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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意识到——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核灭绝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核边缘政策绝对不能考虑”。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他对美国总统的看法。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把肯尼迪当作受重视的谈判伙伴，而不是可以用核边缘政策轻易击败的对象。这是双方朝着缓和美苏关系方向发展的开端，它将克服重重阻力在十年后开花结果。
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新面貌”，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在苏联国内，公众对危机的反响很小。关于“美国军国主义”对加勒比自由之岛的“挑衅”的新闻，许多苏联公民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直到危机最紧张的阶段都过去了，他们也没有为此操过心。不过，政治精英对古巴导弹危机非常紧张。莫斯科的一些党的干部决定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农村。当外省官员了解到更多细节的时候，他们非常震惊。乌克兰的党的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Petro Shelest）在其1962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当时处在战争的边缘。总而言之，我们制造了这种无法收拾的军事紧张局势，然后又想从中脱身。”谢列斯特和自己的许多同事都感到“疯狂的尼基塔”使他们处境非常狼狈。
古巴导弹危机也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与有关西柏林的最后通牒。1962年7月，这位苏联领导人似乎正在计划对那里的西方列强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果在古巴的冒险成功，赫鲁晓夫就可以赢得对肯尼迪的巨太的心理和政治优势。然而，从10月22日起，赫鲁晓夫就拒绝了自己下属提出的所有通过封锁西柏林来反击美国对古巴采取的行动的建议。
对赫鲁晓夫来说可惜的是，他无法公开自己与肯尼迪的关于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的秘密协议。美国媒体在庆祝肯尼迪的胜利，而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声望却一落千丈。许多高级军官和外交官都确信，赫鲁晓夫当时是慌了神，才在没有得到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就匆忙接受了美国人的最后条件。在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Vasili Kuznetsov）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以及肯尼迪的私人代表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之间的谈判更是加重了这种印象。美国人巧妙地利用了赫鲁晓夫的困境，拒绝苏联人挽回颜面的任何企图。另外，他们还利用赫鲁晓夫做出的有关撤走“进攻性武器”的模糊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在其公开讲话中固执地拒绝提起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逼迫苏联人撤走他们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莫斯科已经答应移交给古巴人的伊柳申轰炸机。莫斯科权力圈子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赫鲁晓夫首先就不该在古巴部署导弹，但既然这样做了，就不要让步。苏联的武器在美国的严密监视下撤离了古巴，这让军方高层很不是滋味。
对于古巴领导层以及赫鲁晓夫在北京的敌人而言，危机的结局就像是可耻的投降。赫鲁晓夫在公开宣布苏联撤走武器之前忘记了与卡斯特罗商量，也没有对他透露自己与肯尼迪秘密交易的性质。因为他有理由担心，这位易怒的古巴领导人会把它当作是对古巴主权的侮辱，并向国际社会泄露这个秘密。反过来，卡斯特罗又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并认为赫鲁晓夫也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当赫鲁晓夫在1963年春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时不小心说漏了嘴，提到与肯尼迪的导弹交易的时候，这位古巴领导人因为愤怒和难堪而脸色铁青。
这次危机的影响深远；此后的苏联领导人再也没有以赫鲁晓夫那样的方式，冒“两种体系”迎头相撞的危险。在古巴的这次严厉的教训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军控问题了。军方以及大型军工综合体的领导人，特别是核工业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Efim Slavsky）和军工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依然对限制军事发展持反对态度。但是，科学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依据。许多苏联核科学家都同情世界范围的反核运动。伊戈尔·库尔恰托夫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到他在1960年2月去世为止，一直在努力游说暂停核试验。1963年初，当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政府开始打算就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核科学家是重要的推手。萨哈罗夫的代号为“阿尔扎马斯-16”的核设计局理论小组成员维克托·阿达姆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建议信，强烈要求他接受美国人早先给出但遭到苏联人拒绝的条件。萨哈罗夫赞同这封信中的看法并在第二天就飞往莫斯科，将它交给了核工业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后者同意把信转交给赫鲁晓夫。科学家们的建议正合赫鲁晓夫的心意。几天后，斯拉夫斯基告诉萨哈罗夫，赫鲁晓夫接受了建议。
当时，对于北约核查人员在苏联领土上的存在和那些烦人的检查，苏联人还无法克服自己的不信任感。就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大谈斯大林主义恐外症的赫鲁晓夫，在这一点上也是坚决不肯让步。他告诉主席团的同事说，哪怕是两三次检查——这是他一开始与美国人会谈的谈判立场——也会“让间谍”混进苏联。即使西方列强同意，“我们也不需要”。到1963年，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大气层试验来制造战略武器，苏联在战略力量上也已经与美国人势均力敌。最重要的是，部分禁止核试验并不需要现场检查。在检查问题排除后，达成协议的最后障碍也就消除了。1963年8月5日，美、英、苏的谈判以在克里姆林宫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告终。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此结果感到“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幸福”。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公开抨击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革命”高调。在1962年12月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他对中国人有关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看法冷嘲热讽。“可不能小看了这只纸老虎，它长着原子弹做的牙齿。”1963年7月，苏联领导层决心“公开与中国人一争高下”；他们在当月的华约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要得到盟国的支持，反对北京。正如美国大使馆当时得出的正确的结论，1963年春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实际上是不宣而战”，“所以苏联才会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而这个协议它本来在上一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签”。
苏美关系中由此出现了一段奇怪的插曲。在肯尼迪政府就禁止核试验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交流和磋商的时候，它或明或暗地建议，联手挫败中国的核计划。7月15日，肯尼迪指示其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摸清楚赫鲁晓夫对于限制或防止中国的核发展有什么办法，以及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同意美国对此采取行动”。这几乎就是在毫不掩饰地试探：是否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预防性打击。哈里曼和其他美国代表在7月15日至7月27日这段时间与赫鲁晓夫举行了数次会谈并讨论了此事，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显得不感兴趣，而且实际上几次都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巧的是，美国人的建议提得很不是时候——当时在莫斯科正在召开华约组织会议并进行秘密的中苏意识形态讨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赫鲁晓夫不可能冒险与华盛顿秘密结盟。
事后来看，赫鲁晓夫属于一个少有的核乐观主义者。其核边缘政策异常鲁莽并具有攻击性、不计后果和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特点。这位“新面貌”的设计师手段强硬，但他更多是靠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战略上的考量。而且他并不擅长通过外交手段寻求折中的办法。他的信口开河、不够圆滑、粗鲁和心直口快，在交了几次好运之后便开始让他丢脸。他的意识形态信念，加上他总是在缺乏安全感和过于自信之间摇摆不定，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谈判者。还有，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未能形成一种系统或一贯的核战略。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思维中依然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即一方面强调核武器是预防战争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把在未来战争中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作为官方的军事原则。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几次内部会议上，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都认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结局取决于大规模的核打击。同时，他们显然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大量削减常规武器的计划。1963年2月7日，马利诺夫斯基在一次内部军事会议上说，苏联武装力量的所有兵种都应该保留并得到发展，因为可能会发生“不使用核武器的局部战争”——例如在越南南部——因为即使“在热核战争中”，也必须“消灭敌人的残余部队并控制被占领的领土”。所以，毫不奇怪，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下台之后，其继任者们便开始寻求在数量上与北约保持均势。这样的选择需要耗费巨资，并最终导致苏联经济的不堪重负。
赫鲁晓夫对西方的威胁和他在苏联军队中强制推行的在核战争中争取胜利的军事原则，对苏美关系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赫鲁晓夫利用导弹来虚张声势，给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和战略分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用了十二年的时间，通过谨慎的外交和耗资巨大的军队建设，才抵达了那个他在1960年5月没能好好利用的、与西方国家谈判的舞台。但是，即使是那么多年的缓和也不可能弥补赫鲁晓夫造成的损失。他在维也纳企图对肯尼迪吹胡子瞪眼的那一幕让美国的几任总统都耿耿于怀。出于类似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对苏联在古巴周围的任何活动都十分敏感，结果便引发了1970年和1979年的几次小规模的危机。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的权威们还在利用赫鲁晓夫时代的出版物，包括《军事战略》一书，去证明苏联人确实打算发动并赢得核战争。
本章利用了我与霍普·哈里森合写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核教育》一文。对于哈里森教授允许在本书中使用我们共同发表的部分文字，我深表谢意。?????
参见Weart，Nuclear Fear。?????
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21.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新面貌”战略是在1953年。该战略的重点在于利用核手段对苏联的威胁造成威慑，所以才会为了对苏联的侵略进行“大规模报复”而在西欧部署各种类型和射程的核武器。1957年底，艾森豪威尔为了减缓“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在西欧引起的震动，宣布把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在北约愿意部署它们的国家。参见Bundy，Danger and Survival，245-55；以及Trachtenberg，History and Strategy，138-39，156-62，and202。?????
有关核武器稳定效应的学术争论，参见Mearsheimer，“NuclearWeapons and Deterrence in Europe，”19-46；Gaddis，“Long Peace，”99-142；Gaddis，Gordon，May，and Rosenberg，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关于“遏制”理论的这一缺陷，参见Logevall，“Bernath Lecture，”475-84。?????
V.B.阿达姆斯基，见于Lebedev，Aadrei Sahharov，31。最近对战略武器竞赛中苏方的描述，见于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另外，关于苏联氢弹工程采取了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路线，参见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294-319。?????
参见Ryabev，ed.，Atomnii Projekt SSSR：Dokumenti i Materiali，vol.2，book1，639-43；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就预防原子武器和生物武器问题致斯大林，1950年9月，手写文件的复印件，Volkogonov Collection，LC。?????
1953年7月3日苏共中央全会的文字记录，Izvestia TsK KPSS 2（1991）：166-70。?????
N.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68；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ri，1：45；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G.Goncharov，“Khronolog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