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_第3节

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多。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执政尚不及十年，日本即发动侵华，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直至1937年为止，陆军大学仅训练出不到2 000名的指挥及参谋人才，大多数的部队指挥官均未受过陆大参谋作业的训练。[17]抗战期间，国军的参谋制度才逐步建立，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全国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减为三分之一强。[18]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军以上的各级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只是资历有不免稍差者。师参谋长多为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且较往日低落。至于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偶尔也有出身短期训练班的，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19]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蒋委员长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20]一般说来，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以及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军官，至抗战后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21]至1945年时，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大多出身正式军校和陆大，中央系部队的参谋，出身陆大者更多。[22]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甚至直至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23]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陆大教育发达已久，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24]素质较国军为高。[25]

不过，外国人士对于国军的批评，似乎较少具备同情之心，甚至带有偏见；[26]委员长对国军的批评，则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平心而论，国军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的首要攻击对象。地方部队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入京参战，整个抗战期间，李、白并且一直担负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宋哲元所指挥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战的中坚人物。[27]可惜这些将领并非全获重用，后来又彼此倾轧，[28]以至于未能建立起国军良好的高级指挥阶层。

二 中下级军官

（一）供求状况

抗战前，中国陆军部队计有步兵师177师，独立步兵旅60旅，独立步兵团43团，骑兵师9师，骑兵旅5旅，骑兵团3团，炮兵旅4旅，炮兵团18团，炮兵营15营，工兵团2团，交通兵团3团，通信兵团2团，宪兵团11团3营，官佐共136 000余员，士兵1 893 000余人，合计2 029 000余人。[29]当抗战爆发之初，国军部队中有配备德制武器的一流作战部队80 000人，[30]但是淞沪一役，消耗中央的精锐部队，已超过五分之三，加以士兵程度不佳（虽然在当时已是最好的了），临阵作战，全靠下级军官亲自指挥，因此下级军官伤亡尤大，[31]几达10 000名之多。战前十年间所训练的军官，在此一役即丧失了10%，[32]造成了基层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需要培养（亦即补充）初级干部人数，约为45 000人。[33]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由各军事校班造就，其余则由行伍擢升。[34]

抗战期间，中央军校及分校所培育的学生，在150 000人以上，各机构又召训兵科军官97 577人、行伍军官84 235人，弥补了基层军官的不足。[35]

（二）出身背景分析

有关国民政府时期国军人事的详细统计资料，由于一向被列为机密，故极为罕见，据笔者尽力收集，仅得两件较为完整的资料。

第一件资料为1936年1月28日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关于中国陆军军官出身统计报告，[36]其中收录于表1-5、1-6。

表1-5　陆军军官阶级统计

资料来源：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ng. January 28，1936. 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1911-1941，Reel V，pp.521-524。

表1-6　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统计

资料来源：同表1-5。各项百分比系经笔者算出。

表1-5、1-6共收录上将以下，直至少尉的统计数字，报告中注明各项数字“均系出自一位军政部官员的估计。在这方面，官方从未公布过数字，因此这些数字虽然不可靠，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数字以前，仍有参考的价值”[37]。不过，由于所列各级军官总数（136 474），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一书所称“官佐共一十三万六千余员”[38]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本项资料的正确性，应是相当的高。此外，根据表1-5的数字，将官总人数仅占所有军官人数的1.3%，因此表1-6数字大致也可以反映中、下级军官的状况。

第二件资料为军训部1945年所出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份统计。

由表1-7的分类方式，可以看出这项统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军训部的业务绩效，不过也透露了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所列数字，虽然对于养成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内容均未作细分，似嫌简略，但是对于各兵科却分别加以统计，极具史料价值。

表1-7　军训部1944年度调查陆军各部队中下级现役军官素质统计

* 系指其他非中央军、各分校及各兵科学校出身者。

资料来源：总务厅编《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编者印行，1945，第43页。

（三）成员素质

以上两件资料，虽然均存有缺陷，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全面性统计数字之前，似乎仍可用以观察一般的趋势。如将表1-6、1-7作一比较，再佐以其他史料，似乎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观察。

第一，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增高的趋势。表1-6指出战前军官出身行伍者占29.1%。至1944年时，表1-7指出中、下级军官中，行伍军官所占比例虽仅为32.9%，但是在“已受召集教育者”栏中，行伍必然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抗战后期，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甚至宣称有85%勇敢善战的军官，均为行伍出身。[39]因此行伍出身的军官比例，在抗战时期有明显升高的趋势，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一般说来，能升为军官的士兵，每多擅于作战，但是，行伍军官的缺点，则为未入过军校，相对说来，对于军官的要素——指挥，较为缺乏，[40]训练部队也比不上军校出身的军官，[41]加以知识水准较低（根据估计1935年时，有一半以上的行伍军官完全不识字），[42]因此在部队中常不被视为正途出身而遭排斥，升迁速度也较慢。[43]不过，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情形，如战时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虽系黄埔出身，但是并不排斥行伍出身的军官，在他手下的各级指挥官中，行伍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军校学生约占三分之二。[44]

第二，军校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表1-6指出，战前军校出身军官的比例为70.9%，但是表1-7指出，1944年时，中、下级军官中，出身正式军校者所占比例，则降为27％。[45]至于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在中、下级军官出身中的重要性，和高级军官相同，均有阶级越高，保定出身比例越高；阶级越低，黄埔出身比例越高的现象。如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所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共收录有上校569人及中校1 397人的资料。将其出身背景加以统计后即可发现，上校中出身保定者占34%（203人），出身黄埔者占4%（74人）；中校中出身保定者占26%（365人），出身黄埔者占19%（268人）。[46]

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国民政府的部队，例如陈诚的第十八军，从连长、排长至师长，有80%为黄埔出身。[47]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官的素质，一般认为颇高，[48]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10 731人。[49]抗战爆发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对军官的需求剧增，必须加速训练工作，水准自然因而下降。至于自行伍升上来的军官，虽未接受过特别的军官教育，但是在战场上常被指挥官及官兵视为比仅受过速成教育的军官更值得信赖。[50]

第三，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各兵科之间有颇大的差异。从表1-7可以看出，1944年时各兵科中、下级军官接受养成教育比例，依序为炮（48.4%）、机械（44.6%）、骑（33.8%）、工（29.0%）、步（27.3%）、通讯（21.6%）、辎重（6.8%），显示各兵科中、下级军官素质的高低，似乎与该兵科专业化程度（所需专门知识的多寡）相关。至于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的比例，则依序为通讯（76.1%）、工（52.4％）、炮（39.7%）、步（28.1%）、骑（26.9%）、机械（24.0%）、辎重（22.9%）。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比例的高低，则似与该兵科召集教育的发达与否相关。

步兵向为国军的主力，占中、下级军官人数80%以上，值得作深入的观察。前引《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共收录有步兵上校1 105人、步兵中校2 159人的资料，兹将其出身背景分别统计如下：

表1-8显示，战前步兵校级军官的“黄埔化”，已获得一些成果，中校以下军官出身黄埔已超过保定。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步兵中、下级军官的素质也有降低的现象，如表1-7所示，1944年时，步兵中、下级军官出身正规军校者占27.3%，而出身行伍者则增至28.1%。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37年时，在一个普通的步兵营中，军官出身军校者占80%，至抗战后期则降至20%左右。[51]

表1-8　步兵上校、中校出身背景统计（1936）

资料来源：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第143—259、317—544页）所列的资料计算而成。

抗战时期，国军各部队由于背景不一，因此素质与战斗力也不一致。以训练、军官的素质、武器装备及给养而论，由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学生所发展出的部队，在抗战初期为全国最佳的部队（日人称之为“中央直系军”），然后依次为其他的中央军、广西军队，原来的西北军及东北军、一部分的西北回军、粤军、晋军，再其次为云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