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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不是那么相像。
亨克的速度比我快，我的反应总是太慢，回想起那些日子，亨克总是在做着什么——骑着滑板车在路上翻转，从课桌上跳起来，回答问题，而穿着褐黄风衣的校长就站在他的身边——而我在跟上他之前总是要“嗯”一声。我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什么，我总是异想天开，而他却付诸行动。很快，双胞胎女生就知道了我们什么时候要交换，她们并不介意，我们也无所谓，四个人在班上算是扮演着某种角色。
亨克和我穿同样的衣服，头发也是我们乡村的理发师一个接一个理的——“既好看又容易”，每次他都这样跟母亲和我们说，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当我们穿衬衫的时候，亨克总把衬衫的一半耷拉在裤子外面，要不然就是把领子竖起来，头发总是比我的蓬乱（理发的时候他总是会停止吞口水，还没来得及走出理发店的门，就把口水往手上一吐，然后就在头上乱抓一通，也不在乎理发师是否在看着他），他的滑板车总比我的快十英尺。
他似乎——回想过去，总是回想过去——总是非常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我却从来没有头绪。任何事情都是如此。我仍然能看到理发店镜子边上的那瓶白桦洗液，上面还有个橡皮喷雾器，亨克说那玩意儿非常难闻，我不是很确定，但那味道确实有点怪。
我们八岁的时候我才有了自己的卧室（也就是现在父亲住的房间）。我独自睡了三个晚上，第四晚，我悄悄回到原来的卧室，钻进亨克的毯子里。“你在干什么？”他悄声问，没话找话。我没有回答，他翻过身来，我将双脚挤进他的双脚之间，依偎着他。尽管我们断奶已经七年多了，脚上的脂肪层早已消失，但也许就是那个晚上给我留下了模模糊糊的记忆：夏天，我的脚碰到其他人的脚；从下往上看，母亲的脸庞出现在一个柔软、白皙的隆起物之上。她的下巴，尤其是她那微微鼓凸的双眼，并不看着我，而是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稀薄的空气、田野抑或堤坝。
他从不来我的房间。那是个孤独的房间，是个被人遗忘的房间。我早就该搬到楼下去了，父亲体会不到那个房间的孤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双胞胎女生已经搬走了，也没有人认为我们是谁的男朋友，我也不再每天晚上钻进亨克的卧室。有时一星期去一次，有时两次。
窗上结起冰花的时候，我们穿着睡衣，盖上一层又一层的毯子；而天气暖和时，我们就赤裸着身子，只盖一层被单，紧紧贴着对方的身体。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蒙尼肯丹：亨克去农技学校，我上高中。我们一整天都不在一起，但到了下午，我们总是从不同的方向骑车而来，同时将胳膊落在自行车的把手上面，一起迎战风雨。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分享共同的朋友，甚至在十四岁之前，我们一直一起洗淋浴，直到那个星期六的晚上，父亲将我们分开，“一个先洗，一个后洗，”他说。我们跑到母亲那里去抱怨，她后来说：“现在，现在你们已经不再是小男孩了。”那又怎么样？我们这么想着，但没有说出来。祖父祖母听声音都分不清我们两个人。我们依旧穿同样的衣服，没有区分彼此的必要。我们一起去看牙医（哪怕我的龋齿总是比亨克的多），一起在艾瑟尔湖里游泳；在我们作呕，试图把苦苣盘从面前推开的时候，一起被大人敲打后脑勺。在二月那个寒冷的日子，当父亲差一点鼓起勇气开车冲过堤坝时，我们一下子就像暹罗连体双胞胎一样紧紧贴在了一起。那完全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假如父亲真的冒了险，而那冰层虽厚却承受不了汽车的重量，我们很有可能就连为一体淹死了。
夏天，我们一起去看博士曼风车，面对面吊在铁架子上，而羊群就在边上看着我们。黝黑发亮的皮肤、干草和咸咸的汗臭味混杂在一起，而不管我们使多大劲，就是看不到天空的云彩和云雀。我们属于彼此，是拥有同一个身体的两个男孩。
然而，丽特出现了。一九六六年的一月，我去他的卧室想要爬上他的床，可他把我轰了出来。“滚蛋，”他喊。我问他为什么。“白痴，”他说。听到他轻蔑的叹气声，我离开他的卧室，瑟瑟颤抖着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那个晚上天寒地冻，新年的脚步才刚开始，第二天早晨，窗户上结满了霜花。我们成了拥有各自身体的一对双胞胎。
35
农场帮工性格直率，就像他的名字亚普。大大的双手，方方的脸庞，短短的金发，鹰钩鼻，有一颗门牙断了，很是健壮。我总觉得他很老了——我和亨克五岁的时候他就来为父亲干活了，一九六六年秋天，他肯定有三十岁左右了。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算是老了，要是在现在，还算年轻。
亨克和丽特做了那件事（我在门外观看）。六个多月了，亨克一直不让我进他的卧室。我不讨父亲的喜爱（尤其是现在，我成了落单的一个，而且不久就要去阿姆斯特丹学习“高深的词语”）。母亲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我们之间还未结成同盟，她总是避开我的目光）。八月份，天气依旧温暖，金黄色的阳光普照大地，是穿短裤的天气，而我的半个身子都是凉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就像一头牛、一只羊、耙子或鸡舍一样，亚普总在那里，他已经成为农场的一部分，看到我们的时候他总会喊，“嗨，孩子们。”除了滑冰，我们撞见他的时候总是在一起，或许因为我们是农场主的儿子，也或许是因为他不是真的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他总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很少到房子里来，他在帮工住的小屋里喝咖啡吃饭，来的时候他就单身一人，到后来一直如此。起初，亲戚们有时会来看看他，后来也不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新房间的地上。因为那动作不停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迟迟无法入睡，于是便想起了父亲与帮工间之前的那件事。那时，我才意识到亨克当时并不在场，只有父亲、农场帮工和我。躺在窗下，那黑洞洞的锁眼依旧在我眼皮底下晃动，我终于明白了农场帮工为什么总是朝我看：站在父亲身后的就我一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亚普的那间小屋，他一直住在那里。我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到那里去的理由，只是觉得我必须去。一个不是周末的傍晚，我去了。
他打开前门。“嗨，赫尔默！”他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每天都会光顾似的。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上面的几颗纽扣没有扣，露出黝黑的胳膊。父亲通知他已足足四个月了。他一眼就认出是我，我也一点都不感惊讶。我很高兴，亨克绝不会来敲他的门。他穿过小小的门厅来到小小的起居室，我关上前门，起居室的一扇窗户敞开着，是用一根长木板条撑开的，厅中间的茶几上有一堆书，烟灰缸上的一支手工卷烟还在冒烟，边上是一个几乎空的烟袋，我看到上面写着凡·尼尔(1)，是烈度中等的卷烟，烟袋边是一包马斯科特卷烟纸，一台大收音机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指了指椅子，我坐下来，擦擦前额。
“天热，”他说。
“是的，”我答。
在那个夏日的夜晚，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骑车过去了。
“要不要喝一杯？”
“当然。”
“来瓶啤酒？我要来瓶啤酒。”
“可以。”
他站起身，从厨房的一个橱柜里拿来了两瓶啤酒，递了一瓶到我手里，然后又坐了下来。他没有冰箱，但啤酒比我想象的冰多了。他把一只胳膊放在扶手上，双腿夹着那瓶啤酒。几个星期没碰粪肥、油腻的牛皮、柴油和泥土之后，这个农场帮工身上还是很干净的。手工卷制的烟继续在燃烧。
“你在哪里游泳？”他问。
“厄伊特丹附近，”我说。
“我在风暴天堂游泳。”
“风暴天堂？”
“就在堤坝往马尔肯方向去的入口处。”
“哦，是那里。”我呷了一口啤酒，又擦了擦前额。之前他并没有教我游泳，我盯着那堆书，假装在看书脊上的书名，心里却想着，游泳一事，他会如何处理。
他在沙发上不停地动着，原先放在扶手上的那只胳膊现在也放到了腿上，两手松松地握着那瓶啤酒。“怎么啦？”他问，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嘴唇在动，露出不整齐的门牙。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一直盯着那些书。
“是因为你的弟弟吗？”
我点点头，咽了咽口水。
“还有那个女孩？”
“是的，”我说。
天还早，但夏天快要结束了，大部分的光是从敞开的厨房门透进来的。小屋那头的水沟已经开始冒雾气，田野上形成一层薄薄的雾霭。那支卷烟已经燃尽，但一层水平状的烟雾仍然飘在小起居室的上方。他的短发刚好触到那层烟雾的底部。我看了看他，看到了我期望看到的：他回头看着我，神态跟过去一样——那起码是十年前的事了——愤愤地，想要反抗父亲，希望找到一个同盟。他站起身，那烟雾就绕着他的头形成了一个圈。
“跟我来，”他说，声音很轻柔，那些年他一直那样跟大家说话的。
我们同时将啤酒瓶放到茶几上。
也许是因为他买不起，那时候他没有车。我们骑车去风暴天堂，没有去厄伊特丹附近的堤坝。我坐在后座上，转弯的时候我就抓住他，他的脖子上披了条毛巾，两端总是被风从胳膊下吹到后面来，拍打着我的前胸。
“我看到他们了，”我对着他的背说。
“你弟弟和那个女孩？”
“是的。”
他转向堤坝，慢慢地踩着脚蹬子。“我觉得这样也好，”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你的弟弟。”
“当然不是。”
风暴天堂上停泊着几只船。他将自行车放倒在草地上，然后走到不高的防波堤上，四周一个人都没有。他脱掉衣服，小心翼翼地走过几大块玄武岩石，就下水了。他的胳膊和腿黑黝黝的，而肩膀、后背和臀部却要多白有多白，像个自行车赛车手。我之前只见过亨克的裸体，而眼前的这个裸体要大得多，非常陌生，不是那种我可以轻易塑造成的体型。河水刚没过膝盖，他就一头扎进水里，“快来呀，”他大声叫着。我也将衣服脱掉了，我并不确切明白他说的“你不是你弟弟”是什么意思。他看着我笨拙地爬过那几大块玄武岩石，然后开始游泳：绕着矮矮的防波堤来回地游，一条船上有个人举手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我第一次问自己：亚普经常一个人游泳呢，还是会和这一带其他的农场帮工一起活动？我很尴尬，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一起出来活动，第一次觉得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个农场帮工。喝过那瓶啤酒后，我还觉得有一点头晕。他游得真棒，手划几下就一下游到了我前面将近二十码的地方。“把手指并拢，”他说。我把手指并拢了。“别忘了蹬腿，”我在水里使劲蹬腿。“尽量将头埋在水里，侧到一边换气，”我试了试，呛了一口水。我觉得自己已经学会游泳了，但他不这么认为，教我游泳的过程中他并没有用手抓住我的身体，也许因为不太方便，也可能因为我不再是那个他教滑冰的小男孩了。
他已经开始擦身上的水了，我这才从水里出来，在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滑了一跤，我是往前扑倒的，有足够的时间伸出手来保护自己，但还是重重地跪了下去。亚普忍不住笑了，我爬起来，穿过草地向他走去，他说，“你流血了。”我看了看右膝盖，我是觉得那里热乎乎的，此刻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环顾四周，弯下腰在那堆衣服中找到自己的内裤，把我的膝盖包扎好，然后把毛巾递给我。“把身子擦干，”他说。“回家后我再用绷带给你包扎一下。”
他让我在椅子上坐下就上楼了。我听到他在到处翻东西，最后拎下来一个急救箱。急救箱很大，上面有个带把手的圆盖。他在椅子边上跪下来，小心翼翼地将内裤揭掉，从箱子里拿出一瓶碘酒。到家了，我心里想着，同时咬紧了牙齿。他用一大块纱布把我的膝盖裹起来，然后又用易理妥褪疤贴(2)将它黏住，伤口包扎好了。收音机还轻轻地播放着某种爵士乐。我告诉自己，勇敢点。厨房的窗户敞开着，小屋的后面传来某只绵羊发出的阵阵干咳。他站起身来，用手在我的湿发上抚弄几下，就像一个乡村老医生在安慰一个不适的孩子。“再来瓶啤酒怎么样？”他问。“压压惊？”
“好的，”我说。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像傍晚时候那样，再次面对面坐了下来，一人抱一瓶啤酒。亚普给自己卷了支烟，静静地抽着。一辆汽车开过去了。外面一片宁静，远处的汽车换低档爬上堤坝的声音都能听到。喝完啤酒后，我站了起来，说：“我走了。”
亚普也站了起来。“我也不清楚双胞胎该是什么样，”他说。“但我知道最终总是要分开的。”
我还是不太舒服，但比一小时之前好多了。他陪我游泳，慢悠悠地抽烟，给我包扎膝盖，跟我一样把啤酒送到嘴边。现在，他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农场帮工了。我点点头。
“最好是平等对待，”他说。
我再次点点头，感觉自己的下唇开始颤抖。他朝我走过来，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总会来的，”他说。也许，一辈子也就那么一回，你会亲亲祖父的嘴唇，那就是在祖母去世之后；现在，他就那样亲了亲我，好让我的嘴唇不再颤抖。“该来的，总会来的，”他重复了一遍，轻轻地推着我朝前门走。那条沾血的内裤还在地上，在我刚才坐的那把椅子旁边。
母亲和亨克在厨房里，桌上的灯已经点亮。
“发生了什么事？”母亲问。
“摔倒了，”我说。
“谁给你包扎成那样的？”她已经跪下来，要把绷带解开，再更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