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_第1节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内容简介

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祖博克对这个 20世纪最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除其他资源之外，他还利用最近解密的政治局记录、密码电报、日记和谈话录音，使本书成为从苏方出发对冷战进行完整地描述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失败的帝国》呈现出的历史与西方胜利者所写的大不相同。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认为，西方有关冷战的阐释，错在要么夸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实用主义倾向，要么夸大了它的侵略性。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祖博克对这个20世纪最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除其他资源之外，他还利用最近解密的政治局记录、密码电报、日记和谈话录音，使本书成为从苏方出发对冷战进行完整地描述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失败的帝国》呈现出的历史与西方胜利者所写的大不相同。 祖博克在此书中认为，自斯大林始，长期对苏联领导人的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革命-帝国范式，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和追求成为社会主义帝国这两大因素主导了苏联领导人在冷战中的决策。直至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这一点才发生改变。另外，此书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作者认为在历史事件中，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如，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浪漫主义，正是他在追求与西方世界的和平这一问题上的天真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如果换一个领导人，苏联还是会在全球范围内收缩，但可能仍然可以继续凝聚各加盟共和国及中东欧的部分国家，而不至于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的突然崩溃。

本书所获赞誉

“这是一本既适合专家也适合有着广泛兴趣的人阅读的书……它应该会重新激发起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严肃讨论。”

——历史图书俱乐部（History Book Club）

“这本书中发人深思的描述也许是迄今为止有关冷战中苏联一方写得最为全面和扣人心弦的。”

——《弗吉尼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祖博克的书确立了用来衡量未来历史研究的重要标杆。”

——长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外交与国际关系史圆桌评论》（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这是从苏联一方解读冷战的最好的历史书。祖博克的分析远不止是一种概要性的叙述，而是以最前沿的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他利用了最新获得的原始资料并对它们作了极其敏锐的解读。”

——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本书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出色的概述，并围绕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与误判，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有力的解释。”

——文安立（O.A.Westad），《全球冷战》的作者

“（这是）一部有关苏联冷战期间对外政策史的著作，文献极为翔实，对克里姆林宫的关键决策者的动机的揭示发人深省……凡对冷战或1945年后的欧洲史感兴趣的人都该读一读。”

——《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叙述流畅而可信。”

——《国际关系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这本书）对苏联兴亡作了饶有兴味的和真正富有洞见的研究……对于理解苏联史以及整个20世纪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哈珀新闻（WHRW News）

“（这本书是）对长期被西方中心论的分析所占据的领域的重大贡献……值得大力推荐”

——《选择》（CHOICE）

“在通过新获得的原始资料重估苏联对外政策的那些人当中，祖博克显得特别重要……[《失败的帝国》]把故事扩展到冷战结束，并对整个这段时期作了精彩的概述。”

——《国际关系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它）利用了新的重要的原始资料，但也为影响双方政策形成的因素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路径。”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它）属于有关苏联的冷战问题的新的权威性作品——对学者和学生来说都是如此……（它）将新与旧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对20世纪下半叶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又为重构政策背后的那些因素提供了鲜活的新材料……这本书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独树一帜。”

——《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中文版序

拙著得以译成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字并与中国的读者见面，这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董风云编辑。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与金融强国，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责任、义务和挑战，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因此而变得与认识国家的历史一样重要。单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觉得，《失败的帝国》既有趣又有用。他们可以获得的不仅是些事实，对中国不久前的过去具有重要的意义，还有些解释，以说明苏联过去为什么未能成为全球领导者。

我对“冷战”“帝国”和“失败的”这些词的使用是很谨慎的，因为它们有些反映的是美国和西方的视角。对历史的解读永远不会是中立的，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完全支配了当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此外，我是在苏联长大的，出生于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的教育。因此我清楚，关于冷战国际史，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等之间看问题的视角存在着差异。拙著展示了苏联人的视角。不过，我尽力将苏联人的观点、动机和行为置于一种宽广的国际关系背景中，以说明为什么有时苏联显得那么成功，有时莫斯科又犯下拙劣的错误。

借用卡尔·马克思的话，历史学家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书写历史。我生于1958年，当时正值中苏同盟的高潮，其后我经历了中苏失和的低潮。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80年代初与美国的激烈对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令人难以忘怀。25年前，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对西方，对“文明国家共同体”，对美国的善意，曾经充满热情与信任。如今，同样是这些朋友，有人已对西方和美国失去了信任，甚至还怀有敌意。这些急剧的变化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我的成长来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们让我懂得，过犹不及，不要贸然得出结论。

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失败呢？本书的读者将会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依我之见，当初苏联雄心勃勃，想要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结果使自己承担了过多的全球义务。莫斯科未能建立起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可以与西方共同体成功竞争的国际共同体。最后几代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试图结束冷战：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是以缓和的形式，在戈尔巴乔夫是以“欧洲大家庭”及与中国和解的形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导致了经济、政治和金融的崩溃。金融方面是个关键。苏联在自然资源方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却并未学会人类文明久已学会的东西，即如何利用贸易和实业去积累金融财富。

苏联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结果，苏联的共产主义堕落成一套空洞的说辞，无法起到激励人们——无论老少，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心灵和精神的作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没有成为苏联的柱石，所以在政治改革与动荡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也就不足为奇。它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撂在了一边。

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很多。他们中许多都是我的朋友。我过去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现在仍然如此。我也得益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最近对中国在冷战中的角色的发现非常有趣。先是作为盟友和朋友，然后又作为对手和敌人，中国在苏联人的想象中拥有突出的地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发现要留待将来去讨论了。历史学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永远不会终结的讨论。

英文版序（一）

俄罗斯的复仇

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在地缘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了国际秩序的中心。必胜主义论调在西方甚嚣尘上，几乎所有来自前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华盛顿的援助、保护和建议。而在华盛顿，人们一致认为，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正在美国顾问的引导下朝着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方向“过渡”。这也曾是俄罗斯的期盼。

在美国的领导下，获得胜利并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西方开始东扩，吸纳那些传统上具有强烈亲西方取向的东欧国家。甚至在1989年欧洲分裂局面结束之前，这些国家就已开始偷偷摸摸地转向西方。欧盟的扩大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具建设性的新发展。建立共同欧洲的计划以及追求现代与繁荣的愿望，帮助化解了困扰着大陆东部的德国与波兰、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历史恩怨。在过去，这些新成员国大多都是被当作想从大国餐桌上讨得一些残羹剩饭的帝国行省、卫星国或二等国家来对待的，有些甚至从来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入欧盟让这些国家在精神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帮助它们抵消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由于令人痛苦的衰退而带来的影响。按规则办事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政治上确保了后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顺利过渡。“新”欧洲与“老”欧洲的一体化，用没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签证壁垒的共同空间取代了“铁幕”。

1989年后，美国扮演了为欧洲安全提供保证的角色。1996年，美国支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从那以后，北约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欧洲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它的行列。按照挪威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有名的说法，美国在冷战期间曾扮演过“受邀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的角色。而此时北约在接着扮演这样的角色。2004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北约。一战后受到排挤二战后又被斯大林化的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终于交上了好运。

事实证明，对于原苏联的中亚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1992年获得承认，成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新俄罗斯不但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还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苏联债务。由于其地理位置再加上辽阔的疆域，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都不合适。华盛顿、莫斯科——尤其是伦敦和柏林的国务活动家及外交官们，不会忘记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名言：该同盟的目的是要“让美国人进来，俄国人出去，德国人躺下”。克林顿政府曾向俄罗斯人保证说，这句话不再适用了，而且还主动提出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俄罗斯接受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极为孱弱，其领导层似乎急不可耐地想加入西方的序列而不管条件如何。然而，俄罗斯的行为很快就开始让西方失望了。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俄罗斯未能实现共产主义崩溃后他们所期待的那种“过渡”。叶利钦政府——西方国家为之提供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对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试图像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一蹴而就地建立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带来的伤害和争议比在东欧国家还要严重。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改革家们一心想让俄罗斯摆脱国家集权主义的苦难并防止共产党东山再起，所以就迅速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国有资产最后大部分都落到了犯罪集团和少数与政府官僚机构有勾连的大企业寡头手中。俄罗斯的经济萎缩了2/5还多，这样的衰退比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遭遇的还要严重。国家的各个领域，包括军工综合体的几十个大型产业集团和技术城市，都因失去资金而凋敝。改革家们未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失去毕生积蓄的俄罗斯人就从卢布逃向美元。苏联时代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医疗和带薪休假，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暴力犯罪猛增，平均寿命也从70岁骤降至65岁。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它的科学与工程以及教育与文化都在挨饿，只是靠美国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少数西方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保全。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才干的俄罗斯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原因而移居国外。叶利钦推行的改革所忽视的不仅有俄罗斯社会，还有国家制度。从苏联解体中产生的这个国家非常虚弱，无力征税，也不能进行有