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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而必要的市场改革。腐败之风如海啸一般席卷俄罗斯。俄罗斯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扼腕。它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94～1996年间在车臣山区输给了分离主义分子的非正规部队。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家们就像其东欧同行一样，以为政治会按照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以为资本主义的新俄罗斯将会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相反，正如有些专家曾经警告的那样，经济变化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冲击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反应，人们反对叶利钦政权及其“民主”道路。俄罗斯与波兰、捷克或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全国性的强烈的亲西方共识抵消了这种反应。而在俄罗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感召力，连同鼓吹其优越性的政治党派和领导人一起垮掉了。主张采取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寡头和犯罪分子侵害的呼声越来越高。观察家们开始担心，由于经济受挫和宗主国自尊心受到伤害，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有大爆发，结果就会出现一个“魏玛共和国式的俄罗斯”（Weimar Russia）。1999年，这一切开始影响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反美情绪急速增长：在俄罗斯的大众意识中，在知识界的精英中，冷战结束时对美国抱有的明显好感和正面印象都消失了。俄罗斯政府不但没有仿效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还开始拒斥“华盛顿共识”——后者在经济上强制要求进行令人休克的转型，政治上则要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它还对美国的智慧及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俄罗斯，那有点夸大其词，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日益強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美国的对俄政策是要负责的。冷战期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了谨慎的遏制政策，明智地构建起“自由世界”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并在冷战胜利后领导西方扩大自己的范围。不过，对于俄罗斯，美国缺乏远见卓识，缺乏具有连贯性的战略。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当共产党在莫斯科不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变得明朗之后，俄罗斯就从美国的电视屏幕和报纸的前几页中消失了。从中国到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发展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其次，美国的对俄政策所面向的，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是过去。在美国，许多个人和集团仍然在用充满怀疑和偏见的目光看待俄罗斯揪住苏联和沙皇时代的过去不放。在他们那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和古拉格的形象、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记忆以及有关亚洲落后的独裁统治的神话都被混为一谈。俄罗斯在车臣的无能而野蛮的战争激活了这种带有恐俄心理的想象。美国社会中的狂热分子担心，如果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不能得到拯救并转向民主，它就会倒退回苏联时代的“邪恶帝国”。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俄罗斯陷入无政府和腐败的泥潭中时，俄罗斯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形象就改变了它不再是“雄心勃勃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被劫掠一空、处于核武化无政府状态的地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盗贼统治的国家”。1999年之后，美国政府和媒体逐渐开始采用指责的腔调，指责俄罗斯政府未能走上指定的民主化道路。
美国虽然在批评俄罗斯的罪责与缺陷，但却从未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提供任何经济激励和精神鼓励。由于一个荒唐的理由，俄罗斯甚至从未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正常权利：国会在1974年因为移民自由问题而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地位的立法也适用于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对俄罗斯旅客和游客的签证限制也收紧了。美国的许多私人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经济和政治咨询机构以及传教士在俄罗斯开展行动，用半殖民主义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向他们宣教并劝说他们改变信仰。1993～1999年，克林顿总统与“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过，俄罗斯改革家们想为自己抛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帝国而获得的回报可远不止这个。对于叶利钦的亲西方取向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俄罗斯从其与西方的关系中一无所获，而且还被当作延长了缓刑期限的罪犯来对待——如果不是更糟的话。随着欧盟与北约的扩大，俄罗斯无法融入“新”欧洲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北约邀请曾经属于苏维埃帝国的那些国家加入它的行列，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那些国家，反苏反共的情绪引发了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怨恨。在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许多人都忘记了，俄罗斯人也曾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怀疑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只不过是那个老帝国的化身。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有些政治家认为，北约的目的是想保护他们不受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害。
当然，俄罗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疏远“新”欧洲及美国，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开始以伟大的俄罗斯而不是已经名誉扫地的民主改革观念为基础来加强社会的团结。起初很微弱的反西方的声音，慢慢成了主流。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新”俄罗斯与北约首次出现了严重的对立。1999年，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北约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结果，轰炸了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而这样做据说是为了防止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屠杀。然而，俄罗斯人将此举视为对塞尔维亚主权的侵犯，而该国在历史上就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盟友。俄罗斯政府是把轰炸行动当作“北约侵略”来对待的。在俄罗斯媒体上，亲西方自由派的声音实际上消失了。美国在欧洲发号施令并无视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及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这让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觉得受到了侮辱。叶利钦想在解决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争端中发挥作用的种种尝试，只能暴露出俄罗斯的无能到了什么程度。美国人在1989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建立“欧洲大家庭”的承诺，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俄罗斯人——不仅是官员，还有广大民众——都倾向于认为，美国和西方不想让俄罗斯在这个世界中拥有一个体面的位置。在叶利钦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这些趋势一如既往。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袭击之后，普京总统立即主动表示要提供援助，这些援助为打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俄罗斯的精英们却认为，美国笑纳了俄罗斯人的帮助，却从未做出相应的回报。布什政府反而恢复了似乎已被冷战的终结埋葬了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由新保守主义观念支配的华盛顿还宣布发动圣战，要将民主传遍全球——首先从中东阿拉伯地区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开始。当美国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精英们都被激怒了，就连那些先前支持亲西方取向的人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最恶劣表现。当美国开始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中亚推销和支持“民主革命”时，普京政府进行了尖锐的反击。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和政策分析人士眼里，美国此举表明，西方排挤俄罗斯的游戏进入了新的阶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尚未谋求在原苏联周边地区推销民主。相反，它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立场，利用华盛顿对沙特阿拉伯维持了几十年的那种模式，把注意力放在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这些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威权主义国家身上。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还修建了输油管道。这些管道故意绕开俄罗斯，把原苏联周边地区与西方的商业利益拴在一起。不过，2003～2005年，为了迎合救世主式的政治观念，这一谨慎的模式被放弃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让对俄罗斯怀有敌意的领导人上了台。2004年12月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尽管是自发的群众性现象，还是让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陷入僵局。双方都力挺自己的候选人竞选乌克兰总统。俄罗斯对乌克兰选举的粗暴干涉结果适得其反。乌克兰，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叶利钦执政时的俄罗斯更为混乱和腐败，接受了西方的支持，成为“民主的灯塔”。
就连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也批评布什的对外政策中“关于利用北约推销民主的唠唠叨叨的说教”。这种“唠叨”对普京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是透过新发现的、带有俄罗斯特色的实用政治的镜片看待这个世界的。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的救世观念和叶利钦的罗曼蒂克的西方主义的后遗症，让俄罗斯的新领导层明白，好的意图不如权力来得重要。而俄罗斯也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那个软弱而混乱的国家了。普京，这位前克格勃军官，镇压了车臣的分离主义活动，强化了俄罗斯国家和军队的力量，并使俄罗斯社会变得更加团结。他对“华盛顿共识”置之不理，却信奉“北京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榜样，它表明，一个牢固的威权主义国家，如果采取谨慎的政策，是可以驾驭市场的力量并推动经济的飞速增长的。普京政府特别关注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克里姆林宫试图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国家，它不仅要控制大众媒体和大众政治，还有大公司。2003～2004年，普京驱逐或关押了一些与政治掺和到一起并挑战其权威的企业巨头。在普京的批评者当中，有些人是以死亡而告终的。他以及他身边的那些老克格勃，动用国家力量查抄大公司，并创建了一批“国家捍卫者”，也就是国家垄断企业，由普京的助手及其子女管理。出售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收入也改变了流向，流到了克里姆林宫那里。普京和他那些人小心翼翼，不给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受西方势力操纵的大众政治以任何可乘之机。
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在普京之前就开始了，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却开始有了奇迹般的表现。1999-2007年，俄罗斯的经济以每年大约7%的速度增长，并最终达到了它在崩溃前的规模。实际收入和个人消费翻了一番还多，恶性通货膨胀结束了，卢布又成了稳定而坚挺的货币。虽然俄罗斯未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任何经济角色，但全球经济却突然为之提供了大把赚钱的机会。在中国、印度和世界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能源价格的飙升为俄罗斯预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结果，普京的俄罗斯从石油中获取了比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得到的更多的暴利。尽管普京的俄罗斯之前连工资和养老金都没钱支付，但它现在却积累起了世界上第三大外汇储备，偿清了它的大部分外债，并开始在美国和西欧大量投资公债和证券。社会发展趋势也随着经济的恢复而发生了变化。出生率开始上升，缓解了人口灾难。由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俄罗斯人构成的为数达几百万的新中产阶层出现了。他们拿高薪，讲英语，在欧洲、土耳其、埃及、印度和泰国度假，拥有公寓、乡间别墅和汽车，在互联网上查阅信息。这种繁荣总体上偏向于莫斯科，但俄罗斯其他地方也从建设和消费的浪潮中得到了好处。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像他们在普京领导下生活得那么好。
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采取了苏联时期的某些习惯性的和标志性的做法，其中包括苏联有关二战的爱国主义宣传。由教育部向几百万俄罗斯高中生推荐的新教科书称赞苏联“对于全世界无数的人民来说，是最好、最公正的社会的典范”。这本教科书还说，美国“发动了”冷战，并且由于这个原因，“民主化当时不是斯大林的选项”。该教科书解释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没有得到任何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就拱手交出了苏维埃帝国；北约的扩张“为莫斯科定下了一个任务，要在后苏联时代的世界里追求一种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
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支持普京的道路及其刚柔相济的威权主义。俄罗斯的新中产阶层并不支持那种反对克里姆林宫把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的政治主张。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大跃进，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都是个苦涩的教训。他们把西式的改革与不幸、犯罪及国家制度的崩溃联系在一起。2004年，他们以压倒性的优势使普京再次当选。民意调查显示，稳定、降低犯罪率和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收入再分配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经济与社会的复兴提升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2004年，58%的俄罗斯人希望普京恢复俄罗斯作为一个伟大而受人尊重的大国所应有的地位。在国家控制的电子媒体的影响下，他们对于被神化的苏联的过去有了一种怀旧感。尽管在俄罗斯也有谴责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帝国的书籍和电影，但许多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糊涂，有些人甚至把斯大林视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
这两种趋势——西方的扩张与俄罗斯的复兴，必定要产生摩擦。2005年，普京把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概括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确保国际秩序稳定”的伙伴关系。然而到了2006～2008年，俄罗斯逐渐开始挑战北约和美国。使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俄罗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