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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的省军。[52]
一般说来，中央军干部的素质较佳，虽然至抗战后期时，“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以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53]但是仍要较地方部队“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为强。[54]如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的方式训练士兵。台儿庄之役，卢汉的云南部队即因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则直至抗战后期仍未采用疏开队形。[55]又如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为滇军部队，由于云南民性蛮勇强悍，因此士兵每多善战，但是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修养，能够称职者不多，绝大多数均为有勇无谋，顾虑欠周。因此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长于攻而不长于守，有冲劲而无耐性；在无后顾之忧的状况下，对单纯的阵地攻防战，尚能应付；如要求灵活运用，制敌先机，则难以胜任。[56]
国军各部队素质和装备的好坏，和其战斗力的高低并不完全一致。抗战前期，装备和训练最优良的中央核心部队，在上海会战中表现优异，在其他的各战役中，中央军虽有个别单位的英勇事迹，但是整体而论，表现平平。至抗战后期，派遣至印缅战场的远征军由于有最新式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及优秀的指挥，因此也有优异的表现。在地方部队中，广西部队及部分西北军的部队表现十分出色，临沂、台儿庄、徐州各战役最为人所熟知，即使是装备简陋的一些地方部队，也曾有良好的表现。可见战斗力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士兵的爱国情操和指挥官的能力、决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57]
抗战时期，影响中、下级军官（无论是隶属中央或地方部队）素质最重要的因素，即为所受的教育。如前所述，战时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教育品质下降，更重要的是，军校所教的，全是现代化、标准化的知识与配备，但是学生毕业后到了部队，却发现军中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许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旧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58]。因此，在学校所学常感无用武之地，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
其次，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一如高级军官，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于分内以外的工作。以连长为例，在其他的先进国家，一个连长仅需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其他的杂事一概不需过问，但是在中国则不同。连长除了训练、指挥士兵作战外，尚得兼管各项杂务，其中最令人烦恼的即为经理、病兵和逃兵。在经理方面，由于补给部门并非独立，连长之下虽有特务长辅佐，但是仍需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计划柴米油盐、经费、弹药、装备等。[59]病兵和逃兵更是所有下级军官共同的梦魇。战时一位驻扎于滇南的十四师排长，即曾有以下的回忆：
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60]
除了各种杂务外，令中、下级军官烦恼之处还包括和上级或其他机关打交道，尤其是“对有关之机关，接洽金钱、物品之事务，更是痛苦万端，心如刀割。部门繁多，头头是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周流六合，均需应付裕如，最低限亦需立侍左右，强为欢笑，受官腔直如便饭，承官架何啻牛马。对起码科员、收发之类应如此，股长、科长以及一切长更为低下”[61]。这些人职位虽低，但是也不能得罪，因为他们如果要帮你，可以头头是道；如果要整你，也会花样百出。一位军界人士即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盖科员以上的人员，随时均可将急如星火之公文掷入字篓或厕所中，再不然稍“买账”者，或不谙事实，或不明法理，不辨轻重缓急，一视同仁，沉着应战，此诿彼拖，如由死门入八阵图中。更不然，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稍有不合，即万劫不复。且一事非一机关、一部门所能办了，每一机关、每一部门，类皆如此。[62]
一个中、下级军官，除了正常的训练、作战外，还有那么多事要操心，怎能一一都照顾周到？即使有能力，常常也无从发挥。因此战时一位在华停留多年的美军军官，即曾指出：国军军官“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63]中央军校出身的史家黄仁宇，也认为当时“如果让我们到英国、法国去带兵，保证个个都是一流的军官”。[64]
三 士兵
战前士兵的教育程度，迄今尚未发现较为详尽的统计数字，一般的印象是大多为文盲。社会学家陶孟和曾于1929年调查山西第三编遣区警卫旅的946位士兵，结果发现能自己写信者占13%，其余均未曾识字读书，或曾读书而不能写信。[65]不过1938年8月，冯玉祥在湖南益阳检阅长岳师管区第三补充团，发现新兵识字者竟达八成左右。[66]抗战时期，所征兵的质量日益低下。根据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67]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结果发现文盲占97%，至于那些2%—3%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做文书上士。[68]1941年，据第十四师排长黄仁宇的观察，“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69]。一般的部队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2—3星期，认米突（米的旧称，编辑注）尺需2—3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2—3星期，要教会射击，则往往需2—3个月。[70]抗战后期，有些部队曾对士兵的教育程度加以统计，但是数字的可信度颇有问题，如以下两种统计中有关文盲的比例，即有相当大的不同。
表1-9所举荣誉第二师，系由康复伤兵所组成的部队，其中老兵较多，因此识字者也较多，应是造成文盲比例较十四军为少的原因之一。
表1-9 抗战时期士兵教育程度统计
* 指能识五百单字表者。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陆军第十四司令部，1946，第214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陆军第二师政治部，1946，附表。
各部队士兵的知识程度虽有不同，但是均面临逃兵的相同问题。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71]
1944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经检验合格者，总数达125 500人，唯因战事及交通运输关系，实际报到入营者不及100 000人。学历程度计专科以上占10%，高中以上占23％，初中占60%，小学占7%，[72]对于军人形象的提升，助益颇大。
在经济背景方面，由于士兵的社会地位低落，所以战前入伍当兵者，多为贫困人家的子弟，[73]平常人家如有子弟当兵，常会被讥为“没出息”，因此许多年轻人从军，事前均不能让家人知道；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将女儿许配给军人。[74]战前虽然实施普遍的征兵制，但是由于有知识、有钱、有地位者，可以逃避兵役，[75]以致各地征送的壮丁，多为贫者、愚者和弱者。至于士兵家庭的职业，试将搜集所得资料列举如下。
表1-10所列前两种统计数字颇为一致——出身农家者约占80％，与整个社会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接近。[76]至于荣誉第二师士兵出身农家者较少，或许是由于原务农的士兵受伤后，离开部队返乡者较多所致。
表1-10 国民政府时期士兵家庭职业统计表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9页；《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4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附表。
军界人士多认为出身农家的士兵，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各种美德，[77]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78]战时在华的外国人士，也多有类似的观察，如史迪威1942年5月26日呈蒋介石文中，即指国军“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惯于吃苦，服从领导”。[79]7月7日在对华广播中对于国军士兵，更是称道有加：
对我而言，中国人的伟大——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无怨无悔的忠诚、他们的认真、他们的艰苦卓绝——由中国士兵身上最可看出。他备尝艰苦而不掉一滴眼泪；上级带他到那里，他就跟着去，毫无迟疑；在他简单而率直的心灵中，从未想过他作的不是英雄作的事。他要求的很少，而永远都准备付出所有。[80]
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也相信，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81]
不幸的是，抗战期间军中的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体格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派送1 800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200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65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30人，最后只有105人被录取。[82]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在年龄方面，根据现有的少数资料显示，国民政府时期的士兵，大多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如1932年时，第十九路军教导队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4岁。[83]以上两份较为详细的数字资料则显示，国军士兵中30岁以下者占90%左右，其中尤以20—25岁者最多。
表1-11、1-12显示，士兵固然多为年轻人，但是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老兵。这些老兵多为战前所募，当时曾经过一番挑选，部分系久经战役，每能尽忠职守，即使因为分散配置，为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所击溃，数日之后，仍能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84]因此各部队的干部，对于老兵多十分重视，如一位炮兵排长即称老兵是“国之瑰宝”，[85]另一位步兵排长则认为：“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86]对于这些老兵，在战前尚可以用升官加薪的方式施予奖励，但是战时军人真实薪俸下降，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街上吃碗面，即需3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但是也不能威胁，如果让他们在兵众面前下不了台，则会“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各部队为了留住这种人才，只得给予特殊礼遇，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更是要陪他们吃狗肉、说粗话，[87]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训话，也不出操，尽量让他们轻松愉快，以示优待。[88]
表1-11 第三编遣区警卫旅士兵年龄调查表（1930）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5—96页。
表1-12 第十四军士兵年龄统计表（1945）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5页。
在一些地方部队（如刘汝明、孙连仲和丁治磐的部队），老兵颇多，班长职位多由其担任，很受士兵的敬重，称之为“头目”。由于老兵对于部队战力的发挥十分重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部队战力的高低每与其老兵的多寡呈正比。如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三军，自七七事变开始，至缅北畹丁与驻印军会师，直至1947年调至东北“剿共”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