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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辛斯基、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Vladimir Dekanozov）、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以及其他官员讨论了德国事务。在其1946年2月给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指示中，斯大林使用了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用来描述其政治战略的相同的措辞：“最低纲领”是维护德国的统一；“最高纲领”则明确规定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仔细考虑一下这样的口号就可以发现：它意味着斯大林准备在苏联占领区的苏联化问题上做出妥协，以希望共产主义影响力能够传播到德意志其余的地方。如果战后真的发生经济危机而美国也真的从西德撤军，那斯大林分两步走的计划还能够说得通，但在1946年或者在那之后，那一切并没有发生。
谢苗诺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回忆说，斯大林每隔两三个月至少要见一次他和德国共产党人。他还声称，自己直接从斯大林那儿得到指示：要心无旁骛，把精力放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苏联占领区逐步建设新德国。据他说，关于战后德国的政治战略问题，与斯大林的谈话有“不下一百次”。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显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东德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只有八次，其余的在档案中都查不到。从1946年开始，由于健康原因，斯大林逐渐把德国事务交给自己的副手和有关机构处理了。
斯大林的指示模糊甚至没有指示，这种情况令人费解。这可能是因为德国问题一直不确定，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像他在较早时惯常的那样，在自己下属中间怂恿权力斗争，并在官僚主义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至于苏联的对德政策，他容忍甚至鼓励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结果，官僚系统的内斗使苏联驻德军政府的活动变得更加复杂。苏联的驻德官员隶属于包括国防部和外交部在内的莫斯科的不同机构；同时，他们中有些人又享有特权，可以与中央各部委的首脑，甚至是斯大林及其副手直接联系。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官员根据其职能与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权力范围，其职责相互关联，但有时也彼此冲突。他们与德国人中不同群体的工作联系以及他们在莫斯科的不同靠山，再加上斯大林身边那些人的钩心斗角，使局面更加混乱。
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谢苗诺夫在德国可以对苏联的政策制定说一不二。苏联在占领区的政策设计师还另有其人。其中之一就是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情报与宣传处处长谢尔盖·秋利帕诺夫（Sergei Tyulpanov）上校。他是军中的知识分子，专长是国际经济与宣传。秋利帕诺夫在莫斯科的后台似乎很硬，包括斯大林的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副手列夫·梅利斯（Lev Mekhlis）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后者是“列宁格勒帮”即安德烈·日丹诺夫手下党的官员之一。结果，直到1948年，秋利帕诺夫的工作一直独立于谢苗诺夫及其在驻德军政府中的上级，负责管理占领区的媒体与审查、影院、政党与工会以及科学与文化。尽管他多次受到许多苏联高级官员的批评，说德国社会统一党和共产主义宣传在西德失败的责任在他，但他仍然能够安然无恙。
苏联在德国存在如此多样的、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这让索科洛夫斯基、秋利帕诺夫以及驻德军政府的其他官员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一方面，他们试图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即苏维埃方式去组织东德；另一方面，他们以及他们在党内领导层的靠山也知道，在苏联占领区拆走工业设备以及虐待平民，只会使对德国的争夺更加复杂。为了部分地补偿拆走的工业设备，东德人得到了更多的食物。在苏联战后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斯大林并没有让德国人拿农产品来支付战争赔偿，尽管如果那样许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就不至于饿死。1945年10月，斯大林决定对掠夺东部占领区工业设备的行为加以约束。11月，他告诉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人，苏联人打算给德国留下一些工业设备，只要求得到他们的最终产品。苏联人在原本打算搬走的119座德国工厂的基础上成立了31个股份公司（SAGS）。“截止到1946年底，”诺曼·奈马克写道，“苏联人占有了东德全部产品的将近30%。”最具战略价值的股份公司是下萨克森维斯穆特（Wismut）的铀项目，它生产了苏联首批原子弹的燃料。
拆走设备、在占领区建设新德国、争夺整个德国，这些不同工作重点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把工业资产运往苏联的工作还在继续，这不仅是由庞大的军备计划所决定的，也是由苏联各工业部门的需要所决定的。西方盟国不让苏联从西方占领区得到任何资源和设备，苏联就只好在自己的占领区拆走更多的设备。与此同时，冷战的加剧以及由美英管理的西方占领区的合并，让斯大林、苏联驻德军政府以及东德共产党人继续对东德进行改造并加强对它的控制——这项任务成了苏联人的重中之重。
把东德融入苏联集团
从苏联占领的第一天起，改造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动就开始了。1945年初，苏联人与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对大地产进行切分，并在中、小农民中分配财产。谢苗诺夫回忆说，斯大林对土地改革的计划与实施投入了大量精力。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保住政权并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支持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同样的做法对德国共产党人也管用。德国的农民并不介意得到容克地主的土地，只要这样做合法就行。对于苏联人及其委任的共产党官员来说，东德的土地改革和中欧其他地方的一样，无疑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
1946年2月，在会见乌布利希和皮克时，斯大林赞同“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提法，希望德国社会统一党的成立“为西方占领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不过，在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妇女的眼里，社会统一党依然与苏联人在占领区的拆走设备、暴力及强奸联系在一起。1946年10月，在占领区特别是大柏林地区的战后首次地方选举中，该党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当时有49%的选民投票支持中间和右翼政党。从那以后，苏联人简直什么都不放手，驻德军政府的专家帮助社会统一党对此后的选举结果弄虚作假。这个新的政党成了东部占领区依照苏联模式建立政权的必要工具。当斯大林在1947年1月底会见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的时候，他指示东德共产党人在占领区建立秘密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而且“不要声张”。1946年6月，苏联人为各安全机构成立了一个协调部门，称为德国内政局。
斯大林打算在德国打出的另一张牌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几十年的经验让斯大林懂得，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比革命浪漫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更有效的力量。莫洛托夫回忆说：“他知道希特勒是怎样组织德意志人的。希特勒领导着他的人民，这一点，我们从德国人在战争期间的战斗方式中就领教了。”1947年1月，斯大林问社会统一党代表团：“德国的纳粹分子多吗？他们代表了什么样的力量？在西方占领区的具体情况怎样？”社会统一党的领导人坦承他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清楚。然后斯大林就建议他们，“用一种不同的政策”取代消灭纳粹合作者的政策，“目的是留住他们，以免把所有的前纳粹分子都推向敌人的阵营”。他还说，要允许前纳粹积极分子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这些政党将“在与社会统一党同一个集团中运作”。对于苏联驻德军政府是否会允许组建这样的政党，威廉·皮克表示怀疑。斯大林大笑着说，他会尽可能为此事提供方便。
谢苗诺夫做了会议记录。他记得斯大林说：“纳粹党总共有一千万党员，他们都有家庭、朋友和熟人。这是个庞大的数字。对于他们的关切，我们要忽视到什么时候呢？”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建议为他们的新党取名为“德国国家民主党”（NDPD）。他问谢苗诺夫，驻德军政府能不能从某个监狱找出一个前纳粹地方领导人并由他来领导这个党。当谢苗诺夫说他们可能全都被处死了的时候，斯大林表示很遗憾。接着他又建议说应当允许前纳粹党员有他们自己的报纸，“甚至也许可以名为《人民观察家报》”——那是臭名昭著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官方报纸。
斯大林的这些新策略不但与他早先在中欧斯拉夫国家中宣扬的“德国威胁论”有明显的矛盾，也不符合共产党精英的核心信念和俄国人的反德情绪。建议与前纳粹分子合作，这让德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官员很是失望，后者拖了一年才执行这个建议。只是在1948年5月，在经过适当的舆论准备之后，苏联驻德军政府才解散了负责清除纳粹分子的各个委员会。6月，“德国国家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谢苗诺夫秘密出席了大会，只是他用报纸遮住了自己的脸。谢苗诺夫回忆说，这只是“一连串重要行动中的第一环节”，以便在德国的政治斗争中培养亲苏的、反西方的新力量。对前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以及前纳粹分子的彻底平反，要等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的时候。
斯大林想必认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统一而中立的德国，这个想法对于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因而他们会打消对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敌意。而且在拜恩斯和美国人开始利用德国人的民族感情对付苏联的时候，他肯定想使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把矛头转向西方。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在外交和宣传上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立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国家的想法，并用西方建议的联邦化和地方分权来突出苏联的立场。1947年1月，斯大林说，西方列强“实际上是想让德意志一分为四，但他们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一点”。他还重申了苏联的路线：“必须成立一个中央政府，它要能够签署和约。”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斯大林不愿意“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他想让西方列强扮演那样的角色”。所以，他有意“跟在西方列强的后面慢一拍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占领区建立军队和秘密警察，苏联人的每一步都是跟在西方列强朝着分裂德国的方向采取它们自己的决定性措施的后面：美英合并占领区、“马歇尔计划”以及成立西德。
在阻止东德共产党人和苏联驻德军政府中的某些狂热分子想在占领区迅速“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直到1947年为止，斯大林一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可能是在等待：随着经济危机、美国的选举或其他方面的新的发展，欧洲的经济政治环境会有急剧的变化。在此期间，德国问题开始引发大国的对抗。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在继续发生转变，由撤出德国转向对西方占领区的长期的经济重建。在莫斯科第二次外长会议（1947年3～4月）未能就德国问题达成一致之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认为，“病人已奄奄一息，而医生们还在不慌不忙地商量”。于是，杜鲁门政府启动了“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经济的复苏。
对于美国为什么采取这个新的举措，克里姆林宫起初摸不着头脑。苏联经济学家猜测说，也许是美国预计到会发生重大经济危机，就想再搞一个“租借法案”，为自己的商品建立新的市场。苏联经济管理者的心中也再次燃起希望：苏联这次也许会得到美国在1945～1946年间没有兑现的贷款。苏联人一开始并没有把“马歇尔计划”与德国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莫洛托夫得到的指示只是，防止有人企图用削减德国的战争赔偿来换取美国的贷款。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各位领导人协商之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决定，让其他中欧国家代表团到巴黎参加即将召开的有关经济援助的会议。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罗马尼亚各国政府，都宣布它们将参加此次会议，但就在此时，斯大林改变了主意。
1948年6月29日，莫洛托夫在与英法领导人协商之后从巴黎向斯大林报告：美国人“一心想利用此次机会渗透到欧洲各国经济的内部，特别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改变欧洲贸易的流向”。到7月初，来自巴黎和伦敦的新情报，尤其是美国与英国背着苏联人进行的秘密谈判，让克里姆林宫明白，杜鲁门政府考虑的是关于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长远计划：“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遏制苏联的影响，并按照美国人绘制的蓝图，推动欧洲尤其是德国经济的复苏。1947年7月7日，莫洛托夫给中欧各国政府下达了新的指示，“建议”他们取消参加巴黎会议的计划，因为“在欧洲复兴计划的外表之下”，“马歇尔计划”的组织者“实际上想要成立一个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他们在经济上依赖于西方的市场和贷款因而拒绝遵从这一指示的时候，斯大林把他们叫到莫斯科并向他们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哪怕是参加巴黎会议，都会被苏联视为敌对行动。在威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只好表示从命。作为补偿，斯大林也承诺，他将命令苏联的各个工业部门购买捷克斯洛伐克商品，并保证立即提供20万吨小麦、大麦和燕麦的援助。
苏联在“马歇尔计划”问题上的突然变卦，显示出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