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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补偿。彼此心照不宣。
然而，直到完成收购工作，寻呼台旧名称已经更换成了“香港天安”，并悄悄地接通了中继线，开始营销策划了，陈四宝都不知道戴向军这项操作的核心内幕。
按说戴向军这样做对陈四宝是不公平的，但这也不能全怪戴向军，戴向军刚来香港那天本来是要把真实情况告诉陈四宝的，可他还没有说完，陈四宝自己就以老大哥和老香港的身份打断戴向军的话，狠狠教训了戴向军一番，搞得戴向军说不出话，表面上虽然没有生气，心里肯定不是很舒服，于是，临时改变了主意，只说收购寻呼台的事情，而没有说中继线的事情，并把这项运作的核心内幕说成是“公家买单”，而没有说是其他人无法租用到的过境中继线。因此，如果说戴向军对陈四宝隐瞒内幕确实有些不哥们的话，那么造成这种不哥们的主要原因不在戴向军，而在陈四宝自己，是他自己太自作聪明。至于后来陈四宝为这种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现在先不说，先说当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陈四宝陪着戴向军完成寻呼台收购的事情之后，就问戴向军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如果没有，他就要去忙自己的那一摊子了。戴向军当然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但他对香港情况已基本熟悉，而且收购寻呼台的时候就顺便收购了一套人马，同时，周柏林和南都天安的几个重要骨干也临时抽调到香港来加强这边的工作，所以并不像刚刚来的时候那样一定要陈四宝在他身边帮忙，再说，通过这次亲身经历“金融服务”，戴向军对黄四化所从事的生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当时有很多香港老板把接海外定单的写字楼设在香港，而把完成这些定单的工厂设在珠江三角洲，如此，两边资金往来十分频繁，而通过陈四宝他们这种相当于地下钱庄的所谓“金融服务”，肯定在资金来往效率和汇率损失方面比官方的途径更简便更节省，因此，陈四宝的业务就十分繁忙，这些天陈四宝放下自己的业务，把主要精力花在陪戴向军上，也真算够朋友的了，戴向军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于是就说：行，你赶快忙你那摊子事情吧。我这边万一遇上什么搞不掂的事情，再麻烦老哥。
这时候戴向军不对陈四宝说感谢一类的话，而说如果碰到什么自己搞不掂的事情再麻烦陈四宝，听上去仿佛戴向军很不会做人，但事实上正体现了戴向军与人相处的高超技巧。对于像陈四宝这样的大老板，说任何感谢的话都是多余的，而说自己万一遇上什么搞不掂的事情再请陈四宝出马，则正好符合陈四宝的心理，体现他的重要，没有他，戴向军在香港的很多事情就搞不掂，这不正好把自己摆在小弟的位置上而把陈四宝捧在老哥的位置上吗？而陈四宝所需要的恰好就是这种感觉，而并不是空洞的感谢话。戴向军相信，陈四宝听他这样说，不但不会生气，反而更加高兴。同时，戴向军的话也留下活口，自己毕竟刚刚来香港，很难说今后一定万事如意，碰上搞不掂的事情很正常，有现在这句话在，将来万一真遇上什么坎，再请陈四宝出面也方便一些。
果然，陈四宝听戴向军这样说，立刻就感觉到了自己老大哥的身份和责任，把胸脯一挺，说行，你大哥别的本事没有，在香港红黑两道多少还是有些面子的，要不然，这“金融服务”的生意也不是什么人想做就能做的。
戴向军说那是，那是。
戴向军当晚在潜水湾设宴，正式答谢陈四宝的帮忙，而陈四宝也没有客气，欣然接受，二人的再次合作算是告一段落。宴毕，两个人暂时分开，各忙各的了。直到有一天，香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大副刊登了戴向军香港天安的广告，陈四宝才大吃一惊。
广告的版面很大，一看就是才大气粗的主，但内容却非常简单，猛一看上去，就八个大字：“天安寻呼——两地联通”。陈四宝猛一看到报纸上八个大字的时候，有些心疼，觉得戴向军这小子太夸张了，不就收购一家破寻呼台嘛，用得着在这么多报纸上大规模宣传嘛，假大空！公家的钱不是钱！但是，当他继续往下看，看清楚广告下方那几行不起眼的小字的时候，才发觉其中的奥秘。这几行不起眼的小字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南都天安公司收购了香港某某寻呼台，将该台更名为香港天安寻呼，并与南都天安联网，从此，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将实现无阻隔寻呼，并即将实现香港与整个中国大陆的无阻隔寻呼，换句话说，就是香港天安的传呼机到大陆照样可以用，南都天安的传呼机到香港也同样畅通无阻；第二，免费入网，免费赠送一台新传呼机，只需要预交一年服务费，如果客户自带传呼机，则免费入网，并免半年费服务，条件同样是预交一年服务费。广告上面的八个大字和下面的几行小字中间是一幅夸张的漫画，画面上一个香港老板摸样的人悠然自得地在深圳河两边使用同一部传呼机，因而赢得更多的商机。
陈四宝的大脑立刻过了一道电，一闪，就知道这是好东西。同样是一部BB机，以前只能在香港用，过了罗浮桥就不能用了，不是耽误事情吗？现在天安提供的BB机是两边都能用，而且入网费为零，服务费也不比其他台贵，对于经常往返与香港和内地的人来说，傻瓜才不用。就是不经常去大陆的人，用了也没坏处啊。
陈四宝的脑袋木了一下，像是电子线路突然遭遇短路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紊乱，然后才重新清晰。他似乎突然理解戴向军为什么这么急吼吼地跑到香港来收购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寻呼台了，他在佩服戴向军戴向军的同时，隐隐约约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甚至是上当受骗的感觉，感觉戴向军并没有把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他，不够意思。
陈四宝不要求朋友为他两肋插刀，但不能容忍朋友不信任他，更不容忍朋友欺骗他。那么，陈四宝想，戴向军这样做算不算不信任我或欺骗我呢？陈四宝是直性子，他不打算自己对自己玩哑谜，他要当面问清楚，如果戴向军不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什么话也不打算说，从此之后就当是没有这个朋友。陈四宝甚至电话都没有打，直接去了香港天安的总部。他要当面质问戴向军，当面看着戴向军的表情，看他到底是不是扯谎，怎样扯谎。
陈四宝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香港天安的总部非常熟悉，当初就是他陪戴向军到这里来考察并且一次又一次到这里来谈收购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所以他直接到总部来非常方便。但是，当他赶到香港天安总部的时候，却差点认不出来了。首先，这里经过装修，焕然一新，旧貌变新颜，已经完全不是当初他带着戴向军来考察和谈判的样子了；其次，这里人山人海，要求开户或转入的人真的挤破了门，大厅门口的一个玻璃门已经粉碎，钢化玻璃碎片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室外日光和市内灯光的照耀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虽然这些玻璃碎片由于经过钢化处理，不至于伤人，但制造的效果却更加狼籍，像这里刚刚经过一场枪战一样，场面超出陈四宝的想象；最后，许多小报的记者也来凑热闹，核实他们对广告内容的理解，挖掘广告背后那些没有表达的内涵，比如天安的背景，为什么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想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做到了，他们真能够兑现广告上的那些承诺吗？交一年服务费就可以送一台传呼机，而当时一年的服务费差不多恰好是一台传呼机的价钱，天安公司这么做，不是做亏本买卖吗？天安公司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么其他寻呼台该怎么做？是不是意味着整个寻呼行业会来一个大洗牌？他们这么做，事先与行业协会批准沟通了吗？行业协会允许他们这么做了吗？等等等等。搞得营业大厅像召开记者招待会，与陈四宝一路上的设想完全对不上号，简直怀疑自己走错了门。
当时戴向军并不在现场，负责接待记者的是原寻呼台的经理约翰陈，当时戴向军收购这家寻呼台的时候，还跟陈四宝商量，是不是继续聘用这个约翰陈当香港天安的经理，陈四宝主张不继续聘用，说这个家伙连名字都不像中国人了，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戴向军听了笑，说不能凭名字判断一个人的能力。陈四宝说能力肯定也不咋地，否则怎么能把一个企业做到被别人收购的份上？戴向军听了还是笑，说企业被收购并不一定代表经理能力差，首先，被收购的企业不一定是差企业，其次，即便以前的经营比不理想，也不能说明是经理的能力差，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是由诸多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的，最后，戴向军说自己初来乍到，不如先留用吧，不行将来再换。既然戴向军这样说，陈四宝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再一想反正也是公家的钱，试试吧，所以就没有再反对，就继续用这个约翰陈当香港天安的经理。现在，当陈四宝赶到香港天安的总部，看到约翰陈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竟然一下子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当时约翰陈很无助。不知道是记者门所问的这些问题他根本就不知道，回答不了，还是没有得到老板的批准他不敢随便乱说，总之，约翰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难堪。陈四宝也弄不明白，既然公司花那么多的钱在那么多的报纸上同时刊登了大幅广告，本身就是为了扩大影响对外做宣传，那么，这么多的记者蜂拥而至不正好是公司所希望的吗？不是正好可以口若悬河趁机宣传一番吗？怎么约翰陈可以避而不答呢？
经理约翰陈当时满脸通红，鼻子出汗，不像是接受接着采访，倒像是受到围攻。这个时候，约翰陈是多么希望戴向军能够突然出现呀！如果戴向军出现，那么他就等于找到救星了，因为记者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戴向军最清楚，也只有戴向军知道哪些问题该怎么回答。可是，戴向军并没有出现，而约翰陈也不能把记者们撇在一边，自己去请示戴向军去，所以，他当时的表现就是很无助。
无助再往下发展就是绝望，正当经理约翰陈快要绝望的时候，救星来了！但这个救星不是他刚才所盼望的戴向军，而是陈四宝。因为正在这个时候，经理约翰陈看见陈四宝从外面走进来了。在约翰陈看来，戴向军是老板，陈四宝更是老板，因为当初来谈收购的时候，每次都是他们两个一起来的，而且，从他们两个的年龄和双方的态度看，戴向军说得多，陈四宝说的少，可戴向军十分尊重陈四宝，戴向军每次说到重要内容的时候，都要先看一眼陈四宝。约翰陈虽然名字严重西化，但毕竟是中国人，知道大陆这边的领导的职位与年龄一致，一般地，年纪越大职位越高，所以，当时约翰陈就判断陈四宝是更大的老板，或者说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现在，香港天安的老板戴向军虽然没有出面，但老板的老板却出现了，不是更好吗？所以，约翰陈一见到到陈四宝，并且看着陈四宝朝他这边走来，而且由于是熟人，所以还边走边点头，约翰陈马上就如释负重，当场表情绽放，脱口就说：老板来了！老板好！并立刻摆出恭谦的神态自己让到一边，把中心位置留给了陈四宝。
其实也不用经理让到一边，因为在陈四宝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记者们已经自动地实现了中心的转移，立刻以陈四宝为中心，把他围在中间，那些本来站位稍后的记者，这时候站位朝前了，当场有一种因祸得福的庆幸，仿佛春节期间大陆人排队买火车票，本来这些人是排在后面的，突然宣布这个窗口今天不卖票了，该在另外一个窗口，于是，本来排在后面的人就可能排到前面一样。
这下，该陈四宝无助了。
本来想好了是来兴师问罪的，但刚才一看到香港天安总部场面，陈四宝就差点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现在再被记者一围，更是没了主张，只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却又莫名其妙地异常兴奋。
逃跑是不可能的，这么多记者把他围在中间，往哪跑？说软话也不行，如果说“对不起，你们弄错了，我不是这里的老板，只是老板的朋友”，不仅让自己和经理约翰陈都下不来台，而且记者也肯定不信。怎么办？此时此刻，陈四宝和约翰陈刚才的心情一样，最希望的就是戴向军出现。
“你去，”陈四宝命令道，“把戴向军给我叫下来。”
尽管不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但也不是给戴向军打工的，所以，虽然他与约翰陈刚才的处境相同，但由于身份不一样，应付这种局面的态度就不一样。约翰陈只能硬着头皮顶，而陈四宝则可以用命令的口气让约翰陈把戴向军叫下来，让他狗日的自己应付这种局面。而约翰陈呢，这时候听陈四宝以这样口气说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一贯判断，相信陈四宝就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了，并且因为自己直接得到“后台老板”的吩咐而多少有些得意，于是，一路小跑着上楼传达陈四宝的“最高指示”了。
或许约翰陈跑到楼上把戴向军请下来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但再短的时间到了陈四宝这里都要翻了好几倍。记者们不知道陈四宝和戴向军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从刚才经理对陈四宝的称呼以及陈四宝对经理的说话口气，已经坚定地相信他们找对人了，一下子就逮住了天安的大老板，于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经理的离去或另外一个人跟着经理一起下来，他们就逮着陈四宝不放，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提问。陈四宝这辈子什么事情都经历过，可就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他既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