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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针对古巴的行动带有挑衅的性质。在华盛顿形成的共识是，苏联人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核导弹部署到苏联境外。美国人不知道，以前就有过一个重要的先例：1959年春，苏联人在柏林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把中程导弹和核弹头运到了民主德国，然后又在8月份把它们运回去了，因为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准备自己的美国之行。这个小插曲似乎进一步证实，赫鲁晓夫想要建立核导弹部队，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准备万一有必要，就用来在谈判中为自己撑腰。
1962年7月，当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率领的古巴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准备就导弹部署和古巴的其他防务问题签订苏古秘密协议的时候，赫鲁晓夫显得胸有成竹。但古巴人觉得赫鲁晓夫过于自信和夸夸其谈。他告诉他们，即使美国佬在协议公开之前发觉了有关导弹的事情，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要揪住肯尼迪的小辫子。如果有什么麻烦，我就给你们发电报——那就是要你们邀请波罗的海舰队访问古巴的信号。”苏联军方虽然先前对赫鲁晓夫的自大和鲁莽暗中有些意见，但此时的态度也是一样。到古巴执行侦察任务的战略火箭部队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认为，苏联导弹可以容易地隐藏在古巴的棕榈树丛中。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军方高层把他们的总司令完全引向了歧路，因为他们想在靠近自己的头号敌人的地方有一个基地。起初，“阿纳德尔”行动是建议在古巴部署“一个由苏联武装力量各兵种组成的集群”，同时还派遣一个潜艇中队和一个波罗的海舰队的水面舰艇中队。要是行动成功，苏联在该岛就拥有51000人的部队、若干导弹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赫鲁晓夫的核政策再加上军方的议程，这让“阿纳德尔”行动再也无法阻止了。
“阿纳德尔”行动虽说有点冒险，但与军方讨论的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1960～1962年，由于受到加加林太空之行后铺天盖地的宣传的鼓舞，苏联空间计划的领导者开始游说建立军事空间站——它们据说能够发射核导弹打击美国的任何地方。军方高层和赫鲁晓夫没有看到太空军事化的潜能，这让负责太空计划的苏联空军副司令尼古拉·卡马宁（Nikolai Kamanin）将军极为沮丧。他在1962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马利诺夫斯基、[安德烈·]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和[总参谋长马特维·]扎哈罗夫，错过了让我们成为首个建立太空部队的国家的机会——我甚至要说，这是一支绝对的军事力量，它有助于确立共产主义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
1959年5月，一个以工程师A.叶罗什尼科夫（A. Iroshnikov）少校为首的军方研究小组向赫鲁晓夫建议：在美国周围建造20～25个人工岛，作为苏联“发射中程核导弹”的基地。该计划的制订者希望，“就在靠近美国那些极其重要的中心城市的地方建造我们的岛屿”，这样可以迫使美国政府“在进一步的谈判过程中，同意撤销它在与苏联接壤的国家中的机场和导弹发射坪”。计划被交给了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他觉得整个计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不明智”。1961年10月超级炸弹的试爆催生了另外一些疯狂的计划。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类似的装置也可以用大型鱼雷从潜艇上发射。后来，在1962年，米哈伊尔·拉夫连季耶夫（Mikhail Lavrentiev）院士给赫鲁晓夫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使用1亿吨级TNT当量的装置沿北美海岸掀起巨浪，类似于地震引发的海啸。万一与美国开战，拉夫连季耶夫认为，就可以给敌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经过一系列的试验之后，苏联科学家发现，大陆架会保护纽约和美国其他城市免遭这种超级海浪的破坏。这项异想天开的计划被否决了。
1962年10月22日，根据U-2侦察机在空中拍摄的照片，肯尼迪公开谴责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做法。对于美国人一旦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起初会作何反应，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失算了。苏联人想必是希望，如果美国人发现了苏联的导弹，他们会首先试图通过秘密渠道与克里姆林宫接触，也许还会要求用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来做交易。各种迹象也都支持这种幻想，直到肯尼迪把事情公之于众，宣布苏联人“背信弃义”。危机一下子成了公共事件，这就像双方都清楚的那样，大大增加了领导层的压力。肯尼迪在将危机公开之前，在他的小圈子中反复秘密商讨了至少一周时间。而赫鲁晓夫只是提前一天才得知肯尼迪要发表公告。
就在肯尼迪发表讲话数小时之前，赫鲁晓夫召开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他称这种新的形势是“悲剧性的”。苏联的远程导弹以及它们所携带的核弹头还没有抵达古巴。而且克里姆林宫已经错过了机会，没有公开苏联与古巴的防卫条约，因而对于部署自己的导弹缺少国际法依据。美国人有可能入侵古巴或者对该岛发动空袭。“如果我们不使用核武器，”赫鲁晓夫说，“那他们就会占领古巴。”“实际上，我们并不想发动战争，”赫鲁晓夫解释说，“在古巴问题上，我们原本想吓唬并遏制美国。”而现在，“他们可能会攻击我们，我们也会还击，”他最后说，“这也许会以一场大战而告终。”正如主席团的争论所显示的，赫鲁晓夫并不想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也是其核边缘政策的实质。军方站在他的一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等人不主张单方面放下武器，他们认为自己的美国同行会毫不犹豫地率先使用核武器。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主席团宣读了给驻古巴苏军司令伊萨·普利耶夫（Issa Pliyev）将军草拟的命令：“如果有[美军]登陆，就[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不能使用战略核导弹。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提出了反对意见：“使用这些[战术]导弹难道就不意味着发动热核战争了吗？”赫鲁晓夫犹豫不决。尽管这样，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他还是同意对给普利耶夫的命令作一些改动：即便古巴受到攻击，也决不允许使用核武器。结果，苏联部署在古巴的战略导弹永远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它们携带的核弹头躺在数英里之外的专门的仓库里，并且在危机期间自始至终都躺在那里。在马利诺夫斯基的坚持下，赫鲁晓夫命令四艘苏联潜艇的指挥官——这些潜艇都装备了带有核弹头的鱼雷——向古巴海岸靠拢，以加强苏联的核威慑。军方又一次错误地声称，此举不会被美国人发觉。试图突破美军反潜防线的这四艘苏军潜艇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并不清楚如果遭到美国海军或空军的攻击，该怎么处置自己的核武器。他们的有些领导人觉得，他们可以使用它们。幸运的是，当美国海军驱逐舰探测到这些潜艇并迫使其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那样做。
10月23日，赫鲁晓夫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了镇定，并得知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感到犹豫和害怕。在10月2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他说：“毫无疑问，美国人害怕了。”他承认在形势达到“沸点”之前，必须把战略导弹撤出古巴，但这个时刻尚未到来。
10月27日，在对肯尼迪的意图还缺乏清晰了解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就决定向肯尼迪开出条件了。在他给总统的信中，他说如果美国“从土耳其撤走类似的武器”，那苏联也会从古巴撤走它的导弹。之后，美苏就“向联合国安理会保证尊重”土耳其和古巴这两个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赫鲁晓夫开始放弃核边缘政策，这让苏联对外政策领域的许多实权人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像外交部高级官员维克托·伊斯拉埃良（Viktor Israelyan）在他最近的回忆录中所说的，赫鲁晓夫的信让人如释重负，也让“莫斯科的广大民众”如释重负。伊斯拉埃良和他的同事们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谈判条件也很满意，认为那是为达成妥协而提供的平等、体面而且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
10月27日夜，在罗伯特·肯尼迪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达成了一致。美国做出两点让步。一个是公开的，即保证不会入侵古巴；另一个是不公开的，即从土耳其撤走导弹。而作为回报，苏联将从古巴撤走导弹。肯尼迪解释说，有关导弹交易的情况如果泄露出去，那会在国内及北约盟国中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削弱其哥哥的政治地位。对苏联人来说，这个交易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公平的。但此时的事态发展却让苏联人体面地摆脱危机的希望破灭了。从苏联和古巴的情报机构、驻美大使馆和驻古巴的苏联军队发来的种种信号表明，局势正在迅速失控。在一封写于10月26～27日夜里的电报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建议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以防美国即将入侵或对苏联导弹发动打击。1992年在哈瓦那的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解释说，他写这封电报是要防止“二战的一幕重演”——当时纳粹就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不过，赫鲁晓夫十分惊恐。卡斯特罗没能理解他的核边缘政策的逻辑
赫鲁晓夫突然之间终于明白，他所开始的这场游戏是多么危险。这位主席对核战争的看法很明确：它一旦开始，就收不住了。7月的时候，赫鲁晓夫曾愤怒地拒绝过美国人提出的新原则：把军事设施而不是城市作为目标。“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主席团会议上，他感到不解。他的回答是：“让全体人民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核战争是会发生的。”有了那样一个原则的撑腰，美国军方现在就可以说服肯尼迪发动这种战争了。他给驻古巴的苏军司令普利耶夫将军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明确”确认了关于动用飞机空投核武器和关于战术及战略导弹的禁令。同一天，苏联的地空导弹操作人员击落了一架在古巴上空的U-2飞机，飞行员丧生。赫鲁晓夫在星期天即10月28日知道了此事。他感到是卡斯特罗下令这么做的。就在此时，民主德国向苏共主席团通报，肯尼迪将再次发表电视讲话。后来的情况表明，这其实是对“隔离演说”的老调重弹，但赫鲁晓夫当时误以为它是要宣战，便立即接受了美方的条件：在莫斯科时间早晨六点，就在肯尼迪发表讲话前的两个小时，苏联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单方面从古巴撤出“苏联的所有进攻性武器”。该声明对于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一事提都未提。
后来，赫鲁晓夫又开始虚张声势；他坚持说苏联从古巴的撤退并不像卡斯特罗和中共认为的那样是个失败。而且他在把战术导弹、巡航导弹和轰炸机携带的核弹头运回苏联之后，还想把这些武器继续留在古巴。10月30日，他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向刚好在莫斯科的捷共代表团给出了他自己的说法。“我们当时知道美国人想要进攻古巴，”赫鲁晓夫声称，“那时我们和美国人都在讨论柏林问题——双方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转移对古巴的注意力；美国人想要进攻它；我们则拖延美国进攻的时间，不想让它轻易得手。”这位苏联领导人接着又说，美国人本来要在海上开展一场有两万名海军陆战队参加的大规模演习，代号为“奥尔特萨克”（ORTSAC）（这是把Castro倒过来拼），实际上就是一个入侵古巴的阴谋。“我们认为，就在演习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情报人员发现了我们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所以美国人非常恼火。”卡斯特罗建议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电报，促使赫鲁晓夫摆明了他对核战争的看法。“显然，率先发动打击在今天是不可能使对手丧失战斗力的。肯定会受到反击，而这种反击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这个地球上，毕竟还有情报机构不知道的导弹。潜艇上也有导弹，而这些潜艇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打得失去还手之力的。如果我们自己发动了战争，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也要死许多人。只有那种不了解核战争意味着什么的人，或者是像卡斯特罗那样因为革命激情而失去了理智的人，才会说出那种话。”这位苏联领导人急忙又补充说，输掉这场核边缘政策游戏的人并不是他。“从我们得到的情报来看，我们知道美国人害怕战争。他们通过某些人明确表示，如果我们帮他们摆脱这次冲突，他们会非常感激。”赫鲁晓夫最后又提出下面这个挽回颜面的看法：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对于苏联来说，“实质上军事价值很小”，而且“是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服务的”。
从战争边缘的退却
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这场危机起初纯属赌博，但结局却“好得出奇”。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又都对自己在危机中的经历感到后怕。他们瞥见了核战争的深渊，并且发现对于核边缘政策，哪怕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计划也可能造成悲剧性的结局。他们还认识到，在这样的危机中，有多少事情可能会出现差错。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0月的事态发展中始终密切观察着赫鲁晓夫。在他看来，那些事态发展“对于苏美双方和两位领导人而言，都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危机“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