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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不良影响：苏联犹太人当中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表示同情的越来越多，而且他们还以1948年以色列宣布立国以来最为明显的方式，表现出他们与以色列的团结一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犹太会堂，克格勃的密探听到人们在称颂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并要求得到武器为以色列而战。不过，最令人难堪的是国际影响。政治局把与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同盟关系，视为自二战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成就。苏联官员在意识形态上鼓吹与阿拉伯人的一致性，并在军事、情报和心理上给予埃及和叙利亚以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又担心，如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再次发生战争，就有可能导致苏美紧张关系的升级和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更多地插手中东事务。
在阿以“六日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政治局几乎在不停地开会。一位与会者在其日记中记下了那些日子的阴郁情绪：“在纳赛尔放出那些狠话之后，我们没有料到，阿拉伯军队瞬间就被打败了。”政治局必须重新设计在该地区的政策。但在专门召开的党的全会上，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和意识形态规划却压过了务实的考虑。苏联领导层决定自1953年以来再次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直至它与阿拉伯国家达成和解并把土地归还给它们以换取安全保证（根据联合国第242号决议）。少数专家意识到，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冻结了苏联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但包括葛罗米柯和苏斯洛夫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个新的路线。与此同时，苏联人迫切想要维持其在中东的存在。他们继续在埃及和叙利亚投资，为了挽回损失又砸进去了许多冤枉钱（仅埃及就欠苏联约150亿卢布）。结果，苏联在中东的外交遭到了阿拉伯激进主义的绑架，可以予取予求。这次，新领导集体又像在越南一样，证明自己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而不是设计师——这与斯大林截然不同。莫斯科只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不久，才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
“六日战争”鏖战正酣的时候，政治局派柯西金赴美与林登·约翰逊总统进行紧急会谈。新泽西的格拉斯博罗（Glassboro）会谈本来有可能重启冷静而务实的峰会——那被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0～1961年搞砸了。约翰逊总统越来越急于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他已经做好深入谈判的准备。他要苏联人充当调解人解决越南问题，并建议就共同削减战略武器和军事预算进行谈判。约翰逊和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特别想就禁止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进行谈判。不过，柯西金并没有准备当真进行谈判，而且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激怒了他。多勃雷宁在峰会上注意到他在谈判中显得“不太情愿”。更糟的是，柯西金完全误解了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有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意图。他一反常态，生气地说：“防御是道德的，侵略是不道德的。”而据多勃雷宁看来，“莫斯科当时最想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实现核力量的均势”。还要再过几年，当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领导人和“和平缔造者”崭露头角的时候，后赫鲁晓夫时代的领导集体才会准备与美国进行谈判。
勃列日涅夫的布道
在所有这些危机中，勃列日涅夫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政治局的对外政策讨论，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他避免采取明确的立场。苏共的这位新领导人知道，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他跟他们在经验、知识、精力和性格上都不在同一级别。勃列日涅夫与党内那些在二战中、在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中扶摇直上的官员一样，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很强，但所受的教育和对于社会的认识都非常有限。他也像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一样，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而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不过从日记的内容来看，总的来说，他缺乏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兴趣。勃列日涅夫所记的大多是自己个人生活中平淡乏味的琐事，这让历史学家们极为失望。
俄罗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y Volkogonov）把勃列日涅夫描写成所有苏联领导人中最为平庸单调的人。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有“党的中级官员所特有的那种心理——自负、谨慎、保守”。的确，那些从勃列日涅夫在军中服役时就认识他的人，在谈到其领导素质时都显得不以为然。勃列日涅夫的一位老战友的评价是：“列昂尼德永远不会头脑发热。”
赫鲁晓夫的垮台让勃列日涅夫一下子跃居政治领导层，这让他总觉得需要心理上的支持。他向自己的对外政策助理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抱怨说，他从来没有处理过对外政策问题，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他老实承认，自己的见识还停留在党的地区书记上。“我在这儿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能通过桌子上的报纸来了解世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后来还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素养很差，而且他深知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还不能做‘非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全党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他。”可以料到，有着这样一种背景的勃列日涅夫本来会加入强硬派，并在苏联那帮教条、僵化的制定政策的人当中找到一个妥当的位置。他的行为起初也的确是这样。所以，当勃列日涅夫后来成为苏联领导层中缓和路线的主要辩护者时，人们感到非常意外。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他个人的观点和性格的其他方面也促成了这种令人意外的转变。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其关于俄罗斯思想者的书里区分了“狐狸”和“刺猬”：前者知道许多真理，而后者只知道一个、但却是最重要的真理。勃列日涅夫不是思想者，但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就像柏林说的刺猬一样，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这个信念朴素得可以让人们敌意全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在勃列日涅夫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期间，他对他们多次提到他与自己的父亲——一个钢铁工人——在二战开始时有过的一段对话。当时希特勒正在迅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他的父亲问他：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珠穆朗玛峰。”勃列日涅夫回答说。然后他的父亲就问他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大概300米。”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接着勃列日涅夫的父亲就说，应该在珠穆朗玛峰的顶上竖一座这样高的塔，把希特勒和他的同伙都吊在那上面的绞刑架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勃列日涅夫当时认为那是异想天开，但接着战争就开始了。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审判对被俘的纳粹领导人判了刑，其中有些被绞死了。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的父亲有先见之明。这个故事给勃列日涅夫，给他有关国际关系的看法以及他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整个工作和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勃列日涅夫的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ktor Sukhodrev）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所以他将其称为“山顶宝训”。在勃列日涅夫与理查德·尼克松首次会晤时，这位苏共领导人建议说，他们应该签订一份条约——一份奇特的和平条约——针对有侵略行为的第三国。美国人将其理解为一种赤裸裸的企图，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签订条约，以破坏美国的同盟关系。他们不知道，这并非政治局的诡计，而宁可说是总书记个人的梦想。
二战的经历对于当时年近四十的勃列日涅夫来说，对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师级政治委员，他亲身经历过残酷的战斗；从1942年到1945年，他随部队一起从高加索打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不过，他坚定地认为：为了胜利，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1945年6月，他参加了红场的胜利阅兵，还出席了斯大林为胜利者举行的宴会。多年来，他一直对斯大林敬仰有加，视之为战争领袖。到1964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成员，并以此身份监督苏联的空间计划和军工综合体的众多项目，包括核武器的生产和导弹发射场、发射井的建造。由专门的代笔者撰写的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充满了溢美之词，但对其人生中的这些关键篇章只是草草带过。
类似的经历让许多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烈·格列奇科，都变成了扩军备战的坚定的支持者。勃列日涅夫也认为应该做好军事准备，但他对于战争的前景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担忧，并想在大国间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他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样，都认为扩军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它可以成为达成国际协议的前奏。这种认为实力与和平并不彼此矛盾的信念，到20世纪70年代会引起许多麻烦——当时苏联不断地扩充战略力量，结果授人以柄，让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和五角大楼的专家们可以声称，克里姆林宫在谋求军事优势。他们有关日益严重的“苏联威胁”的公关运动，结果会破坏苏美缓和的势头。不过，在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的信念有助于使他明白，必须要跟美国合作。
勃列日涅夫对于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做法深恶痛绝。在古巴导弹危机已经过去二十年后，他对挑起危机的赫鲁晓夫仍然是怒不可遏：“我们差点就滑向核战争！为了摆脱这一结局，为了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对于柏林危机，他也有同样严厉的批评。1971年11月，他对幕僚们说：“坦率地讲，我们在外交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反而在柏林建起了中国墙，并希望以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消除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后遗症并为世界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将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动机。
作为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对他成为一个推动缓和的国务活动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亨利·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勃列日涅夫是“野蛮的”（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有教养的”）。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显示出的更多的是友好而非邪恶，是自负而非有意的冷酷。在1957年6月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勃列日涅夫这位未来的苏联领导人竟然因为莫洛托夫的粗暴训斥而晕倒了。即便是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策划罢免赫鲁晓夫的时候，他最害怕的也是与可畏的尼基塔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他都非常不喜欢对抗和极端主义。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亲属们都说他“英俊迷人，衣着用心，很讨女人的喜欢”。在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执政时，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都在学习如何讨人欢心。在朋友中，他“谦逊、合群、朴素，十分健谈，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勃列日涅夫曾经坦承：“亲和力在政治上对一个人是有很大帮助的。”1963年，一位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期间见到过他的老教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十分英俊：蓝眼睛、黑眉毛，面颊上还有两个小酒窝。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支持他。”勃列日涅夫的友好的微笑就跟赫鲁晓夫用拳头来威胁一样，都是本性使然。
勃列日涅夫天生就是走温和路线的政治家，不喜欢激进的政治举措，不管这些举措是朝着哪个方向。1964年后，当这位总书记的保守派盟友和追随者开始阻挠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时，他没有反对。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想与苏联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界的庞大的精英群体为敌——后者担心发生新斯大林主义政变。他对于能否与中国人消弭意识形态分歧也有疑虑。他知道，在亚历山大·谢列平周围，有一帮“苏联的中国人”，也就是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们几乎公开说他勃列日涅夫是个过渡人物，一个经受不住醇酒和女人考验的不入流的政治家。
勃列日涅夫的大多数同事都很好斗。在这种环境下开始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对于一个人的生涯来说，是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努力成功了。他才智平平，但在政治上却有着良好的直觉和巧妙的手腕。幕僚们回忆说，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非常现实”，而且每当他需要的时候，总能把思想保守的多数派聚拢在自己身边。1964年之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最重要的人事问题上。他与政治局中包括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安德烈·基里连科（Andrei Kirilenko）在内的几个盟友一起，不知疲倦地给各地区的党的书记打电话，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甚至也向他们征求意见。1967年，从谢列平开始，他逐渐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从权威岗位上挪走。到1968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党的机构中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政治权力的各个关键位置此时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大约在同时，勃列日涅夫开始对对外政策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而且对于柯西金的国际声望也虎视眈眈。他非常明智，知道自己在国内经济方面比不过柯西金。相比之下，对外政策领域可以为施展个人的外交手腕提供很大的空间，勃列日涅夫的不算出色的才干在那里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职位让他拥有强大的优势，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