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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似乎她认识她已有多年。
“呃嗯，”我沉吟着。
“你会这么做的吧？”
“我得再好好考虑考虑。”
“她也会过来，住在这里吧？”她竭力让这话听起来显得很随意。
“应该不会的吧？”我说。
“我这是在问你呢。”
“不会，我估计她不会来，她也没有提过这样的事。”
阿达回头看了一眼电子钟。她站起身。“我得走了，去足球队接孩子。”
“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不是已经离开啦？”
她看了我一眼，有点摸不着头脑。
“亚尔诺·科佩？他是不是已经走了？”
“噢，亚尔诺·科佩。没错，他已经走了。”
我陪着她一起穿过炊具室。
“她当时一定非常爱你的弟弟，”说着，阿达打开了通往挤奶间的门。
“你是说，她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亨克？”
“是的。”
“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名字。”
“再见，赫尔默。请代我问候你父亲，好吗？”
“好的。”
我看着她从贮奶柜旁边走过，出了挤奶间。她后背的模样显出一点老态，这一点，我以前却从未注意到。
我来到父亲的卧室，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阿达向他问好，随后就着手处理他的那一摊子事。我先让他在马桶上坐好，然后问他，他想在什么时候刮胡子，是淋浴前还是淋浴后。他说在淋浴之前，还说他要自己动手。我把挂在门厅里墙上的那面小镜子取下来，搁在水池上面，这样他只要坐在塑料凳子上就能看到自己。他花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两只手不住地颤抖，很难做到在把折叠器稳稳地搁在脖子上的同时拉动剃须刀。身子洗过之后，我又往他的头发上挤了一大团洗发香波。全部洗干净之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在凳子上坐一会儿。他说可以，但是两手必须紧紧地抓住膝盖，后背必须紧贴在瓷砖墙壁上。我上楼去，撤走床上的被褥，换上干净的床单和枕套。我发觉自己在一边忙乎一边吹着口哨。下楼前，我走到窗边去看那只冠鸦。“行啦，你就看个够吧，”我说，我发现它的眼睛正盯着我。不一会儿，父亲回到了床上，他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散发出一股清新味。
“我想吃几片法式烤面包，”他说。
“你躺在床上是不是时常会翻翻身？”
“翻身？我为什么要翻身？”
“如果一直就那样仰躺在床上，你会长褥疮的；一旦长了褥疮，你就得去医院；一旦进了医院，那就得了，再也别想回家。”
“是吗？”
“是的。”
“在皮尔默伦德吗？”
“皮尔默伦德的什么？”
“皮尔默伦德的医院。”
“你想去吗？”
“胡说，”说着，他闭上了眼睛。
但是，还没等我把门关上，就听到新铺的床单发出轻微的窸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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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耶诺德（Feyenoord），荷兰足球俱乐部，一九〇八年七月十九日成立，位于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以该市南部的费耶诺德区为名。与阿贾克斯和埃因霍温并称荷兰足球三巨头，垄断荷兰足坛近四十年。
25
我是最后一个范·沃德伦，说来也怪，我居然会对此那么的在意。我既无妻子，也没孩子，只有一个日渐衰弱的父亲，何况，他也从未在我面前谈起过家庭，因此，我也就从未想到自己会对血缘、亲人这类东西想得太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农场？我们的农场？这些我原本希望躲得远远的房屋、牲畜及土地，这些我当初迫不得已接受的东西，难道它们竟不知不觉融入了我的身体和血液？
从前，驴子围场的旁边有一间小屋，那是准备给亨克和丽特结婚时做新房用的。首先，农场帮工必须搬走；以后，亨克和丽特会有孩子，小家庭的成员会越来越多；最后，小屋里住不下了，他们一家就会搬到农庄的主屋里来。一切都已预先规划好了：在母亲的心里，她已经给那间小屋配置了家用物品。帮工被辞退后，父母把小屋出租给从阿姆斯特丹城里来的人，这些人只在周末和度假时才来住。我年过三十之后，父亲决定卖掉小屋，但母亲不同意。“谁也说不准的，”说着，她还朝我这边瞥了一眼。一九八七年秋季，一个星期天的夜里，从城里过来的人刚刚度完周末，小屋就起火烧毁了，那件事发生在母亲去世前大约八个月的时候。现在，每当春天，看到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开出的那一朵灿烂的木兰花，我都会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还剩一面边墙没有完全倒塌，但估计也不会长久了。
林业委员会想要买下这块地。
我有点后悔不该把旧床架扔到新年的篝火上。“又来买床啦？”昨天，我去床铺店买一张廉价的松木床，那个笑容可掬的销售员这样问我。“是啊，”我答道，“又来买床了。”需不需要配个床垫？不，我不需要床垫。来到另外的那家店里，接待我的不是原先那个扎黑辫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个年纪略大、倦容满面、无精打采的女店员。我买了一床单人羽绒被、两个羽绒被被罩外加两床相应尺码的白色床单，所有的都是减价商品。至于颜色或图案，我一概未加考虑。我对买到手的东西感到很满意。随后，我又去熏肉店买了一磅烟熏鳗鱼。我把床放进车里，床的一头从副驾驶旁边的车窗伸出去，另一头从后座左边的车窗伸出去。回家的路上，我的车开得尽量平缓，既不突然加速也不猛踩刹车。
开始干活前，我先打开窗户，又在蓝色的地毯上铺了一层报纸。事先，我还把厨房里的晶体管收音机搬到了楼上。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这还真是不错。夏天，在屋外粉刷的时候，我总是把收音机调到播报“环法自行车赛”(1)的那个台。我不在乎谁赢谁输，我只是想听电台里的实况报道。我先从天花板开始干起。天花板本来就是白色的，所以只需刷一遍涂料就可以了。墙纸上有图案，是典型的六十年代的那一类图案。一辆液罐车在雷韦克(2)附近侧翻，四个穿黄色工作服的人在清理撒石灰；建议附近的居民关闭家里所有的门窗。涂料很快就干了，随着涂料渐渐变干，墙纸上的图案越变越淡。原本，我只打算把墙壁和天花板粉刷一下，可是，活儿一旦开始干起来，我又发觉窗户的木框显得太亮，看着很别扭。六六民主党(3)的发言人特姆·德·赫拉夫正在解释首相直接选举有什么益处。“他们会给我们选出一个长着漂亮屁股的首相吗？”记者发问。这问题并没有让德·赫拉夫感到难堪。“只有记者才会把漂亮的屁股挂在嘴上，”他答道。我看着收音机，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居然是这样的对话。白色的房门光亮平滑。第一遍涂料上完后，我朝库房走去，我要去拿放在骷髅橱柜里的那种蓝灰色底漆。底漆罐一拎到手里，我就判断出，里面的漆足够我把房门和窗户都刷上一遍。我拿起那罐底漆、一张砂纸和一把刷子，重新回到楼上，开始非常仔细地用砂纸把木构件的表面磨光。油漆还没干。印度尼西亚的语言中原本也许并没有“溜冰”一词，但是，在雅加达的某个购物中心里，人们正在一个室内人工溜冰场溜冰。印尼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迹象，但是民众依然表示，他们再也无法容忍梅加瓦蒂(4)总统。底漆上完后，我又给墙壁刷了一层白色的涂料。涂料辊所经之处，壁纸的图案再次显现出来。今天晚上，我还得再过来看一看，我必须确保这第二层涂料能把图案完全盖住。目前，全国各地均有零星阵雨，之后，降雨带将由西向东推进。明天多云，午后起逐渐放晴。
我打开亨克房间里的电灯，把挡住去路的一些破旧杂物挪到边上，到里头去拿床头柜。我端起床头柜，把它拿到新房间，也给它上了一点底漆。随后，我顺便去父亲那里看一眼。
他嗅嗅鼻子，问：“你在粉刷？”
“是啊。”
“这次是哪个房间？”
“那个新房间。”
“为什么？”
“给新来的帮工住。”
“什么？帮工？”
“对呀。我没跟你提起过吗？”
“我一直躺在这儿，谁也没来跟我说过任何事情。”
“我跟你说过的，是你忘了。”
“我什么都不会忘，从来不忘。”
“随你怎么说吧。我买了鳗鱼，一会儿你要不要吃一点？”
“味道鲜美，”说着，他咧开嘴笑了。依然让人受不了，但不像往常那么糟糕。
晚上，我洗了个淋浴，洗了好长时间。我要让自己浑身湿透：暖洋洋、湿漉漉。我甚至不愿去想是否该把身子擦干。新房间的墙壁已经粉刷完毕，六十年代的图案彻底消失了。明天上午的任务：威卢克斯窗、房门和床头柜。明天晚上，我要把新买的床拼装好，然后把我以前用的旧床垫放在新床上，再把床头柜摆在床边。我发现手指尖已经被泡得起了皱，于是关上了水龙头。我快速擦干身子，快步穿过炊具室。我站在壁炉前，对着大镜子梳理头发。壁炉里的火苗暖暖的，我的大腿和小腹烤得暖暖的。我转动旋钮，把温度从四档调低到一档，随即向卧室门口走去。
呱啦——，我听到外面传来这样的叫声。接着，又是四声。卧室的门，我没有关。钻进被窝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还没上床的那条腿在微微颤抖。我平躺下来用心地听，我竖起了耳朵，耳朵里却只有一片寂静。对于那只冠鸦来说，叫上五声，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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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雷韦克（Reeuwijk），荷兰一地名。
(4) 梅加瓦蒂（Megawati，1947年1月23日～），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第二个孩子、长女，印尼第五任总统（2001年7月23日～2004年10月20日）。
26
现在是上午十点三十分。乌云低垂，雨水从云层中落下来。跟往常一样，天气预报又报错了。厨房的灯亮着，灯光照射到前院里的歪脖子白蜡树上。冠鸦蜷缩在树枝上，不时地竖起羽毛，但并不展开翅膀，这时的冠鸦看上去就像一只在院子的水坑里洗澡戏水的麻雀。一只体形巨大的麻雀。我等待着。报纸就铺在我面前的餐桌上，但我无心读报。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电子钟发出嗡嗡的响声；面前的杯子里还剩下几口凉了的咖啡，楼上鸦雀无声。不仅楼上鸦雀无声，四处都鸦雀无声，雨水轻轻敲打着窗台；被雨水淋湿的公路上，空无一人。我孤独一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偎倚靠的亲人。
一九六三年二月，父亲开车在古沃海(1)的冰面上兜圈子，我和亨克并排坐在后座上。“一辈子难得这么一回，”父亲轻轻地笑着。我和亨克都紧贴着自己那一侧的车窗，两人之间离得很开。母亲留在蒙尼肯丹；她吓坏了。我们回到港口时，看到母亲在原地等着我们。她仍旧站在我们离开时她站着的那个地点，睫毛上挂满了一粒粒细小的冰珠。转到第三还是第四圈的时候，父亲在堤道的尽头把方向往右而不是往左打。开出去大约五十码的样子，他踩了刹车。那堤道，看上去就像是当初在建造从马尔肯到福伦丹(2)的堤坝时，由于疏忽遗忘，施工人员最终没有把工程做完，致使这个小岛与小镇之间永远都没能连通起来。父亲的身子趴到方向盘上方，去看堤道的尽头，这里就是通往艾瑟尔湖的大门。他叹了口气。天上有太阳，那个漫长的冬季似乎一直都不缺太阳。雪花在冰面上缓慢地移动，如同在潮湿的沙滩上缓慢移动的沙粒。我和亨克根本不必互相对视就已在同一瞬间意识到父亲接下来要做什么了。我俩立即离开各自的窗口，往后座的中间朝对方靠拢。那时，我们十五岁。从后视镜中，我们看到一辆车从身边开过，但没有听到车子开过的声音。父亲又叹了一口气。汽车的引擎没有一点响声，已经熄火。“冰层足有二英尺半那么厚，”刚才，港口有个人对父亲这样说的。那么厚，厚得难以想象。父亲用手粗略地比划着测算一下，然后鼓起了勇气。二英尺半，那么厚的冰层，卡车开上去都不会有问题。现在，何止是没有一丝声响，这种安静太可怕了。堤坝的那一边冰层有多厚，父亲不知道。他坐在那儿不住地叹气，我们俩在后座上越靠越紧，最后，我们身子的一侧从肩膀直到脚跟都紧紧地贴在了一起，看似一对暹罗连体双胞胎。如果父亲有足够的勇气去冒险，我们也会像男子汉一样，毫不畏惧默默地面对。终于，父亲开始发动汽车，尝试了四五次之后，发动机才不再空转。我对自己的皮肤、自己的肌肉和自己的骨头全无感觉。父亲完全可以先挂头档，但是他却在倒车，非常缓慢地倒车，似乎他是希望留出足够的时间，以备他随时改变主意。我和亨克眼看着车轮边上的那四小堆雪慢慢变小了。之后，父亲以最快的速度转了第四或者第五圈，途中，车子时而打滑。有一刻，只是非常短暂的一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