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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以百万双计） 211.0 52.7 67.4 66.1
作为胜利者的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还不如战败的德国人。国家在战争期间通过强制购买战争公债、半自愿的捐赠和直接的税收，已经征用了人民很大一部分收入。通货膨胀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战前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了，但到1946年看起来，却像是无法企及的梦想。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斯大林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要苏联公民为将来的贫困与饥饿做好准备。1946年3月14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他亲自撰写并精心修改的反驳文章。他在文中称以前的那位英国盟友是“战争贩子”，与希特勒是一路货色。他把丘吉尔所追求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世界的“种族主义”统治与苏联的“国际主义”进行了对比。这次的严厉反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斯大林想用这种方式表明：对于西方对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的任何挑战，他都不会妥协。从现在起，普通公众所希望的，不再是与西方列强的合作，而是如何防止与它们开战。这种恐惧正是斯大林开展其动员运动所必需的。
斯大林让安德烈·日丹诺夫负责动员运动（人们称之为日丹诺夫主义）。日丹诺夫作为列宁格勒战时的党的首脑，其作用并不突出，然而其背景使之足以做好这次的宣传工作。他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父亲跟列宁的父亲一样，是公立学校的督学；而他的母亲是个贵族，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很有教养，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1946年4月，日丹诺夫向苏共中央机关和宣传人员传达了“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坚决驳斥“人民在战后需要休养生息之类的”想当然的说法。
斯大林的这次运动所针对的另一类对象是军队的指挥官。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怀疑这些欧洲的征服者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他想趁着大规模复员工作仍在继续，把他们管教得服服帖帖。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截止到1946年9月，苏军兵力已从顶峰时的1250万减少到450万。在此期间，军队的精英也变得不思进取，他们的战斗精神逐渐销蚀于醇酒、女色和侵占他人财物的狂欢中。1946年3月，对“胜利的一代”的高层首先进行的试探性清洗开始了。许多军队的领导人、国家的管理人员以及工程师，都在“飞机工业案”中受到诬陷。负责飞机制造业的人民委员阿列克谢·沙胡林（Alexei Shakhurin）将军以及苏联空军指挥官亚历山大·诺维科夫（Alexander Novikov）空军元帅被突然解职，然后又遭到逮捕，罪名是莫须有的用“有缺陷的”飞机装备红军。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军中反情报机构“发现”：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从德国运回了成车的物品和珍宝供家人和自己使用。现在，这位曾经骑着白色种马指挥胜利阅兵的苏联国家英雄，作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开始了半流放生活。斯大林的忠实副手、曾经在战时负责飞机工业的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也失去了他在苏共书记处和组织局的职务（不过，他很快得到了斯大林的宽恕）。这位独裁者想要表明，战争中的功劳并不能保证不会被清洗。对于老兵和其他许多人来说，伤害之外再添侮辱的是，1946年底，斯大林取消了胜利日这天的法定假日和公众庆祝，反倒是新年这一天给人民放了假。
一些被降级的老战士意识到了斯大林统治这一可怕的现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开始监听苏联军队的所有领导人，他们中有些人的谈话录音历史学家们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其中就包括瓦西里·戈尔多夫（Vasily Gordov）将军和他以前的参谋长费奥多尔·雷巴利琴科（Fedor Rybalchenko）将军在1946年除夕之夜的私人谈话。戈尔多夫，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柏林和布拉格战斗过的冷酷的军队指挥官，是朱可夫的同情者之一。他丢掉了自己的高级职位。愤怒和酒精让这两位将军没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他们一致认为，西方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苏联人民跟他们没法比。他们还认为农村的生活极为悲惨。雷巴利琴科说，“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愤怒，并在火车上，在所有的地方公开抱怨。说是因为饥荒，那是不可信的；报纸只是撒谎。只有政府活得好，人民却在挨饿”。戈尔多夫大声问有没有办法到国外（“在芬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作和生活。两位将军对失去西方的援助感到遗憾，还担心斯大林与英美集团对抗的政策会以战争和苏联的失败而告终。雷巴利琴科最后说：“我看用不了十年，它们就会用鞭子抽我们的屁股。所有人都说会发生战争。我们的威望一直在下降！没有人会支持苏联。”
心怀不满的军人完全清楚，斯大林在策划新的清洗。当雷巴利琴科说戈尔多夫该去请求斯大林的原谅时，后者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他带着战后的精英们所特有的那种骄傲，大声说道：“我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三天后，在与自己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戈尔多夫承认，他的农村之行（在他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参加“选举”之前）让自己得到了“彻底的新生”。“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解散集体农庄，明天就会有秩序和市场，一切都很充裕。不要干涉人民；他们有权过得更好。他们在战斗中赢得了这些权利！”戈尔多夫最后还说，斯大林“毁掉了俄罗斯”。
在苏联精英中，这样批评斯大林的还很少见。但到了1946年底，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因为当时一场严重的干旱袭击了乌克兰、克里米亚、摩尔达瓦、伏尔加地区、俄罗斯中部、远东、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肥沃的地方。天灾，再加上战后缺少人力与资源，导致了发生大饥荒的危险。但斯大林和他采取的政策不但没能防止饥荒，反而造成了这场人为的灾难，就跟1932～1933年的饥荒相似。
斯大林跟20世纪30年代一样，拒不承认灾难正在发生，而是宁可去指责“破坏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食物短缺的责任据说在于这些人。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掌握着数量庞大的“战略”储备粮，那是他用无情的手段积累起来供战争使用的。现在他拒绝发放这些粮食供人们消费。在国家金库中，斯大林还有1500吨黄金可以到国外购买食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斯大林禁止出售黄金。他甚至拒绝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俄罗斯的粮食援助（只是允许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些）。同时，他还许诺要把苏联的食品送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还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为了给工业建设和改良军备提供资金，斯大林又开始采取战前的剥夺苏联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政策。1946～1948年，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增加了30%，而到1950年则陡增到150%。国家不仅拒绝偿还战争公债——“借”苏联人民的那几十亿卢布实际上都被没收了——还把新的重建公债强加到挣扎中的苏联公民头上。
斯大林肯定明白怨恨当局和他自己的人有多么多，但他也知道，只有精英才是真正的威胁。米高扬回忆说，斯大林“知道俄国农奴的主要特性就是特别能忍”。以打掉精英们的傲气和自主精神为目的的清洗，逐渐变成了针对他们的新一轮的恐怖。在1945年和1946年，内务部特别委员会起诉的案件数量有所减少，从26600起降到了8000起，但到了1949年，又陡增到38500起。1947年1月，戈尔多夫将军、他的妻子以及雷巴利琴科将军，连同军队的其他要人及其家属，遭到逮捕并被投进监狱。这些清洗还是有限的、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批判。但没过几年，当冷战使世界出现两极对立、斯大林的地位变得不可撼动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对精英的大规模迫害就开始了。
斯大林对苏联社会的“巩固”
诺曼·奈马克评论说，“战争为统治者的种族清洗找到了借口”并“通过暂时取消民法提供了对付令人讨厌的少数派的机会”。与西方日益加剧的对抗成了斯大林恢复对精英分子的全面控制的契机，而且还让他有了正当的理由，实现苏联精英及官僚系统的俄罗斯化，并借助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主旋律和刻板的种族等级制度，加强对苏联社会的控制。
作为官方反犹政策的遮羞布，反“世界主义”运动是加强对苏联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随着冷战的开始，斯大林对犹太人的猜疑也在增加。在他的想象中，苏联的犹太精英、美国的犹太人组织以及他身边的犹太人正在策划阴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和安德烈·安德烈耶夫（Andrei Andreev）在内的许多政治局成员娶的都是犹太女子，而这一点现在开始引起斯大林的怀疑。1946年，日丹诺夫逐级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要加快速度，把“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干部，主要是犹太裔干部，清理出苏联的官僚系统以及包括宣传、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在内的关键岗位。第一波打击——这反映了优先考虑的新重点——针对的是苏联情报局。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克里姆林宫战时宣传的喉舌。对于自己部门中不能准确理解“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敌人是谁的那些官员，日丹诺夫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拆掉那里的犹太会堂”。苏联犹太人已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了二十多年，各行各业和文化精英中都有许多犹太人。现在是清洗他们的时候了。
1948年春，一些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莫斯科呼吁，要求派“五万”苏联犹太人作为“志愿者”到巴勒斯坦帮助他们对付阿拉伯人。他们承诺以支持苏联的利益作为回报。苏联的官员和中东问题专家对此非常怀疑；主流的看法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阶级本质肯定会使犹太复国主义者站在美国而不是苏联一边。出乎意料的是，虽然斯大林的反犹倾向在不断增加，他还是力排众议，命令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1948年5月，甚至在巴勒斯坦的战事还没结束的时候，苏联就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合法地位，而当时就连美国也还没有那样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声称，“除斯大林和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反对这一决定。他解释说，如果不承认以色列，那会让苏联的敌人把这说成是反对犹太人的民族自决。但是，这样做更可能是由于斯大林认为，要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外，他一定还希望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加剧英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希望获得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然而，就像大部分专家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很快就倒向了美国。另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包括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表现出的惊人的支持力度，让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大吃一惊。就连伏罗希洛夫的妻子叶卡捷琳娜（Ekaterina）（戈尔达·戈布曼，Golda Gorbman）也在以色列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对伏罗希洛夫的亲戚们说：“现在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国家。”在斯大林的眼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JAFC）已经变成了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以色列相勾结的犹太民族主义温床。斯大林知道，许多苏联犹太人都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著名演员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视为他们非正式的民族领袖。在战争结束时，他们向莫洛托夫、他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Polina Zhemchuzhina）、伏罗希洛夫以及卡冈诺维奇呼吁：帮助他们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甚至在承认以色列之前，那位独裁者就开始采取措施，消除他想象中的苏联国内潜在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1948年1月，国家安全部（MGB，前身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用一起交通事故杀害了米霍埃尔斯。到1948年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其他领袖也都遭到逮捕和审讯。除了其他许多罪名之外，他们还被指控策划所谓的阴谋，要把克里米亚变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美国在苏联内部的滩头阵地。1949年1月，苏联情报局前局长兼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政治督导、莫洛托夫的副手洛佐夫斯基被捕。莫洛托夫的妻子也遭到逮捕。莫洛托夫回忆说，当斯大林在政治局宣读搜集到的有关波利娜·热姆丘任娜的材料时，“他的双腿开始颤抖”。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苏联“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妻子以及斯大林的贴身秘书亚历山大·波斯科列贝舍夫（Alexander Poskrebyshev）的妻子头上。事实证明，这只是反“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这场大运动的序幕。运动的高潮是斯大林去世前不久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当时逮捕了许多医生并宣称，这些人在按照美国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的指令，据说准备暗杀苏联的军政领导人。苏联犹太人，包括苏联官僚系统和文化精英中的许多人，预计即将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中，克里米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表明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南翼以及向土耳其和伊朗的施压未果仍然耿耿于怀。1947～1948年，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