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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通过了对他的免职决议。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新领导班子在外交事务上并没有任何共识。虽然他们都认为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是灾难性的，但对于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符合苏联的利益，他们却未能达成一致。
对于外交事务，新统治者们甚至还不如十年前斯大林的副手们那样有信心。苏共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在国际事务或国际安全方面经验非常少。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Vladimir Semichastny）甚至连中央主席团的成员都不是，只能扮演政治上的配角。到1965年11月为止一直居于领导层的米高扬回忆说，“主席团的讨论水平明显降低了”，有时“讨论的是馊主意，而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有些人却不能理解它们的后果”。
苏联最重要的国务活动家这个角色，鬼使神差地落到了柯西金头上，而他只有国内经济方面的背景。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三年，柯西金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些声望。从1965年8月到1966年1月，他成功地充当了已到了全面战争边缘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国际调解人。1966年后，柯西金成了军控问题的首席发言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任劳任怨，但却没有热情，因为很显然，他从来没有培养起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柯西金有属于“红色主管”所特有的观点与信念——那是一群巨型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崇拜工业和军事的力量，但也相信苏维埃体制的终极的优越性，相信苏联负有领导所有共产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道德使命。中苏关系的破裂令柯西金十分失望，而且还一度拒绝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在一个亲近的小圈子中说过：“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是面对面，很难相信我们无法达成一致。”
国际媒体和外国评论家此时关注的还有亚历山大·谢列平，他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就成了一个活跃的对外政策发言人。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很不相同的是，毕业于莫斯科哲学与文学研究所的谢列平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他钦佩斯大林的领导艺术，自己也拥有务实的名声。他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做过共青团工作，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过克格勃主席，这使得他在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精英官员中拥有狭窄但却扎实的权力基础。有传闻说，在官员中有一个“谢列平派”。实际上，谢列平在各个精英圈子中的敌人都要比朋友还多。
谢列平、波利扬斯基以及他们在党内高层中的追随者，正如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行为的批评所显示的那样，一心想让苏联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重回一种带有更多俄罗斯中心论和军国主义色彩的革命与帝国范式。起初，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领导层中，没有人打算质疑这一点。虽然他们中有些人曾经在1955年帮助赫鲁晓夫批判并打败了莫洛托夫的正统观念，但他们真实的想法却非常保守；对西方的敌意以及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好斗的单边主义，成了他们的群体特征。
斯大林主义世界观以及革命与帝国范式，仍在牢牢地控制着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各位政治领导人。乌斯季诺夫、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新领导集体中的其他许多人，都属于曾经在斯大林时期显赫一时的那一代人。他们大多钦佩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领袖作用，完全认同1945年的胜利，支持冷战初期的动员和重新装备。他们自己依然忠实于斯大林的遗愿，要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把苏联打造成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击中了这些人集体认同的要害，彻底危及了他们的过去，使他们的过去变得群龙无首，失去了神圣性。
斯大林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干部。他担心苏联以后的高级干部是否有能力在意识形态上起领导作用。用他的话说，取代并打败了老布尔什维克的统治阶层，太忙于“实际工作和建设”了，所以只是“通过小册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下一代党和国家的官员，按照斯大林的估计，可以说准备得还要差些。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靠小册子、报纸上的文章和语录成长起来的。“如果这样下去”，斯大林认为，“就会一代不如一代。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死亡”。斯大林认为，党的未来的领导人应当兼具理论上的远见和实际的政治才能。
实际上，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事实证明，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作为党内仅存的具有理论修养的官员，其实是最缺乏想象力和政治才能的。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寡头，就像罗伯特·英格利希写的那样，是正统思维的“最后的人质”。他们的集体思维并非源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仰或革命激情，而是由于缺乏教育和对多样性的宽容，以及斯大林主义的长期影响。
国内出现了阻挠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逆流。就连一些语义的变化也指向了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念：勃列日涅夫像斯大林执政时那样，把自己的头衔改为总书记；党的最高机构（从1952年到1964年被称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又一次变成了政治局。俄罗斯中心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军国主义的聒噪，这些为斯大林主义后期所特有的种种做法又开始抬头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他大城市，犹太裔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对反犹运动卷土重来的恐惧中。
新领导班子的社会文化特征与集体心态，对于苏联的国际行为和苏维埃联盟本身的未来可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国际关系范式中的意识形态（革命）成分是为后赫鲁晓夫时代领导集体中的多数人所共有的。在国内政治方面，他们中许多人都支持取消去斯大林化，赞成加大力度取缔文化多样性，主张遏制文艺领域的自由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囚徒。他们害怕放弃正统教条，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改革。
新寡头们嘲笑赫鲁晓夫插手马列主义领域，尤其是他对党纲的“修订”，认为这样做是受错误思想的蛊惑，注定没有好的结果。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中许多人也受困于一种奇怪的自卑情结。换句话说，他们担心自己在教育和理论修养上的不足，有可能在涉及“重要政策”的问题上以某种方式把自己引上邪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把界定“思想正确”这件复杂的事情交给了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他受过正统的党史和教科书版本的马列主义训练。国际事务方面的备忘录起初必须经过党的中央机构的过滤，而控制着该机构的是苏斯洛夫和一些带有外省和地方背景的宣传人员。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和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专家[例如，科学部部长谢尔盖·特拉佩兹尼科夫（Sergei Trapeznikov）、宣传部部长V.I.斯捷帕科夫（V.I. Stepakov）和勃列日涅夫的副手V.A.戈利科夫（V.A. Golikov）]。他们在国内政策上拥护俄罗斯中心论的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在外交事务上则欣赏信奉左倾教条的中国人。在为即将于1966年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时，这些正统派的幕僚建议删掉有关“和平共处”、“防止世界大战”、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极为多样”以及“不干涉其他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内容。他们抱着1952年有关美国的宣传中的看法，要求党的报告揭露美国的“侵略和贩卖战争的、残暴的殖民主义本质”，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越来越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戈利科夫在内部讨论中宣称：“我们不应当忘记，世界大战即将到来。”据说由谢列平提出的一个说法也传开了：“人民必须了解实情：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毫不奇怪，新的领导集体一致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头等大事必须是与“兄弟般的”共产党中国和好，而不是缓和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关系。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当时正在滑向革命动乱，也就是很快就为人所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些驻北京的苏联外交官试图向莫斯科报告此事，但这些报告没有得到信任，也没有被当回事。驻中国大使斯捷潘·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曾经是乌克兰的党的书记，他比较清楚苏联领导层的心态，就给报告换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调子。于1965年取代契尔沃年科的谢尔盖·拉宾（Sergei Lapin）是个犬儒化的官员，甚至都没有费心去提供合适的分析。1965年1月，政治局否决了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部的立即采取措施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建议。谢列平批评了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他们缺乏“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
1965年越南战争的升级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克里姆林宫引发了第一次对外政策大讨论。苏联领导层以前没有意识到越南和印度支那在地缘政治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徒劳地劝说河内，不要对南越发动战争。历史学家伊利亚·甘杜克（Ilya Gaiduk）认为，他们是担心战争“阻碍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缓和进程”。然而，美国的直接干预让政治局不得不采取行动。现在，要求对意识形态上的兄弟承担责任的呼声占了上风。支持采取亲中的对外政策的人开始认为，通过联手帮助北越，苏联对越共的援助会制造苏中和解的机会。苏联开始增加对北越的武器供应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1965年2月，柯西金在安德罗波夫以及苏联其他许多官员和幕僚的陪同下出访远东，以期建立对外政策新战略。他名义上的目的地是河内，但却两次在北京停留。他会见了周恩来并在回国途中会见了毛泽东。柯西金北京会谈的效果是令人沮丧的：固执僵化的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好斗；他们攻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拒绝在政策上与苏联人协调一致，甚至在给北越提供援助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河内的会谈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也不太乐观。随行的安德罗波夫的幕僚亚历山大·鲍文，注意到柯西金为什么没有能够说服北越的各位领导人不要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越南人和苏联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信仰马列主义，但却来自不同的世界。河内的各位领导人是革命者，是地下斗争和反殖民斗争的老兵；而苏联官员则是国家的管理者，是在官僚政治的权力走廊里成长起来并获得自己的地位的。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是苏中权力游戏的工具的河内共产党领导人，这次打定了主意，不管牺牲多少人，也不管莫斯科怎么劝说，都要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撩起了苏联领导集体和军方的意识形态冲动，从而使苏美关系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共在苏联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示威活动和“与越南人民团结一致”的集会。对于约翰逊政府为了启动限制战略武器竞赛谈判而进行的最初的接触，政治局故意反应冷淡。此外，美国于1965年2月对河内和海防港的轰炸也令柯西金怒火中烧，因为他当时正在北越作正式访问。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精英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不值得为了北越而得罪美国。不过，随着抗议美国轰炸的声势越来越大，这些人被迫放低了姿态。
1965年5月，美国在加强轰炸北越的同时，又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干涉。消息传来，政治局群情激昂。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把在越南和中美洲新出现的情况说成是全球对抗的升级，并认为：“继多米尼加事件之后，就要对古巴动手了。”他提出的对策是，苏联要采取“积极的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在柏林和与西德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佯动，并把空降兵等部队从苏联境内部署到东德和匈牙利。就像米高扬回忆的，这位国防部部长“强调我们应该做好袭击西柏林的准备”。
1966年年中，鲍文回忆说，为了对美国在越南采取的使战争升级的新行动做出回应，苏联军方和政治局的某些成员又开始提出，要灭灭美国人的威风并通过展示苏联的军力来威胁他们。然而，即便是力主与美国摊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苏联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影响华盛顿和河内在越南的政策。此外，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还令人记忆犹新。米高扬、柯西金、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都赞成采取遏制政策。
1967年，若干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并在情感上向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提出了挑战。东南亚共产主义阵营当时是一片断壁残垣。在苏加诺（Sukarno）总统下台之后，有大约30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遭到苏哈托（Suharto）将军领导下的军队的谋杀；苏联失去了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影响力。而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击溃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军。从雅加达到开罗，苏联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土崩瓦解。阿拉伯各国的溃败让苏联领导层和精英们大为震惊。政治局可以不帮苏加诺，但中东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的胜利在苏联国内产生了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