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_第2节

情感。

电视剧版《十二怒汉》因实况直播限制，都是室内戏，鲁迈特希望把一部分场景切换到外景，呈现更广阔的空间。这个想法最初遭到了大家反对，不过鲁迈特很坚持，最终在电影中保留了他的想法。镜头带领观众从街头走进法院，穿过法院内景，然后落在法庭，法官宣读指引后，才进入剧情核心的封闭空间——陪审员合议室。辩论结束，陪审员们达成一致意见，走出户外，镜头再次展现开阔空间，完成首尾呼应。

电影里最重要的场景，依然是陪审员合议室这个封闭空间。因为资金有限，鲁迈特在摄影棚搭建的会议室窗外，竖起一张壁画式的大照片作为背景布。在开机前一天，所有人来到片厂摄影棚。多年之后，鲁迈特依旧清晰地记得，亨利· 方达一走进片场，脸色就变得很难看，他问方达怎么回事，方达指着廉价的背景布说：“它们像一坨屎，希区柯克的背景布才叫背景布，逼真得像能走进去。”说到这里，鲁迈特自己也忍不住大笑：“大概方达生平第一次觉得，天哪，这就是雇一个新手导演的后果！”

玩笑归玩笑，鲁迈特与前辈方达的合作非常愉快，他称赞方达是他合作过的演员中准备最为充分的。方达熟知剧本和台词，“场记提醒方达，在说某句台词的时候，最好吐出烟圈来，而方达会说，不，是在前面两句台词里吐烟圈，而且他总是对的”。方达对表演精益求精，“他动不动就说，我再来一次，因为刚才我表现得不是那么真诚”。在《十二怒汉》之后，他们又一起合作了四部电影。

电影《十二怒汉》的拍摄总共用了二十一天，其中彩排用了十四天。鲁迈特非常看重彩排，“只要你准备好了，场景编排好了，就能与演员拍好戏，不用一个镜头拍上十八次”。这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也是节约制作成本的好方法。当年的彩排分为几个阶段，头几天的彩排是对台词，所有演员聚在一起，进行圆桌讨论。鲁迈特喜欢花上许多时间，让演员们自己讲述对角色的理解，这种讨论可以丰富他们的角色，增加演员们的表演维度，而不是一味复制剧本上的东西。鲁迈特也相信，这样的集体练习，还可以让演员们相互熟悉，彼此之间产生一种张力，“到了真正开机拍摄的时候，这种张力会帮助他们”。

对于陪审员合议室的幽闭空间，鲁迈特也想得非常清楚，“我要把这种空间限制变成优势，所以，随着剧情推进，我用上越来越长的镜头，将墙壁拉近，将天花板拉近，就是为了使它更加让人有幽闭恐惧症的感觉；我还一直降低视角水平线，开场是在水平线之上，后三分之二都处在水平线之下，帮助我营造出房间里幽闭的感觉”。“一旦我们到了室外，我要拍出跟室内戏一样的效果，结束了，深呼吸，在情绪上和室内都是一样的，最后的镜头立刻进入广角镜。一次过。全片结束。”

每天收工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看样片。鲁迈特回忆说：“方达讨厌看自己演戏，他受不了看着银幕上的自己，他来看第一天的样片，就坐在我身后，前面两个镜头他看了，看到第三个，他坐不住了，向前倾，按住我的肩膀说，棒极了，接着就站起来逃走，再也不看样片了。”

1957年4月，电影《十二怒汉》在纽约首都剧院首映，这个剧院可以容纳五千人，如今已拆除。或许是因为亨利· 方达的名气，联美公司对这部影片有所期待，觉得会像《君子好逑》一样票房大卖。鲁迈特后来回忆，“观众入场，但人数不多，我们顿时傻了。这可是五千人的剧院，还得持续一周。然后这部电影就消失了。赔钱了”。

电影虽赔钱，却收获了良好口碑。电影拍摄时，正值“麦卡锡时代”，保守势力为清除左翼人士，通过非法手段操纵民意、压制舆论、施压司法，大开民主倒车。正因为处于这样一个动荡时期，这部影片的出现引起很大轰动，并获得1958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三项提名，只可惜最后全部输给《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虽错失奥斯卡，但《十二怒汉》获得美国律师协会鼓励传播法治文化的“银法槌奖”，也是获得该奖项的第一部电影。在第七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十二怒汉》摘获金熊奖。

如今，《十二怒汉》被誉为影史上“最伟大的法庭片”，在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中排名第五位，也是前十名中拍摄时间最早的一部。2007年，这部电影因“在文化、历史、审美上的杰出贡献”，而被国会图书馆收存。方达饰演的8号陪审员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五十名电影英雄之一（第二十八位）。而在烂番茄网站上，《十二怒汉》多年来一直雄踞最佳法庭剧榜首。

作为文化符号的《十二怒汉》

导演鲁迈特在此后五十余年中，执导过四十多部电影，多次得到奥斯卡提名，却屡次与奖项擦肩而过。所幸最终结果还算圆满，2005年，奥斯卡以一尊终生成就奖，作为对鲁迈特的最大肯定。

就像鲁迈特的命运一样，时间会证明一切。如今的《十二怒汉》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法律文化符号，在多个国家被翻拍致敬。这些翻拍版本各具特色，在十二人讨论案情并得出一致结论的基本框架下，根据本国国情做了新的改编。

俄罗斯版《十二怒汉：大审判》片长是原作的两倍，国宝级导演米哈尔科夫显然更热爱宏大叙事，相比对车臣战争时代背景的铺陈，案件本身反而被削弱了。影片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与美版精神内核截然迥异的诘问：“法律是永恒、至高无上的。可如果仁慈高于法律呢？”

日版《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是目前的翻拍中唯一出现女性角色的版本，嫌犯被设定为一名涉嫌杀夫的妻子，陪审员中也有三名女性。荒诞的是，故事最初是十一人认为无罪，一人认为有罪，最后这一人几乎就要说服大家判定被告有罪，接着，另一名陪审员又反过来说服众人判定被告无罪。经过了反转和再反转，这个版本充满喜剧气质，与导演三谷幸喜的一贯风格非常相符。

成为导演之前，三谷幸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日剧编剧，热爱推理探案故事，擅长细节捕捉，热衷于苦中作乐，哪怕是阴冷惨案，他也总能从中找到粗看突兀、细思合理的戏谑暖色调。投身电影领域，三谷幸喜延续了这种略带神经质的喜剧风格，《笑之大学》、《魔幻时刻》、《伟大的亡灵》和《清须会议》都是具有典型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没关系，想象一下，如果周星驰来执导《十二怒汉》会是什么样，大概就能感受到三谷幸喜版本的风格。

由于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2015年上映的中国版《十二公民》被改编成政法大学学生家长们的一次模拟讨论，并加入了地域歧视、仇富等本土化情节。公允地说，除了8号陪审员的检察官身份是一处败笔，整个影片剧情紧凑，完成度很高，何冰、韩童生等“老戏骨”的表演十分精彩，也再次引起中国观众对1957年版《十二怒汉》的回忆和关注。

铸就1957年经典《十二怒汉》的团队，如今已成追忆。继导演鲁迈特2011年去世之后，2012年，唯一健在的演员，饰演5号陪审员的杰克· 克鲁格曼也离开人世。但是，《十二怒汉》故事的生命力却在不同国家、不同法域的文化中延续。这个剧本最天才的地方，就在于架设了一个有生命力的讨论平台，可以根据时代变迁，设定各种新的社会议题，偏见、歧视、种族、性别、伦理、职业等。这种讨论永远可以引发共鸣。它所承载的对公平与正义的思考，足以跨越国界与种族，跨越时间与空间，历久弥新。

法律人眼中的《十二怒汉》

对于《十二怒汉》，各界人士都曾从本行业或本专业出发，作出过形形色色的解读：修辞学者试图归纳“说服他人的艺术”；语言学者认真分析每位陪审员的语言情态；心理学者着力揭示不同陪审员与“九型人格”的对应关系；政治学者看到了意识形态的隐性运作方式；传播学者据此研究如何突破群体思维带来的压力……那么，专业法律人士怎么看待这部电影呢？

《十二怒汉》问世以来，给这部电影“挑刺”的法律人很多。地位最高者，要数现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 索托马约尔。2010年，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邀请索托马约尔出席该院法律电影节，并委托她指定一部经典法律电影与师生共赏。大法官选中的，就是《十二怒汉》。

电影放毕，索托马约尔发言称，《十二怒汉》对她意义重大。当年，正是剧中那位欧洲归化移民（11号陪审员）对陪审团制度的溢美之词，促使她下定决心，选择法律为终身职业，并最终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女性大法官。

“不过，我在下级法院任法官时，经常提醒陪审员们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至于电影里的某些情节，根本就是想当然，并不符合实际。”在索托马约尔看来，像8号陪审员那样自己买刀调查的行为，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要是被法官知道，不但8号陪审员将被替换，整个陪审团也可能被解散。

除“带刀”行为外，不少法律人也对一名陪审员说服十一名持相反意见陪审员的可能性存疑。实证研究表明，这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从未发生过。当然，编剧们都喜欢这样的“反转”，电影《陪审团里的女士们》（Ladies of the Jury ）、《我们是陪审员》（We’re on the Jury ）和《吉尔德斯利夫的倒霉一天》（Gildersleeve’s Bad Day ）中，均有类似情节。

不过，也有法律人认为，艺术必然超越现实，对戏剧作品没必要较真，相反，再没有一部电影像《十二怒汉》这样，将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等诉讼原则阐释得如此形象，并深入人心。这部电影提醒观众，“当一个人的生命攥在你手里时，你是否愿意独立思考，哪怕做一点点的怀疑”？电影试图传递的价值观也很明确：不屈不挠的怀疑精神和尊重事实的态度，才是美国如此强大的原因。

但是，问题来了。《十二怒汉》这部电影，到底是证明陪审团制度非常管用，还是不太靠谱呢？支持者会说，当然管用！正是剧中十二人的集体智慧，成功挽救了一名无辜者的生命。不过，若回顾8号陪审员说服众人全程，读者也绝对有理由反问：在这个案子中，到底是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概率大，还是将被告匆匆定罪概率大？毕竟，一单生意、一场球赛、一顿热饭，都可能让某位陪审员作出草率决断。就连8号陪审员自己，也在第二次表决前表示，如果所有人坚持定罪，他也就“随大溜”了。更何况，电影展现的毕竟是一起谋杀案，关系到是否判处死刑，若只是盗窃或抢劫，涉及三到五年徒刑，8号陪审员还会不会坚持到底？其他陪审员还能容忍一耗再耗吗？结论可想而知。

前已述及，中国电影《十二公民》被认为是对《十二怒汉》的成功“本土化”改编，但该片一大“败笔”，就是剧中8号陪审员的身份设定：一名在职检察官。在适用陪审制的国家，法律人基本被排除在陪审员之外，原因就在于，制度设计更重视公民的生活经验和理性判断，不希望他们过分受某位“内行”的影响或引导，哪怕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引导。试想，观众好容易看到十一个人在一个人的理性指引下接近真相，结果，镜头一转，那人却是检察官。这种“绝地反转”，恐怕是更小概率事件。当然，评价一个制度是否靠谱，不能只看影视作品。要想系统了解陪审团制度，还是得看它的历史流变和现实争议。

从五百零一人到十二人

其实，无论捧到天上，还是黑入尘埃，都很难完整描述陪审团制度全貌。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它的产生、发展、蜕变、衰败、重生，都并非源自顶层设计，而是蕴含于历史与文化本身。即使在当代美国，也很难说有一个成型的“美国陪审团制度”。联邦政府、哥伦比亚特区，乃至五十个州，都有自己的陪审团机制。陪审团一定得是十二人吗？是不是必须达成一致意见？法官是否可以推翻陪审团的裁定？各州法律规定迥异。制度乃历史产物，若想通盘把握，只能求诸历史，了解其源自何处，待去何方。

英文“法官”（judge）一词又有“判断”之意，意味着司法权即判断权。然而，上古社会并无职业法官，对凡人俗事做判断是神灵才能行使的特权。及至希腊时代，雅典以抽签方式选出六千名三十岁以上公民充任“审判人”（heliaia）,凡遇具体案件，根据案件类型、重大程度，少则五百零一人，多则一千五百人，以票决形式作出裁断。哲人苏格拉底就因教唆青年信仰新神，被五百零一名雅典公民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一票判处死刑。

然而，雅典式“民主”只是昙花一现。在黑暗的中世纪，国王虽会委派官员支持审判程序，但这类官员既缺乏足够权威，又没有作出决断的专业能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官”。所谓“审判”，更多是雪冤宣誓、神判、决斗等非文明方式。

所谓雪冤宣誓，类似自我诅咒，被指控者手触武器或家畜发誓，若手被武器或家畜所伤，则说明其说谎，将被判刑处置。至于“神判”，更是荒唐，又分火审、水审、面包审或抽签审等。火审要求受审者将手放入滚烫热水，或被烙铁触碰，几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