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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变成了美国资金与军事援助的受援国，变成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伊朗也在向同一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承诺未能兑现，反而弄巧成拙。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都是斯大林任命的，却像共用一个厨房的家庭妇女一样开始争吵。在收回被土耳其侵占的“祖上的土地”未果之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领导人开始策划反对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党的书记格里戈里·阿鲁季诺夫（Grigory Arutynov）抱怨说，他没地方安置也没粮食养活遣返回国的人（尽管回到苏联亚美尼亚的只有9万亚美尼亚人，而不是预计中的40万）。他建议把生活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阿塞拜疆农民重新安置在阿塞拜疆。他还建议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y Karabagh）——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一个在历史上有争议的多山的地区，从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转让给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巴吉罗夫对此作了反驳和反诉。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向莫斯科暗示，该地区“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增加。
1947年12月，斯大林接受了阿鲁季诺夫的建议，在亚美尼亚之外重新安置阿塞拜疆的农民。不过，他并不支持重新划定该共和国的边界。而且他决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开始对南高加索地区进行“种族清洗”，以清除可疑的和有可能不忠的人。1948年9月，运送亚美尼亚遣返人员的“胜利号”轮船发生火灾，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他从自己在黑海的别墅打电报给马林科夫：“在遣返人员当中有美国特务。他们准备在‘胜利号’上搞恐怖活动。”第二天，马林科夫回电：“你的看法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政治局立即发布命令，停止遣返。1949年4月和5月，政治局命令把所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包括一些从世界各地遣返回来的人）以及所有的“前土耳其公民”，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被流放的还有希腊族人。1948～1949年从南高加索流放的有15.7万人。这次“清洗”并没有终结民族主义的紧张气氛。不过斯大林还是重新控制住了该地区由于他在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活动而变得不稳定的政治局势。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给了“列宁格勒帮”以致命的一击。所谓“列宁格勒帮”，是指那些来自俄罗斯联邦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党政官员。他们本来就是俄罗斯人，而且战争期间在俄罗斯民众当中很受欢迎。这些官员希望斯大林在战后重建中会继续重用他们。他们当中包括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组织局成员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Mikhail Rodionov）、中央委员会书记和组织局成员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Alexei Kuznetsov）、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记彼得·波普科夫（Petr Popkov）。他们是安德烈·日丹诺夫的人，曾经在德军900天的围攻中领导了英勇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帮”的上升势头让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感受到了威胁，他们想方设法破坏这帮人在斯大林眼中的形象，而且最后终于得逞了。克里姆林宫对“列宁格勒案”以及针对沃兹涅先斯基的“国家计委案”展开了调查。1949年2月和3月，斯大林解除了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的职务。几个月后，国家安全部逮捕了他们，与之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65名高级官员及145名家属和亲戚。“调查”采用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拷问手段。斯大林让包括马林科夫和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在内的政治局成员亲自参加审讯。1950年10月1日，包括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在内的23位高级官员遭到处决。戈尔多夫、雷巴利琴科和格里戈里·库利克（Grigory Kulik）等被捕的将军也几乎同时被枪毙了。
在短短几年内，斯大林就从作为二战胜利者的苏联人民那里，成功窃取了胜利的荣耀与和平的果实。当然，如果没有包括军政精英在内的许多心甘情愿的合作者的支持，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许多战争老兵从英雄迅速沦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欢迎并支持把苏联变成一个世界帝国和超级大国。再次抬头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亡我之心不死——所有这些，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无数苏联公民由衷地赞成斯大林的战后计划。用苏维埃帝国及其在中欧的安全缓冲区，来取代面包、幸福和胜利后的舒适生活，开始在许多老兵的眼里被认为是必要的。为了补偿国内安全感的长期缺失，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把自己的恐惧心理向外投射（projecting）；复活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崇拜；对西方公开表示敌意并信奉新的反美主义。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些将成为苏联人集体认同的核心。
在求助于俄罗斯沙文主义冲动的同时，国家宣传和媒体也在严厉指责犹太“世界主义者”。在国立莫斯科大学清洗犹太人期间，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听他的一位战争老兵朋友对自己解释说：“几年来，党一直在与犹太人的统治地位做斗争。它正在从自己的队伍中清理犹太人。”与此同时，另一位勇敢的年轻老兵则对反犹主义提出了公开批评。他立即丟掉了自己的党籍并从这所大学里消失了。反犹主义清洗让那些支持反犹政策的人获得了一种类似于希特勒统治下的许多德国人曾经有过的虚假的团结感和权力感。另一位亲历者描述了这样几种人：“他们在战争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缺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成为生活的主人。”
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一次批判“世界主义”的会议上，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Sergei Dmitriev）教授问他的同事这次运动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回答是：“战争。人民必须为新的战争做好准备。而它正在迫近。”对于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和他对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还有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的流放，愈演愈烈的冷战无疑有助于他证明自己做法的合理性。它还有助于他加强对俄罗斯的控制，那是他的“社会主义帝国”的核心。有关新的战争的传闻也有助于斯大林消除精英当中任何潜在的不满和异见。在苏联，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确信，西方在磨刀霍霍，必须对其进行遏制。
1946年7月，当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试爆了两颗原子弹的时候，这种感觉变得更强烈了。试验就发生在美国人提出自己的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两周之后和巴黎和会前夕（1946年7月29日至10月5日）——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谈判有关与德国及其卫星国签订和约的问题。苏联的两位观察员目睹了此次试验并向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报告了试验结果。这两人当中有一位是谢苗·亚历山德罗夫（Semen Alexandrov）中将，他是地质学家，也是苏联原子弹工程中负责铀矿勘探的首席工程师。他把有关试验的胶片带回莫斯科，除了在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中，还在克里姆林宫播放了这些胶片。
在苏联的政治精英当中，几乎没有人怀疑，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已经变成美国战后的外交工具，并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对于斯大林有关新的战后局势是零和游戏的看法，就连最有才智和最有经验的党员，也无法否认其说服力。自认属于“胜利的一代”的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经历了苏联从1941年和1942年夏季的惨败到柏林大捷的整个战争。1946年初，政治局派他与一小群别的记者和作家到美国执行宣传任务。美国的富裕与苏联的破败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他几乎无法承受。令他不安的还有美国刚刚出现的反苏浪潮。一回到国内，他就写了一部戏剧——《俄国问题》。在剧中，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政客和报业巨头，想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剧中的主要人物，一位进步的美国记者，想要揭穿这个阴谋。他来到苏联，目睹了俄国人并不希望再来一场战争。这部戏是对美国政治和媒体的粗劣讽刺，但西蒙诺夫对于自己所写的内容无疑是真心相信的。苏联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它怎么可能再威胁别的国家呢？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如果没有战后的动员与重建，苏联就会任人摆布，或许还会被美国可怕的力量压垮。斯大林喜欢西蒙诺夫的这部戏。《俄国问题》在杂志上连载，在电台中广播，还在苏联演出了许多场，有数百万人观看。十年后，西蒙诺夫仍然赞成这样的看法，即在1946年，苏联面临着严峻的选择：要么迅速强大，要么毁灭。
斯大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帝国”，它不可战胜，各个侧翼都得到保护。但这个计划有其内在的缺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像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这些成功的范例，对于众多全然不同的庞大的领土，除了依靠赤裸裸的武力之外，还利用别的因素去进行控制。它们招募当地的精英，对种族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差异常常抱着宽容的态度，而且促进自由贸易与交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帝国”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社会工程，想让社会和精英们脱胎换骨。它采用单一的工业化和政党制度的模式。与此同时，它还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财富、合作以及人的尊严，代之以社会正义的幻觉。
这个“社会主义帝国”利用了作为其核心人口的无数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忍耐、幻觉与苦难。它还利用了欧洲和亚洲的无数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人的信仰——在那里，马列主义起到了一种世俗的宗教的作用。位于这座信仰与幻觉金字塔顶端的，是斯大林这位一贯正确的领袖本人的偶像。然而，领袖终有一死。斯大林的去世必然会造成合法性危机，并在其接班人之间引发继承权之争。
最重要的是，苏联受到来自西方的自信而有力的挑战。美国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和军力，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和大众的消费社会。斯大林反西方的斗争毫无胜算。令人痛苦的是，这一点在德国最为明显。在那里，当苏联人想把他们的占领区变成自己“帝国”在中欧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参见1952年1月21-25日《华盛顿邮报》上霍特利特关于此次交谈的文章；Mastny，“Cassandra in the Foreign Office”。关于斯大林与李维诺夫观点上的异同，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38-39。?????
Goncharov，Lewis，and Litai，Uncertain Partners，4-5.在1945年1月15日所罗门·洛佐夫斯基给斯大林的备忘录中，这一预期非常明显，见干Slavinsky，Yaltinskaia konferentsia i problema“severnikh territorii，”86。?????
斯大林致哈里曼，1945年8月19日，Special Files，box182，HarrimanCollection，LC；Slavinsky，“Soviet Occupation of the Kurile Islands，”62-64；Hasegawa，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1：63-64。更详细的背景可参见Hasegawa，Racing the Enemy。?????
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247-51；1945年8月22日和24日的日记，Dimitrov，Diary，380。关于英国人的反应，参见Hazard，Cold War Crucible，117，123。?????
1945年8月30日的日记，Dimitrov，Diary，381。?????
详情参见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
APRF中的9月13日电报，转引自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4。?????
APRF中的9月21日电报，转引自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4；另见Pechatnov，“Averell Harriman，”37。?????
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5。?????
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