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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对美国越来越多地插手欧洲事务的反应模式：从怀疑和敷衍到猛烈回击。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解读没有为德国中立留下任何余地。能够反映出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是，苏联驻美国大使的报告把美国的计划说成是要建立一个包围苏联的集团，“西边要经过整个西德”而且更远。来自伦敦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的报告也持同样的看法。斯大林给外国共产党的命令是要它们从议会活动转向政治暴力，并为战争做好准备。1947年秋，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及工会，组织罢工和示威，破坏西欧的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严厉斥责表明，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他对德国和中欧采取的等等看的策略必须放弃。中欧各国共产党被告知，要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号令，加入总部设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不过，斯大林给中欧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是兼顾到果断与审慎。他希望加快“苏联化”的进程要显得像一个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尽可能不要让人看出莫斯科的影响。
从1946年以来，斯大林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自己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但是，“马歇尔计划”加快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步伐。这表明，斯大林确信从那时候起，苏联人仅凭思想和组织的铁的纪律就可以管理中欧了。各国共产党不得不声明放弃“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它们迅速被斯大林化并刻板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强制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控制，导致了对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清洗”。这一事件烙有斯大林个性的鲜明印记。斯大林突然发作的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的憎恨，出乎人们的意料，甚至对他的下属来讲也是如此。不过，在其巩固自己的权力期间，这曾是斯大林在苏联政治斗争中的典型做法，当时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朋友和支持者是又拉又打。斯大林对待中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方式，与他对待像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这样的自己最亲近的副手的方式并无明显的不同——它把富有欺骗性的个人魅力、没来由的施虐、猜疑还有轻蔑都混合在一起。在南斯拉夫这件事上，斯大林的待人之道却适得其反，惹得苏联在中欧最有价值的伙伴造反了。
就这样，按照斯大林的方式加强对中欧的控制，不仅制造了外部的，也制造了内部的敌人。1948～1949年对“铁托主义”的猛烈批判所起的作用，就跟1935～1938年炮制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样，有助于巩固斯大林的绝对控制。对于反对和违抗其意志的可能性，哪怕是微乎其微，也不允许存在。在此期间，斯大林还一直想暗杀铁托，就如同他曾经一心想暗杀托洛茨基一样。
中欧的苏联集团迅速得以巩固给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带来了重大变化。这些政策以牺牲德国的统一运动为代价，坚定地转向了建立一个苏联化的东德。斯大林没有让德国社会统一党加入共产党情报局。不过，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包括前社会民主党人，都明确表示忠于苏联并公开谴责“马歇尔计划”。1947年秋，斯大林说服东德共产党领导层，在德国内政局也就是苏联占领区的警察机构的支持下组织军事力量。1947年11月，在内政局内部成立了情报部，目的是用法律许可之外的手段侦测和根除任何反对东德政权的力量。1948年7月，随着柏林危机的日益加深，苏联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装备和训练一万名东德士兵，作为住在兵营里的“担任警戒任务的警察力量”。所有这些措施的计划与实施都是高度保密的。斯大林完全清楚，它们公然违反了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决议，而且这项政策也完全背离了苏联在宣传和外交上倡导的德国统一、中立和非军事化。
1948年9月，德国社会统一党公开批判其自1946年创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说它是“腐朽而危险的”，是通向民族主义的“邪路”。在批判南斯拉夫的狂热气氛中，东德共产党人更愿意站在安全的一方，而且即便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也千方百计地想加入到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列。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西方领导人撇开苏联在伦敦单独举行了多次会谈，之后就开始组织西德联邦国家。它将借助“马歇尔计划”接受美国的援助，并修改鲁尔区的生产计划，确保西方占领区的经济快速复苏。斯大林也许仍然寄希望于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破坏西方的计划，但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对西德的成立做出回应。他在柏林这个苏联对西方优势最大的地方采取了行动。1948年3月，针对德国社会统一党官员不满西方在柏林的存在，斯大林说，“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撵走”。他决定封锁西柏林，以便把盟国赶出这座城市，或者迫使它们对自己的伦敦协议进行重新磋商那就更好。
除了在伦敦达成的协议之外，促使斯大林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诱因就是在西德和西柏林开始采用新的货币。如果采用新的货币，苏联在德国的占领成本就会大幅增加（1947年是150亿卢布）。直到当时为止，苏联驻德军政府一直可以印制那种在占领区使用的旧马克，这些旧马克在西方占领区也还在流通。在财政上把苏联占领区与西德分开，有断绝这一财源的危险。
针对西方的分离主义计划，斯大林以西柏林为要挟，是希望自己有合适的机会一石二鸟。如果西方列强选择谈判，就会使它们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复杂化。这些谈判还会让苏联驻德军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在占领区落实自己的战争赔偿工作。如果西方列强拒绝谈判，它们又会有失去其在柏林的基地的危险。这位苏联领导人信心满满，觉得自己有能力妥善使用武力包围西柏林，既避免挑起战争，又让此次危机的责任看来像是在于西方列强。意味深长的是，他还下令把为苏联占领区印制新钞的时间延迟到西方列强开始在柏林使用它们的德国马克之后。
封锁柏林是斯大林的又一次试探。每当力量对比比较有利的时候，谨慎而冷酷的决心就会让他蠢蠢欲动。欧洲其他地区的形势发展也为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行动提供了启发。1948年2月，克里姆林宫的这一策略获得过成功。当时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政权，自由民主政府不战而降。不过，斯大林认为，美英不会让共产党武装在希腊取得胜利。2月10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时候，斯大林说，在希腊，“如果缺乏取胜的条件”，那“就勇敢地承认这一点”。他建议说，“游击队运动”——在1947年得到过克里姆林宫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该“结束”了。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才使得斯大林与铁托的关系突然破裂。
当柏林危机还在酝酿的时候，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PCI）胜利在即，这威胁到了欧洲力量的均势。历史学家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意共中的好斗分子准备如有必要就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不过，意共领导人、在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主义”氛围中培养起来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对这种冒险活动的结果非常怀疑。3月23日，陶里亚蒂通过秘密渠道给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征询他的意见。他向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发出警报，说意共与政治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可能会“引发一场大战”。陶里亚蒂告诉斯大林，万一在意大利发生内战，美、英、法都会支持反共的一方；届时意共将需要南斯拉夫军队和其他东欧国家武装力量的支援，以维持它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斯大林对陶里亚蒂的信立即做了回复。他指示意大利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要通过武装暴动”在意大利夺取政权。根据他对实力对比的谨慎考量，斯大林决定：对于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意大利，他鞭长莫及；不过，西柏林是在苏联占领区内，而德国问题又至关重要，值得冒险。
1948年5月，正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发现的，斯大林策划了一场反对杜鲁门政府的迂回的“和平攻势”。其目的是要破坏美国的欧洲政策，让这些政策看起来像是欧洲和德国正在出现的分裂的唯一原因。他利用与亨利·华莱士（他在与杜鲁门竞选总统）的秘密渠道向他传达，并通过他向美国公众传达，苏联人“没在进行任何冷战。是美国在进行冷战”。斯大林想要制造一种印象，即通过谈判克服美苏之间的矛盾是可能的。在写给华莱士支持其和平倡议的“公开信”中，这位苏联领导人继续暗示存在这种幻想的可能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在宣传和战略上一败涂地。暖冬、英美对空运的巧妙组织以及西柏林人民的坚忍，挫败了苏联的意图。西方对苏联占领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给了斯大林一个狠狠的教训，并让苏联人为损失埋单。最终，西方在西德和西柏林的货币改革大获成功，而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的抵制。对于苏联在西柏林和西德的影响力来说，柏林封锁的心理与政治后果是致命的。它帮助西德人与盟国尤其是美国人结成了新的友谊和反共同盟。美英在西德和西柏林的存在，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以前所没有的合法性。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在1949年4月9日宣布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要拜柏林危机之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美国在西欧和西德的军事存在有了永久的、正式的合法性。1949年5月11日，在经过短暂的谈判之后，苏联解除了封锁并与西方三大国签署了协议。该协议事实上承认了西方在柏林的永久性政治权利，并在一份单独的议定书中同意把这座城市分成东、西两半。1949年5月23日，就在解除封锁的数天之后，西方占领区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事实证明，斯大林基于两次大战间的经验所形成的有关德国的几个基本假定，都是不成立的。首先，与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结盟的策略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好处。斯大林未能认识到，纳粹政权在1945年春的垮台让大部分德国人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心怀警觉。正如1948年之后西德政局的新发展所证明的，在那里，最有力的因素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经济正常化的渴望、传统的地方分权观念以及与德国东部地区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可以追溯到对普鲁士在德意志第一帝国中的统治地位的抵触情绪。从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莱茵兰中、上阶层中得到的支持，就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正是这种支持使他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在西德，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不仅没有民族主义的紧张关系，驻西德的美军士兵与德国平民尤其是妇女之间，还存在一种互利关系。许多德国妇女喜欢美军大兵，因为他们可以提供稀缺食品和基本用品。在民众看来，苏联人是“索取者”、掠夺者和拆走他们东西的人，而美国人则是“给予者”。在柏林封锁期间，德国舆论更加一边倒地变得支持美国而反对苏联。
其次，20世纪40年代最后并没有发生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斯大林对这个假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预言在西欧国家与美国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这反映了列宁主义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看法。实际上，从1948年开始的战后经济衰退，完全不像预料中的那样严重。苏联人曾经梦想，如果大萧条重现，美国就会再次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并对莫斯科想要的东西表现出更愿意和解的姿态。但这种梦想没有成真。
斯大林又一次拒不承认自己的误判。1948年3月，他告诉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官员：德国的统一将是个“漫长的过程”，要花“几年”的时间。他接着又说，推迟统一对德国社会统一党是有利的，因为共产党人可以加强他们的宣传工作，“让群众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做好准备”。一旦人民做好了思想准备，那“美国人就只有认输”。1948年12月，在与东德共产党人的另一次会谈中，斯大林装作很乐观的样子。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坦承，他们及其盟友已经毁掉了自己在西德的政治声誉；所有人都把他们看作“苏联的代理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在回答时言不由衷地责备乌布利希和他的同志们放弃了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像曾经与罗马军团战斗过的古日耳曼人那样“赤膊”上阵呢？“必须要利用伪装。”他说。斯大林建议，应该让西德“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退党并渗透进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便从内部瓦解社会民主党，就像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对付他们的反对党一样。
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利用苏联惨败和西德宣布成立的机会，要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鉴于事态发展的压力，斯大林允许德国社会统一党筹备成立一个正式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诞生。1949年，斯大林还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或CMEA）——这是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和西方经济集团的回应。它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基础生产，使我们[苏联集团]摆脱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必要的设备和原材料的状况”。民主德国很快就被允许加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