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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采用小数点后不多于4位数的税率。小数点后位数的增加，既不能因县志编纂者的呼吁而停止，也不可能因皇帝的法令而消失。因为，它是基本税收结构多样性、复杂性的直接后果。
复杂性的原因
在16世纪晚期那些正在施行的税收方式中，顺德县的税收方式绝不是最复杂的，当然它也不是最简单的。因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税制方面的特殊问题，所以不可能引用一个典型的个案。但绝大多数复杂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结果可能不同，但起因却都是相似的。顺德县的税收管理，已经被描述得相当清晰，因为它的县志已经通过更多的解释方式，逐步得出了征税的比率。
在导致税收结构诸多复杂因素中，农耕方式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种植水稻，尤其是涉及到梯田种植时，它对田主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了耕地的分割。对不同坡度的稻田进行的灌溉，因地貌不同而显得更加复杂，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耕作。何良俊曾认为，在他的家乡，属于南直隶的华亭县，一对夫妇只能耕田5亩至25亩，这种情况在许多南方省份中肯定也适用〔17〕。这导致了将耕地分成很多小块，有时甚至考虑不到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何良俊还进一步证实，一个民户可能拥有二十块分散于各处的小块土地，而这些小块土地的总税额，则在0.1—0.2两白银之间变动〔18〕。
大约在1525年，浙江省嘉善县的每个里的纳税面积，被记载为“不下3000亩”〔19〕。当它与110个纳税户相除时，意味着平均每户拥有的土地，包括山地和池塘，接近于30亩，或者说略少于5英亩。当时，一些小块的土地被进一步分成更小部分的做法是很普遍的。有时，为了出售或典当，甚至有将一亩土地分成很多块的情况。傅衣凌最有揭示性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许多实际的例子。在福建省永安县的小村庄里，发现了这种自16世纪以来，小块土地因出售、典当协议及家庭契约而产权变动的情况〔20〕。傅衣凌所举的例子很小，因为他所用材料的类型，肯定是非常少的，而且从来没有被传统史家视为可信的资料。韦庆远引用的1644年南直隶祁门县一户的清册供单，也有相似的意味。这个纳税户，总共有不少于32亩的土地，其中包括分散于4个不同村庄的8块土地〔21〕。事实上，此类记载能不时被发现，表明了在明代后期，地主在各地拥有小范围的田产，绝不罕见。对耕地产权的分割，还可以从1566年版的南直隶《徽州府志》及1572年版的浙江《会稽志》得到进一步证实〔22〕。
这种局面对税收管理形成了一个双重问题。税收法规必须同时应付众多的小土地所有者、少量的中等田主和大田主。为了照顾到小的纳税户，税率不得不固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回旋余地受到限制，而且增加附加税也必须非常谨慎。原则上，大土地所有者承应重役，但田土产权分布的零星性，又使得富户很容易以不同名字分开登记不同土地，以此方式来逃避过重的支出。顺德县的税收方法显示出突破此两难局面的尝试，它抛开了分等级的“丁”并让所有的壮年男子按统一的标准纳税，通过采用抽象的“丁”和将十余项附加税附在基本税额之上的方式进行征收，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平均税收负担。如果中等田主和大地主的所有地产合并到一起，绝大多数复杂性无疑会被消除。如果那样的话，较重的税率就能直接加征到这些富户头上。
田赋的评估单位亩很小，但支付单位却过大。与唐宋时代以铜钱为财政单位不同，明代从来没有发展起一套有效的货币体系（第二章第四节）。问题在于，当税收中使用没有铸成银钱的白银时，即使是这种贵金属的最小重量，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也是太重了些。在16世纪中国的南方和中原地区，0.6两白银差不多是一石稻米的正常价格。即使是基本税额被简化到每亩0.03石粮食，计算成白银也要到千分之一两，而对基本支付的附加税也不能固定为一个总的比率。相反，每项都有一个单独的比率；例如在顺德，均徭是按每石民米0.1403两白银的比率征收〔23〕。实际上，没有哪位纳税户以整石交纳民米，而多为1石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折银更小。就技术角度而言，如果一开始就将多项附加税率固定，那么将这些附加税合并为一个较大的部分是很容易的。而附加税的随后合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如顺德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几项役银都代表着不同的开支。税收中侧面收受的存在，使得合并这些收入变得极端困难。帝国中央政府没有建立起区域性的银库，省级官员也没有建立起集中管理的银库，即使白银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赋税征收，由于没有通过银行技巧来处理公共基金，现金的流动就不得不遵循以前的程序，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或者从帝国一端到另一端的许多商品输纳只不过是被等价的白银输纳所取代罢了。认为使用白银是财政管理上的一个重大改进的想法，没有什么实质的理论意义，它不过是类似于在不同的乐器上演奏同一种曲调罢了。
只要中央政府不修改总的财政方法，它就不会放松对地方行政管理的控制。地方的税收不断地为各级政府提供经费，不仅每项账目都有各自的额度，而且还必须足额征收，既不能超额，也不能短缺。此外，税收解运人与解纳期限也有不同。按何良俊的说法，一直到16世纪中期，乡村各种不同款项的征收也是由不同的人经手。由于收税是如此的缺乏整体性，以至于村民每隔几天就会碰到征租索钱之吏〔24〕。因此，地方官员感到不管有无上级政府的法令许可，都有必要进行一些基本的改革。
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役不仅仅分别摊入田赋之中。它们也源于其他税收，依照同样的税收计算原则而部分或全部地进行征收。顺德县征收均平银是为了取代对一定数量的里甲物资征索，以及原则上取代里甲正役。均徭银取代了力役。民壮起初也来自于里甲。因此，这三种征收都是按“丁”征收。考虑到该县税收水平很低，危害还不会太大。如果所说的差徭已经取消，而整个财政负担也合并到田赋之中，过分简化的益处也是可以取得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原则上，必须坚持所有的丁都有为国家服役的义务，不管他们有无财产。废除这项原则就将会损害帝国的统一性。将丁作为税收单位的好处是，如果纳税人不付钱，他们也可以被召集起来亲自服役。这就是为什么上面只提到了三种征收办法，保留了一些人头税特征。然而，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仅仅作为一项人头税，大部分负担都是摊于田土之中。税收结构不能取得所期待的简化，是因为它服务于多种原则和多种目的。
将官米保留为一项财政名目，是传统的强烈影响的又一个例子。16世纪很多省直的官田已经完全流失（第三章第二节）。这能从包括顺德等在内的一系列地区看出来〔25〕。但也仍然有一些州县宣称在当地仍然保有这项田土〔26〕。由于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查，只要地方官府根据确定的份额继续上交官米，帝国政府就只好不追问细节。尽管如此，它还没有决定把取消官田作为一项基本政策。结果是绝大多数的州县，都将官米保留为一项独立的统计款项。江西省的官田可能在16世纪中期以前就没有了〔27〕，但在1610年的全省统计上，仍然保留了此项收入，即征收官米657274石和民米1871519石〔28〕。因此，并不仅仅是在顺德，其他地区也有假想的官米的存在。
然而，实际上，通过地方官员的机智，那些已不存在的财政项目，仍能被利用起来服务于特定的目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其目的是将其与金花银征收联系起来。从1436年起，大约400万石粮食的田赋，已经按照每石0.25两白银的比例，永久地折纳成白银。这项收入落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第二章第一节）。顺德分担这项金花银的数量大约为4000两白银。从1585年起，以官米名义征收的款项作为金花银解运京师〔29〕。当官米不够时，则挪用部分民米，以维持平衡。官米的改折，由地方官员确定为每石0.2653两白银，实际上代表了金花银基本折纳比例并加上接近于6%的一小部分加耗。由当地的所有纳税户负担官米的损失是不合理的，但通过这种分配，命令的强制性被有利的折纳比率缓和了。地方官员可以宣称，一定数量的粮食仍然作为官米来征收；同时，通过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项目来征收，以确保有足够的收入来完成金花银。金花银运抵京城后，是被单独管理的。对于每个纳税户而言，他们都被同时指派了不同的官米和民米额，对于以后进行额外加耗也很方便。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官米是基于田土面积而民米是基于粮食收入而征收的。
顺德县的税收结构看上去显得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其原因是县志在列出税率后，又给出了精确的计算方法。这种细节通常要被其他地方的官方出版物省略掉。
然而，省略这类计算方法决不意味着其税收结构简单。正如一个现代的会计在计算顾客的所得税时，是由自己处理技术细节以简化税收程序，同样的，其他州县没有出版税收计算方法，但可以从它们税率中的小数点中觉察得出来。
交错补给线在帝国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网络，这是税收改革的另一个实质性障碍。其不仅难于梳理也难于了解。供应首都的土贡，就明显地造成了很多地方的税收项目复杂化。因为原则上，要从公共税额中拿出一定数额用以补偿这项费用。1590年，南直隶的上海县被要求向太医院上交12两白银以替代当地应交的药材。在理论上，这项支出与其他几项一样，依然是分配到每个纳税人以及该地区的每亩纳税土地之中〔30〕。
通过对比可知，顺德的情况还稍好一些。因为相较湖广、浙江和南直隶的其他各县，它上纳京师供应很少，也没有被要求去长途解运它的税粮，更没有被要求像北方的州县那样，提供官马的马差（第三章第二节）。除开丧失的官田，顺德的土地占有与使用情况也较为简单，从来没有产生像福建和江西那样复杂的土地租佃关系（第四章第二节）。
这些复杂性是随后一些章节的主题。这里首先进行一个大致的观察，即绝大多数的复杂性都有一个长期形成的历史渊源。马差始于洪武皇帝的法令。大运河缺乏中央财政的支持，导致了对税粮运输不同的和额外的加耗，这是起源于永乐时期。第一个永久性的税粮改折方案发生于1436年，起初它只是想解决一个临时性问题而把比例固定，并没有考虑到它会对将来的管理产生什么影响。税收收入的侧面收受，是明王朝缔造者的基本政策。一个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实是，到了16世纪晚期，明王朝的基本田赋结构变得过于复杂，已经无法再进行彻底的简化。任何深层次的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管理的完全崩溃。
然而，税收体系是一个整体，如果白银能正式被宣布为国家财政标准，而余下的实物税收能够被通行改折为白银，那它就仍会有一些存在的合理性。1572年，浙江会稽县的田赋以银征收的部分，占全部财政收入的82%〔31〕。1591年，山西临汾县，95%的田赋用白银来支付〔32〕。1585年，广东顺德县的田赋及其加耗，已经百分之百地彻底用银征收了。即使是在16世纪晚期，运送到京师的漕粮，也只有大约250万石粮食，不到帝国田赋总额的10%（第七章第一节）。然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以粮食石数作为基本财政单位的方式。
没有采取以白银作为标准和完全改折，是有许多原因的。改革会损害掌管内府库太监的利益。如果以白银来作预算，朝廷自身也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在现存体制下，它依靠以粮食作为财政单位，在一些地区内可以随意伸缩。可以按照喜好，确定更低或更高的折纳比率，并且强制要求地方坐办各种物资，而不考虑和当地物价的关系。此外，全国各个地区的粮食价格和白银供应量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即使绝大多数困难能够被即时解决，对体制任何有意义的重建，都需要有一个不同的国家管理观念，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整个帝国的结构。宣布以白银来作为国家标准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户部在各省建立地方性的银库将会导致中央收入与地方收入相分离。加强省一级后勤保障能力将会要求增加工作人员和行政预算。完全取消实物税和强制性徭役，必将会要求提高正税征收水平，要求用可调节的预算来替代定额税收体制，并要对乡村地区实施更有效的控制。不用说，明后期的政府既无能力亦无雄心去进行这样一项根本性的变革。即使是到19世纪晚期，清代的改革家们也无法完成这一变革。
因此，16世纪的税收结构包含了许多因素，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源于更早的先例。早期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