，也不会到处说。他不是那种人。”
“听说你和本休假时都一起去。你们会到哪儿去玩？”
“特威肯纳姆30。罗德板球场。钓钓鱼。大部分时间我们会跟对方的朋友在一起。”
“哦。”
不知为什么，史迈利的话让我觉得心惊胆战。也许是因为我太担心本了，什么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越来越感觉到，史迈利认为有些事是因我而起，尽管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讲述事件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证据。
“首先是威利斯，”他说道，仿佛我们正在追踪一条模糊难辨的线索，“威利斯是柏林站的站长，他负责全面指挥。接下来是哈格蒂，他是威利斯手下的高级外勤情报官员，也是本的顶头上司。哈格蒂负责塞德尔情报网的日常维护工作。这个网络有十二名情报员——应该说是曾经有——九个男的，三个女的。像这种规模的地下网络，通讯联络部分依靠无线电，部分依靠密写，需要一个最起码人数相当的后方队伍来保障，而且我说的还不包括对情报进行评估和分发。”
“我知道。”
“这我相信，不过我还是得跟你说一遍，”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然后你可以帮我补上漏掉的部分。哈格蒂这个人很强势。他是北爱尔兰人。不当班的时候，他爱喝酒，吵吵闹闹，惹人讨厌。可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个很尽责的情报官员，记忆力超群。你确定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我都告诉过你了。没有。”
我没想要把话说得如此强硬。如果你不断地否认一件事，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个骗子，即使你自己都会动摇，这总有些不可思议。当然，史迈利现在利用的恰恰是这一点，他想让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浮出水面。
“没错，嗯，你确实说过没有，”他说话时还是那么彬彬有礼，“我也确实听到你说没有了。我只想看看有没有帮你回忆起来点什么。”
“没有。”
“哈格蒂和塞德尔是朋友，”他继续说道，语速甚至比刚才还要慢，“就工作性质所能允许的程度而言，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战争期间塞德尔在英国被俘，哈格蒂则是在德国。1944年塞德尔在赛伦塞斯特31附近的一座农庄劳动，当时英国对德国战俘的管理普遍比较宽松，他追求到了一位英国乡村姑娘。战俘营里的警卫会特意给塞德尔在大门外留一辆自行车，车把上还搭着一件军大衣，好让他遮住身上的囚服。第二天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只要他能在自己的床上，警卫就睁只眼闭只眼。塞德尔一直对英国人心存感激。孩子出世的时候，塞德尔的警卫和其他战俘还参加了洗礼仪式。很感人，是不是？英国人最高贵的一面。不过，这个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什么？”
“怎么可能？你说的是一个情报员啊！”
“已经暴露的情报员。是本的人。哈格蒂在德国战俘营里的经历可没那么令人振奋了。我们不说这个。1948年，名义上在管制委员会32工作的哈格蒂在汉诺威的一家酒吧里碰到了塞德尔。哈格蒂招募了塞德尔，又把他派回东德，回到他的故乡莱比锡。从那以后哈格蒂一直指挥着塞德尔。过去十五年来，他们俩的友谊始终是维系柏林站的关键因素。上周塞德尔被捕，当时他已经成了东德外交部的第四号人物。他曾出任东德驻哈瓦那大使。但你从来都没听说过他。谁都没跟你提起过他。本没有。其他人也没有。”
“没有。”我回答时尽可能表现得非常厌倦。
“通常哈格蒂每个月要去一次东柏林，听取塞德尔的情况汇报——在汽车上，安全公寓里，或是公园的长凳上，等等——这是一贯的做法。柏林墙建起来之后，情报传递暂时停止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才小心谨慎地恢复会面。策略是乘一辆四驱车过境——比如军用吉普——安排好一名替身，在合适的时间跳出车外，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回到车上。听起来很危险，也的确危险，但练熟了还挺管用。如果哈格蒂休假或是生病，就不安排见面。几个月前，总部命令哈格蒂把塞德尔介绍给一位继任者。哈格蒂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威利斯掌管柏林站的时间太久，简直把他吹上了天，另外他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不能任由他在“铁幕”后到处晃荡。于是本就被派驻到了柏林。本没沾染过坏毛病，清清白白。哈格蒂亲自向他介绍了情况——我估计介绍得非常详尽。我敢说哈格蒂对本一点都不心慈手软。他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况且成员多达十二人的情报网本来也非常复杂：谁为谁工作，为了什么；谁知道谁的身份；接头人、密码、送信人、掩护身份、暗号、无线电、情报投放点、密写药水、工资、孩子、生日、老婆、情妇，等等。一下子全记住是很困难的。”
“我知道。”
“本告诉你了，对吧？”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他。我下定决心不这么干了。“我们在课程里学过。简直是没完没了。”我说。
“是的。好吧，我想你也学过。问题在于，理论和实际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对不对？本最要好的朋友是谁，除了你之外？”
“我不知道，”他突然转换的问话策略让我心下一惊，“是杰里米吧，我估计。”
“哪个杰里米？”
“杰里米·高尔特。他也在训练班上。”
“女人呢？”
“我跟你说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象。”
“哈格蒂想带着本去东柏林，亲自为他做个介绍，”史迈利接着说道，“五楼不同意。他们正打算断掉哈格蒂和他那些情报员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时派两个人去敌方，本来一个人去就行了。于是哈格蒂在地图上带着本走了一遍接头程序，然后本独自一人去了东柏林。星期三他先演练了一次，踩了踩点。星期四他再次入境，这回是来真的了。他是以合法身份进去的，坐着一辆军官委员会的亨伯车。下午三点，他从查理边防检查站入境，随即在约定地点偷偷溜下了车。他的替身按原定计划坐在车里兜了三个小时。六点十分，本顺利回到车上，晚上六点五十分返回西柏林。边防检查站有他返回时的记录。本让司机把他送到了公寓。整个过程都无懈可击。威利斯和哈格蒂在柏林站总部等着他，可他却从公寓打来了电话。他说已按计划顺利接头，但什么情报也没带回来，他自己倒是发烧了，胃也疼得厉害。他问他们能不能推迟到明天早上再听情况汇报？不幸的是，他们说可以。从那以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他。虽然本说他生了病，电话里听着却很振奋，他们以为他是太激动了。本和你一起时生过病吗？”
“没有。”
“本说，他们那位共同的朋友状态很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等等。显然他在公开电话上也只能说这么多。他的床铺没人睡过，换洗衣服也没带走。没有证据表明本打电话的时候还在公寓里，没有证据表明他被绑架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没被绑架。如果说他想叛逃，为什么不干脆留在东柏林？敌方不可能让本变节之后再放他回来对付我们，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逮捕他的情报网。再说，如果敌方想绑架本，为什么不趁着他在柏林墙那一边的时候动手？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本借助任何常规渠道离开了西柏林——火车、高速公路，或是飞机。监控手段不是很管用，另外正像你说的，本接受过训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说不定他根本没离开柏林。另一方面，我们以为他可能回来找你。别那么吃惊。你是他的朋友，对不对？他最好的朋友？跟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密？小高尔特根本比不上。‘本的铁哥们儿是内德，’他说，‘如果本要找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帮忙，肯定会是内德。’那份证据恐怕也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证据？”
没有意味深长的停顿，没有故作夸张的语气变化，没有任何警示：只有这位亲切的老乔治·史迈利，一如往常地带着歉意。“他的公寓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的，”他说，“信上没有日期，就扔在一个抽屉里。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随手乱写的几句话。他很可能是喝醉了。是封情书，我恐怕得这么说。”他递给我一份复印件让我看，又给我们俩一人倒了一杯威士忌。
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正视当时的难堪。每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幕，我就会不自觉地切换成史迈利的视角。我想象着史迈利处在他的位置上会作何感想。
摆在他面前的情形很容易就能勾勒出来。想象一下吧：一个很努力的见习学员，总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抽着烟斗，当过水兵，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赞成，年纪轻轻却巴不得赶快进入中年，这就是六十年代早期年轻的内德。
但他身后的背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圆场当时处境艰难，深受莫名其妙的挫败的困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情。本的情报员被捕固然很不幸，但在圆场全球范围遭遇的一连串灾难之中，那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件。在日本北部，圆场的一个监听站连同三名成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一夜之间被端掉。我们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情报网都在几个月内相继被破获。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表兄对我们的可信度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还威胁要彻底切断双方之间的特殊纽带。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猜测成了家常便饭，人人自危的心态逐渐产生。任何情况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什么随机事件。即使圆场取得了胜利，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下留情。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牵连的事随处可见。在美国人看来，圆场里头养着的“地鼠”33不仅仅是一只，而是整整一窝，他们狡诈无比，互相抬举着往上爬。让这帮地鼠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虽说这种信仰也够糟糕——而是英国佬之间可怕的同性恋风气。
我看了本的信。只有二十行，没署名，写在情报部没有水印的白色信纸上，只有一面。是本的字迹，但写得歪歪扭扭，没涂改过。没错，他很可能是喝醉了。
信里对我的称呼是“内德亲爱的”。这封信让本的双手爱抚着我的脸颊，让我的嘴唇凑向他的嘴唇。它亲吻着我合上的眼睛，还有我的脖子。感谢上帝，信中涉及肉体的部分到这儿就打住了。
信里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文采。正因为没有这些，它才越发令人震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矫揉造作。它并非来自古代，不是希腊人所写，更不是1920年代34的产物。它是一个男人对同性之爱毫不掩饰的渴求，而我始终都只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好朋友。
可当我看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写下它的人确实是本，真实的本。饱受痛苦煎熬的本坦白道出了我从未意识到的感情，但当我看到信中的述说时，我得承认这些感情是真实的。也许这已经让我成了有罪之人——我的意思是，我毕竟是本渴求的对象，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招惹他，也没有同样地渴求他。他在信上说对不起，然后结束了。我觉得信并不是没写完。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
我把信还给史迈利。他接过信放回口袋，眼神始终没离开我的脸。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意识到而已。”他说。
“我不知道，”我怒气冲冲地又说了一遍，“你到底想让我怎么说？”
你一定得明白史迈利是多么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会唤起怎样的敬意。他在等着我说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耐心有着让你不得不服的巨大力量。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噼里啪啦鼓掌似的雨声随之响起，伦敦的暴雨落在窄巷中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史迈利当时告诉我他能呼风唤雨，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反正在英国你根本看不出来。”我忿忿地说，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只有天知道。“杰克·阿瑟没结婚，对不对？晚上他没地方可去，就跟小伙子们喝酒，一直喝到酒吧关门。然后他还要再喝点。谁也没说杰克·阿瑟是个同性恋。可要是明天有人逮到他和两个伙夫睡在床上，我们就会说这事大家早就知道了。我也会这么说。这种事根本没法解释。”我磕磕巴巴地往下说，说得全然不对，想找到一条出路却徒劳无获。我知道只要一开口辩解就会显得心虚，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辩解下去。
“我说，那封信是在哪儿找到的？”我问道，想重新掌握主动。
“他书桌的抽屉里。我好像已经告诉你了。”
“抽屉是空的？”
“这重要吗？”
“当然，当然重要了！如果信是塞在一堆旧文件里的，那还好说。如果是摆在抽屉里故意要让你们找到，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不定他是被逼着写的。”
“哦，我敢肯定他写信是迫不得已，”史迈利说道，“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在迫使他。他孤独得要命，你知道吗？如果他的生命中除了你再无旁人，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
“那人事组的头儿怎么没看出这明摆着的事？”我说着又气恼起来，“天哪，他们给我们下任命之前盘问了我们多长时间？在我们的朋友、亲戚、老师和导师那儿到处打探情况。他们对本的了解可比我强多了。”
“我们何不假设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没把活干好？他也是人，这是在英国，我们这些人就是个帮派。我们重新开始，先说说失踪的本。给你写信的本。他没有任何亲近的人，除了你之外。至少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可能还有许多人你不认识，不过这并不是你的错。就你所知的情况而言，再没有别人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